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大约是在三周岁左右，应该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其时在本村小学任民办教师的父亲，组织小学生去7 公里外的一家糖厂参观，天性好奇的我缠住父亲要带我去。出发时大人与我说好：跟去可以，但要自己走，不能让人背或抱回来。回程时，我被脚下的树枝或什么杂物拌倒，便赖在地上不起来——对于三岁多一点的小男孩来说，来回十五公里的路程确实是太遥远了。父亲从学生的队列中走出来，蹲下来拍拍我的头说：“乖乖，自己走，老窦不可能背你一生一世。”我看看广阔的田野，仰望父亲高大硕健的身躯，觉得牵着父亲的手，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了。我忍着小脚板的酸疼，牵着父亲的大手，艰难地完成了后面的四五公里路程。转眼间，父亲牵着我的手，我的人生也走过了四十一年。近三五年，我们儿女紧紧牵着他老人家的手，想尽全力挽留他多几年，但他还是撒手仙游去了——一个心善肠直的小小老百姓，一个受尽风雨磨难的平凡生命，一位舔犊情深的慈爱老父亲，平静安祥地走完了他八十年人生历程的最后日子，油尽灯枯，正寝寿终。 　　 　　　　父亲大约是八岁启蒙，在私塾学堂里接受了十年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的传统儒家文化薰陶后，考入当时的新式学校——遂廉联中。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政府为了安全，把学校迁址至廉江佗村。由于给父亲读书提供经济资助的舅爷过世，父亲只能在新式中学读一年多书就辍学回家。据说，父亲当时为中途辍学痛哭流涕。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贫穷、偏僻的乡村，父亲确是个难得的文化人了。 　　 　　　　父亲读中学时，国、共两党及其他政治势力都在青年学生中渗透、培植自己的力量。父亲的同学中，有国民党员，有共产党员，还有政治上亲国或亲共的普通学生。父亲属于亲共的进步学生。这些人当时政治面目不一定公开。在后来解放初期填写个人履历表时，直肠直肚的父亲在“社会关系”栏中填写了几个要好同学的姓名（他以为“社会关系”就是社会上认识的人），结果其中有一位后来查出是国民党员或是政治倾向亲国民党的。为此，父亲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遂溪县共产党游击队经常拉部队到我们村子驻扎，性格豪爽的爷爷接济他们。父亲也帮助给游击队筹枪、筹钱、筹粮、送信等。爷爷和父亲给游击队筹了十五支枪，其中有我家护院的一枝“七九”长枪和一枝左轮手枪。该部队中打死伪遂溪县长、保安司令“铁胆”（戴朝恩）的“日本南”（又叫“南哥”，原是日军中一名反战士兵，后帮助共产党，是著名的神枪手）在我家住时，喜欢抱着刚会爬地的大哥玩。这大约是1947、1948年的事。按说，我家是个革命的堡垒户，但解放后，父亲和爷爷就是没有向政府提任何要求。 　　 　　　　1950年，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要招收一批干部，文化水平较高、又有会计工作经验的父亲首批考上，在湛江稍加培训便分配工作。父亲被分配到最偏远、交通条件最差的某县人民银行。1952年的“清匪反霸”运动，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父亲被单位专案组列为审查对象，接受没完没了的审讯。胆小怕事、心理脆弱的父亲经不起这场政治运动的风浪，刎颈自杀，这是他们的小小单位在这场运动中第四个自杀的。自己割断气管的父亲被人送到医院抢救，幸免于死（否则，就没有我以及今天这篇祭文）。单位专案组查不出任何问题，但又不做任何结论，就把当时精神已经失常的父亲遣返回乡。父亲就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黑锅，在农村度过他艰辛磨难、受歧视和受侮辱的三十多年，直到1986年搞清楚问题恢复公职，因为当时没有做任何结论，也就无所谓“平反”。其时，父亲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回到家乡的父亲，一直是身兼民办教师和生产队会计两个角色。民办教师干到1974年，由高中毕业的二哥顶替，生产队会计一直干到土地承包。自父亲恢复公职重新领取国家工资到仙逝，家庭情况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兄弟除大哥外相继考上大学出来工作，晚年的父亲过了十多年舒心宽裕的日子。 　　 　　　　