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团”崛起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抗御外侮的庄严战幕。当时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无不同仇敌忾。在敌人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攻势下，华北的大片土地沦陷了，平、津沦陷了，许多爱国志士毁家纾难，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行列。 　　　　当日军进攻天津时，河北工业学院已遭战火浩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有目标地投下炸弹，将学院的建筑全都破坏，耗资三十万元新建的水利实验馆也被炸毁，校舍荡然无存，引起了全院师生的极大义愤。这年冬季，以路秀三为首，召集马澧(电机系主任)、杨拾三、连芬亭、洪麟阁、赵显斋(校友，当时在唐山永利碱厂分销处任经理)和张秀岩等人，在英租界伦敦道伦敦里4—5号(现和平区成都道鹏程里)一起研究对策。面对学院已成废墟，与会人士仇日抗日之心异常激烈，一致认为应寻找出路，抗御外侮。后经路秀三、杨拾三、马澧三人联系，他们一同参加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简称天津人民自卫会)，这是一个地下组织，成员有王若僖(国民党人士、天津电信局局长)、路秀三和李楚离(共产党人士)等。当时参加的人有赵显斋、洪麟阁、连以农、司可荣、杨效昭(杨拾三长女)、杨效贤(杨拾三之侄)、杨效棠(杨拾三次子)、杨启伦(杨拾三之堂弟)、马树璐(马澧长子)和张秀岩等人。这些人在天津人民自卫会名义下组织起来，定名为“工字团”，由路秀三和王若僖负责，参加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并联系买枪械，利用运煤的火车将武器偷运到冀东，准备与日军拚搏! 　　　　地北坨洪杨起义 　　　　经过“工字团”的一番努力，做了许多组织和发动工作。首先由洪麟阁、杨拾三带领有关人员，陆续潜离天津去到冀东。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洪麟阁(原籍河北省玉田县地北坨村)和杨拾三在地北坨举行了起义。由于老百姓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乡民们对日寇怀有刻骨仇恨。洪麟阁在家乡玉田县地北坨一带很有声望；杨拾三原籍迁安县，与玉田相近，他在家乡一带也很有声望。因此，由他二人为首发动农民起义是比较有号召力的。当时，将起义地点设在地北坨，建立起一支游击队伍，定名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四军分区、游击队。活动范围是丰润、玉田、遵化三县。这支游击队是和邓华、宋时轮队伍(简称邓宋支队)及李运昌的冀热察边区司令部并肩作战的，司令员是洪麟阁，参谋长为李楚离，政治部主任杨拾三，经理处(军需处)处长连以农，军法处处长马溪山(字伯元)。因连以农经常外出联系工作，由张秀岩代理经理处处长职务。这些领导人员都是经过天津人民自卫会任命的。 　　　　冀东各县土地肥沃，地方富庶，老百姓生活原本比较富裕，乡民们几乎每家都有自卫枪支。游击队在起义初期人数较少，后来逐渐壮大。队伍每到一处首先和地方“维持会”联系，然后发动群众，号召献枪、献粮和动员青年人参加队伍一起抗日。乡民们目睹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对民族的苦难遭遇都有切身体会，因此对游击队表现了无比的尊重和热情。老百姓主动、积极地支援枪支、弹药，有的人把整箱的弹药支援给游击队。每到一处，群众捐献的炒米总有十麻袋到二十麻袋。有的连人带枪支弹药一起到游击队，一时形成了参军热潮。当时游击队的人数已达二千多人，组成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常之玉，第二中队长杨寿卿，第三中队长常之英(包括司令部卫队)。 　　　　队伍建立起来以后，立即向敌人发动进攻。首次战役在同年六月下旬发动，首先攻打玉田城，士气十分旺盛。敌人的武器虽然比我们强，但他们人数少(城内敌军总共只有几百人)，又因我方攻城出其不意，玉田城很快被我军占领了，洪麟阁的侄子和一些官兵在战斗中牺牲。当时，日军官兵除死亡的外大都逃跑了，只剩下一个日本电信局长；部队进城后将他杀了，为死难的烈士报了仇。 　　　　首战攻克玉田城，鼓舞并增强了乡民抗日的信念，随着抗日战争的继续发展，冀东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玉田、遵化、丰润一带农民响应起义的十分踊跃，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不计其数，这支游击队不断地扩大，最后达到五千余人。 　　　　第二次战役在同年七月上旬，目标是攻打沙流河镇。事先我方派侦查员到该镇探听，得知敌兵驻扎沙流河的人数较少。我方以一部分主力，仅用半天时间，将驻守沙流河镇的守敌打垮，收复了该镇。不久，又有计划地进行战略转移。 　　　　第三次战役在同年八月中旬攻打小狼山。不意在途中和敌军遭遇，因敌军人数较多，用机关枪、小钢炮向我方射击，我方官兵伤亡较重。但游击队员们个个奋不顾身，在与敌人激战中杀伤了许多敌军。这一战役，洪司令员的卫队长(姓赵)英勇地牺牲了。 　　　　第四次战役在同年九月，部队准备到鲁家峪，途中与敌军遭遇。我游击队立即占据一山头，另一山头被日军占去，敌人用小钢炮向我方射击，我方以机枪还击，相持十几个小时。黄昏时刻，敌人停止射击，我方乘机集合队伍，向柴沟铺转移，经过夜间急行军到达窝洛沽，队伍进行休整。 　　　　自从游击队建立以来，除了打过几次较大战役，还经常派侦查兵外出侦查敌情，发现敌军人数少，我们就主动进攻，破坏敌占区的电线杆，砸毁敌军的汽车，切断敌人的电话、电灯线路，使敌人终日不得安心，因此敌人将洪、杨地北坨起义称为“洪杨之乱”。 　　　　