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又发动了对整个华北及全国各地的进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而且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1937年９月25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因此，抗战爆发后，天津地下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支援抗日游击战争,输送人力、物力，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 　　　　平津沦陷后，大部分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根据北方局指示，于1937年7、8月间陆续撤离天津,分赴各地组织与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分几路撤走：一路经大后方转延安、太原,参加八路军和党领导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决死队”；一路到河北省保定,组织抗日游击队，转战于冀西；一路南下,沿津浦路线到东光一带,开辟新游击区。留在天津的同志做冀东的工作和天津、北平、唐山的工作。 　　　　为了领导天津及周围地区的抗日斗争，我党利用天津租界的特点，于1937年７月中旬在天津重建了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在点线方面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组织，蓄积力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同时利用一切形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日常经济斗争,壮大自已的力量,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在点线以外则组织与发展津南、冀东、平西的抗日游击战争。 　　　　天津党组织在开展郊区游击战争的同时，随即整顿了市内党组织并转入绝对秘密的、长期艰苦的工作阶段。党的外围组织“民先”也建立了秘密机关，恢复和发展了基层组织，编印了队刊《灯塔》，与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组织密切联系，配合行动，并继续为抗日战争输送干部。这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一直坚持到1940年“民先”队部的领导成员全部撤出。 　　　　为了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适应抗战需要，在省委领导下，1937年８月，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由李楚离、王仲华负责（后来是姚依林、朱其文负责）。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 “自卫会”吸收了在天津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任委员会成员。 “自卫会”还出版了《时报》、《新闻报》、《大华报周刊》等报刊，进行抗日宣传，报道前方战事和游击战争的发展，借以鼓舞华北人民的斗志。 　　　　“自卫会”成立后，发出了《告华北平津同胞书》。指出：“日本这次侵略的主要目的，在于灭亡我整个中国，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华北五省”，“为了确保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７月，在河北省委领导下，冀东党组织联合各阶层爱国人士，与八路军邓(华)，宋(时轮)纵队里应外合，掀起了冀东20万人抗日大暴动。从此，抗日烽火燃遍冀东全境。在这次暴动前，自卫会曾做了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并向社会上层分子和资本家募集资金，购买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等送往冀东。天津河北工学院教师杨十三、洪麟阁在抗战爆发后，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工字团,参加了这次暴动,后来又在冀东坚持游击战争。1938年10月，洪麟阁在蓟县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1939年，杨十三牺牲在太行山的一次战斗中。朱德总司令亲自主持了杨十三的追悼会，毛泽东送了题为《悼念冀东抗日英雄杨十三》的挽联，联曰：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朱总司令在挽词中称赞杨十三是“渤海毓雄，民族之杰”。 　　　　冀东暴动以后，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的活动逐渐停止。这时，中共河北省委撤离了天津，转移到冀东，改为冀热察辽区党委。后来，随着部队转到平西，改为冀察热区党委。党又在天津成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北平、天津、唐山及华北铁路沿线党的工作。其任务是：深入隐蔽，积蓄力量，通过外围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继续输送青年知识分子和药品等物资到根据地，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天津人民把解放区看作祖国的希望，地下党派地工人员打入邮电系统，以工作之便，经常出入市区传送情报， 护送干部和青年前往敌后。 地下党还同根据地派遣来津的地工人员密切配合，开辟“大红桥码头”党的活动点，使之成为秘密运输物资的水上启运点；估衣街的“中西大药房”，把许多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械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根据地；河北大胡同的“益顺兴文具工厂”为根据地提供油墨、纸张、文具、印刷等物资；振兴蓆庄，天利贸易行是根据地采购人员的秘密联络点；有20多名盐业工人奔向解放区帮助那里开展盐业生产；三条石的许多工人经常给家乡运去一些生产设备支援抗日。 　　　　天津各界人民还从经济上支援抗日战争。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曾是天津人民支援抗日根据地的秘密募捐中心，各界人民纷纷为抗日战争慷慨解囊。 　　　　天津人民和根据地人民心连心。

原文 发表于天津图书馆－抗战纪事http://dlibrary.tjl.tj.cn/tjkzjs/qmkz/jtjgztdkrhd.htm  浏览：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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