按理，父亲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性格上应该十分消沉，或者因为吃了直率坦诚的亏，应该变得诡诘。但是，他没有，一生保持着难得的率真。大概这与母亲有关，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出身革命家庭的母亲恪守传统妇德，她给含辱蒙垢、落魄回乡的父亲予极大的宽慰和呵护。1983年我大学毕业前，与父亲通信，告诉他由于我所学专业的原因，也许不能回到家乡工作。老人家回信大意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吃国家的奉禄，就要受国家差遣，你要服从分配，安心工作。我与你母亲虽然年老了，但有你大哥、二哥在身边，已经足够了。 　　 　　　　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按出勤工分来分粮食。我家劳动力少，人口又多，故年年“超支”，分的口粮不够吃，我们小时候常常饿肚子。那年代，农村的妇女、小孩在地里拔草时，趁机偷点队里的番薯、花生、甘蔗等回家充饥，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但父亲却从来不准我们有这样小偷小摸的行为，他说：“小时偷针，大了偷金”。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哥哥、姐姐饿到水肿，父亲也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出去偷。有一天，家里揭不开锅了，父亲见到路边有一堆牛吃剩的番薯藤根，便抱回来，让全家啃番薯藤根。我记忆十分深刻的一件事：大约1974年初夏青黄不接的时节，父亲骑单车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岭北镇四叔家去借米，家里母亲等他的米回来下锅煮粥。结果久等不回，一面派二哥去寻找，一面把我和二姐、四弟、五弟领到自留地的甘蔗园里，找那些让虫子咬去芯叶、不能长大的甘蔗来嚼以充饥。傍晚，父亲让人送回来了，同时带来悲和喜。喜的是米借到了，全家暂时能够度过饥荒；悲的是父亲劳累过度，下坡时从车上摔倒，摔断了锁骨。这使我们这个贫穷的家庭又雪上加霜！ 　　 　　　　父亲一生耿直，乐于助人。他往往把人家的事看得比自己家的事还要重要。大约在1990年的初夏，其时父亲在我管理的市电大外贸分教点做勤杂工，与我生活在一起。对面街有个老头子与父亲聊天，说到他的女儿产后风，医院吊针把人都打瘦了，也不见好。父亲自告奋勇，跑回距湛江60多公里的老家，自己到田野、山林里采来走马风、风姜、蛤篓、田艾等十多种草药，让这家女儿煮水薰浴，解决了人家的大难题。父亲出殡那日，村里有个妇女哭得十分伤心，我妻子不认识这个妇女，问二哥她是谁。二哥说：老窦救过她老公的命。这个妇女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嫂。三十多年前，乡间流行乙型脑膜炎，这位堂兄染疫，病得很重，他家里已经准备后事了，我父亲摸摸脉搏，觉得仍有一线希望，冒着自己被感染的危险，抱着这位堂兄，用牛车送到十多公里外的医院，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类似这样救人于危难的好事，父亲一生做了很多。 　　 　　　　父亲一生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早年抽烟，60多岁后戒掉了。酒是少量，大约在二三两之间，很有节制，一生没有过酩酊大醉。与常人不同的有三样，一是爱洁净，二是爱读书，三是爱讲话。即使落泊为最低层农民的三十多年，父亲的大背头也梳得一丝不乱，早上起来，洗脸刷牙一日不能少，他每天洗手的次数、时间都在常人三倍以上。父亲一生好学，再苦再累的农活，晚上也要在昏暗的煤油灯看书。再穷困的日子，也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买书。1968年乡里的红卫兵到城里串联，因为可以搭免费的火车，父亲也跟着去了趟广州。他一头扑入书店里，把身上的钱全买了书，自己空着肚子饿了两天回来。他这次买的书，是精装本的《医宗金鉴》，父亲读这套书读了三十多年，自己摸索着开药方，为村子里缺医少药的乡亲，解决了不少疾病之苦。父亲七十多岁时还背古典诗词。报纸上登出雷歌大赛的征文，他也参加，还获了奖。对于我没有上名牌大学就读，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是家贫浪费了这块好料子。直到近八十岁，他中风失语前，还天真地对我说：“每个月我拿出300元资助你，你去北大或清华就读旁听。”