“工字团”再起抗日至日本降伏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经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后，司令部便驻在鸦鸿桥。李楚离参谋长来到鸦鸿桥和洪、杨研究工作，并转达共产党军方领导人萧克和邓华的建议，“让正规化队伍再回原地配合八路军作战”。经洪、杨同意，我军全部由鸦鸿桥开赴铁厂整训。我们白天住村庄，夜间行军，沿途遇到小股敌人就消灭掉，遇到敌人大部队就避开。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几个敌军和几匹马，他们是送给养的，我们消灭了敌军，并缴获了马匹和给养。又一次，走到怀柔县的一个村庄叫台头村，到那里需要经过一座山，时已傍晚，还没等过山，敌人发现了我们，他们的机枪象雨点一样围绕着我们射过来，我们立即隐蔽观察，没有还击。深夜敌军走了，我们整队集合，人员无一伤亡。走到台头村时，天正下着雨，老百姓告诉我们李运昌的队伍刚刚走，这个村已没有余粮了，官兵仅以稀粥充饥。虽然环境艰苦，条件恶劣，但官兵们始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拂晓，我们发现了敌情，敌人的骑兵包围了指挥部，洪司令员带卫兵们英勇奋战，正面的敌兵被我军击退。他们退缩到一所宅院里，洪前往追击，敌军的其他骑兵又来包围，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人数和弹药相差悬殊，结果，洪司令员腿部受伤，眼睛被炸。当我军被包围时，洪司令员即派一通讯员往第二中队送信，调杨寿卿部援救，在支援部队尚未到达前，洪司令员及其卫队二百余人在激烈战斗中均壮烈殉职。洪的遗体装殓在老百姓给的一个木箱里，停放在当地的土地庙内。 　　　　洪麟阁牺牲后，士气立刻低落，战士大都离散，前往铁厂整训已有困难，经在阵前的部分领导人研究，决定暂先回到天津，重整旗鼓，以便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回津后，我们住在英租界益世里(今和平区柳州路)。不久，李楚离也赶到天津，和“工字团”主要成员杨拾三、路秀三、马溪山、连以农和张秀岩等共同商量，将干部分成三部分，作如下安排： 　　　　1、杨拾三、乌溪山、连以农、杨效贤去涉县(在邯郸附近)，投奔杨秀峰。 　　　　2、第二中队长杨寿卿来后，经过研究，立刻返回冀东，投奔李运昌。其他第一中队长常之玉，第三中队长常 之英单独参加八路军。 　　　　3、留守在天津的路秀三、马澧和张秀岩，以及这些抗日家属都住在英租界，以天津为基地，并委张秀岩在天 津负责后勤工作。在英租界狄更生道(今徐州道)建立一个掩护点——义聚合米庄。张秀岩在这里当了三年 “经理”。从外观上看是做米面生意的，但实际上是抗日游击队的供应处，又做为当时在天津的华北党政军 联合办事处的一个联络点。张秀岩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是由路秀三介绍的。 　　　　关于“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华北地区设立的一个抗日地下组织。一九三七年底在天津设立，王若僖是负责人。主要成员有路秀三、王任远、许惠东等。联络点除了义聚合米庄，还有王任远在法租界教堂后(在营口道与贵阳路之间)开设的广生祥米面庄(经理姓蔡)。在王若僖被日本侵略者通缉逃离天津后，由阴耀武担任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负责人。 　　　　以后，驻津日军通缉路秀三，他就跑到重庆去了。一九四三年二月初，联络点被日军破获，张秀岩被日本驻津清水宪兵队逮捕。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软硬兼施，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宁死不屈，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又把他押解到日本驻北京一四○七部队法务部监禁(现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口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了。九月六日释放了全部被捕的人。 　　　　天津河北工业学院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学府。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部分在校教职员和校友，以实际行动谱写了光荣的抗日史篇。他们受苦受难，浴血奋战，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充分地体现了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牺牲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活着的人学习的。在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为了祖国的神圣解放事业，献出了热血和生命。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继承抗日战争年代的牺牲精神，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

原文 发表于天津图书馆－抗战纪事http://dlibrary.tjl.tj.cn/tjkzjs/qmkz/jtjgztdkrhd.htm  浏览：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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