父亲一生心直口快，肚子里藏不得任何事，所以，喜欢与人交谈。与人聊天，祖宗三代八辈的事都挖出来讲给人听。偏偏2001年夏天，他得了中风，后遗症是失语。这对他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有时，他吱哩哇啦的同我们讲了半天，我们明明是不知道他讲什么，便应付他说：“知道了，清楚了”。他这时就长叹一声——唉！我们清楚，父亲正是因为失语后忧郁成疾。他原来全身各个器官、脏腑都十分健康，心、肝、肾、肺、血压等的检验指标在同龄老人中都是最好的。中风也是住院二十多天就出院了。但失语，成为掠劫他健康的凶恶杀手。比父亲还精通医术的二哥判断：父亲是因为失语忧郁成疾的。我也同意二哥的看法。 　　 　　　　父亲一生，坎坷波折，穷困磨难。长期从事会计工作，让父亲的性格有点死板，突出长处是坚强的毅力，就是韧性。最能体现父亲韧性的有两件事，一是要求解决他工作问题的多次奔走；二是自己吃尽苦头也要做好子女的教育。大概从五十年代中后期，父亲精神状态恢复后，就开始了对解决他工作问题的奔走。但当时的中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加上当年他的直接上级、同事相继调走，后来的人根本没有心思去处理以前的棘手问题，所以，直肠直肚的父亲，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相继落空。记得1977年冬季，他为了去寻找到原来的上司写证明材料，骑单车从家乡出发，去400多公里的恩平县城，来回800多公里的路程，顶风冒雨走了十多天。饿了，在路边自已生火煮点稀粥，就咸菜咽下；困了，借宿人家屋檐下。当时家穷，连来回的车费、住宿的钱都付不起。他走之前，拐到学校来看望读高一的我，把原本带着上路的几个鸡蛋塞给了我。二十六年后的今天，回想当年父亲象个流浪汉一样，风餐露宿，孤独而坚韧地蹬着一辆破旧单车行进在广湛公路上的情景，依然禁不住潸然泪下。 　　 　　　　1980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为了自己家的地多产粮食，父亲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摸黑捡猪粪牛粪。他要抢在天亮别人起来之前捡满粪筐。这样的日子，坚持了七、八年。由于我们兄弟相继考上大学，他把买化肥的钱都寄给我们做生活费了，父亲必须多捡农家肥来弥补肥料的不足。为了省钱，父亲趁墟赶集从来不在集市上吃饭，再饿也要挺住回家再吃。父亲靠着勤劳、坚韧和节俭，和母亲一道，供养出我们兄弟四个大学生，在家乡成为佳话,《湛江日报》曾经对此进行报道。 　　 　　　　父亲尽管一生穷困，但对待爷爷、奶奶却极尽人子之孝。家里买回一点点咸鱼，也要给爷爷、奶奶送去一点。家里来客，或者什么节日，有一点好吃的，也要给爷爷、奶奶送去。打了酒，一定是叫爷爷来他们父子对酌。爷爷前后两次中风，五十多岁瘫了一条腿，七十四、五岁全瘫卧床。父亲夜间就带着我去守护爷爷，给爷爷端屎端尿，让我给爷爷朗诵课文，爷爷睡着后我们父子再睡。这样守护爷爷两年多，直到爷爷去世。父亲生前对我们说：“做人孝为先，那些对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不可以深交。”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我们兄弟，也将成为我们的家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父亲罹病的这几年，他老人家也享受到了我们兄弟姐妹的诚挚孝心的回报。 　　 　　　　父母养育了五男二女，全都成家立室，生活有着。我们兄弟、妯娌相处和睦，相待以礼，相济以义。父亲见到了第四代的重外孙，膝下儿孙满堂。老人家生前有两个心愿，一是找一块地入土为安，二是灵位要回广西山口大村莫氏大宗祠。地，我们兄弟已经在湛江狮子岭陵园买了，待明年择吉日将父亲骨灰移葬；灵位，我们兄弟已经在父亲仙逝的第三天，到了广西山口莫氏大宗祠为父亲的灵牌开光。父亲将与岭南第一状元唐朝莫宣卿等列祖列宗一道，享受后世儿孙的世代香火。跪在父亲的牌位前，我心中默默地祷告：老窦，您安心仙游去吧，您的儿孙永远怀念您。您的高尚情操，永远在我们的血管中流淌…… 　　 　　　　父亲，愿您带走人世间的所有苦难，留下平安 、幸福给子孙和后人——按照您的性格，相信您一定会这样做的，如果您能。 　　 　　　　安息吧，受尽磨难的父亲！ 　　 　　　　 　　 　　　　2003年5月28日完成于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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