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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德荫堂莫氏宗祠

莫氏家族变迁实录(3)

莫国胜

  <九>黎村祖居
  
    大约明朝万历年间,本族二十三世祖尔光公从火岗迁居黎村为一世祖,时约公元1573──1619年。
    黎村,在莞城以东60公里,惠州城以西20公里,明清以来属东莞县京山司辖。村背靠崖山,在山之阴,三面环水,与惠阳县罗村隔水而遥相对望。
    黎村分黎村圩和黎村围两部分。石头围、下园、上川在黎村圩,而隔篱屋(即旧屋围)、油麻地、水口围、瑶背、娘女围等则在黎村围。现有居民三千多人,罗姓为主,莫姓约百人,其余姓氏人数极少。
    故老相传,黎村罗氏之祖先为宋代组织九十七家南迁之南雄珠玑巷人罗贵。相传南宋绍兴年间,高宗宠妃胡贵妃之兄犯法,胡妃被牵连贬入冷宫。胡妃不甘冷落,私自逃出宫禁,沦落乞讨。时有南雄县民黄贮万运粮上京。胡妃在码头乞讨时,巧遇黄贮万。黄惊其之美,将她带返家中。不久,高宗发现胡妃失踪,于是密令缉拿。官府追缉多年而不可得,反累众多官员降职拿办,无奈只得上书胡妃已死,暂停缉捕。谁知数年后,黄贮万之家奴忿主出逃,供出胡妃下落,朝中大小官员震惊。时有贡生罗贵是南雄县珠玑里沙水村人,其亲在京中闻此消息,急告罗贵携家人逃避。罗贵于是在绍兴元年组织九十七家三十三姓村民南迁。其邻近乡民闻此消息,也恐累及自身,纷纷迁居躲避,造成珠玑巷人南迁之大势。南迁之珠玑巷人便为今天珠江三角州地区居民之祖先。时宰相恐高宗知道胡妃真相,不但累及万民,亦有众多官员受累,因此谎称其地有瘟疫,喻民搬迁,并派兵洗其地。
    罗贵一家顺北江南下,初居今新会县浪溪村。贵生子清之,清之生翔,徙居东莞英村。罗贵五世孙罗元振,为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科进士(1196年),官任南昌郡守。后辞官返粤,携眷在东莞铁岗村(今企石)定居。元振生七子,幼子罗映参于宋理宗年间(1241-1263年)自铁岗迁居来东莞谢岗黄曹村,为谢岗罗姓始祖。其后罗氏族人散居东莞各地。
    相传黎村在八百多年前立村,初为黎氏族人所居。而今天罗氏人之先辈,则居于隔水对望之罗村及沂溪水一带(今称罗村沥)。大约六七百年前,相传有一对罗氏兄弟跟一黎姓子弟是莫逆之交。罗、黎经常互访。一天晚上,罗氏弟从黎氏处探访回村,黎氏子送其至罗村口,罗氏子感黎氏子友情之厚,将黎氏子送回黎村。黎氏子回村后,为罗子友情所动,坚决再送他一程。如此一来一回,天已大亮。于是黎氏子建议罗氏子迁居黎村。罗氏兄弟欣然应允。于是,罗氏兄住上川围,罗氏弟住水口围。
    罗氏迁居黎村后,人丁大发。而黎氏却日渐式微,或升迁,或老死,直至最后,黎氏在此绝迹。民国初年,竹园一带还有许多黎氏民居及黎氏宗祠,如今都被清拆朁建了。
    罗氏长房居上川,二房居黎村围。由于长房人丁发展过快,民房逐渐扩建,长房所在地逐渐形成明清时期较有名气之黎村圩。上川与黎村围相距几近二里之遥,但上川围民居已发展到松毛顶一带(今新群小学所在地),大有跟黎村围民居联成一片之势。
    大约三四百年前,上川围出了一位财主,名罗百财。他家财万贯,但只有一个儿子,却又在京城做事。儿子常年不归,百财夫妇甚是挂念。
    相传在百财苦思幼子之时,遇到一位精通阴阳学术的外人。百财向他请教子不孝亲之缘故。术士笑说:"这有何难?只需把祖坟墓碑放低二寸,尔即可立见儿子矣。"百财于是照办。
    果然,百财之子不久就回到黎村,还带回一位美貌的娘子。夫妇大喜。
    但是好景不长,外界忽然流传百财儿子带回的是一位皇妃。官府访得后,就以匿藏皇妃之罪名来村捉人。
    由于保甲之法规定,知情不报者有连坐之罪,于是村人争相走避。上川围最近崖山,所以大部分村人就逃到崖山岭一深涧之中躲藏起来。
    当皇兵深夜来捉人时,上川已经空无一人。将兵正在疑惑,忽然听得崖山脚下深涧之中有鸡啼之声,于是率兵前去察看。
    时近四更,天色还未大明。村人见皇兵赶到,以为被发觉,于是争相逃避。天黑,官兵看不清是村民,以为是聚贼作乱,于是围追截杀,一场血战。至天明时,村民已几被杀尽。
    据闻上川村民几乎被尽歼。血迹伴随山涧之水从山脚一直流到黎村村口黄边沿,血流二三里长。村民就难的山涧,现名"谋人坑"。上川围从此衰落,至今只得三四户人家而已。而上川民居大多倾圯,改作农田。至今在远离上川之松毛顶一带耕作时,还不时会发现一些断砖残瓦,废墙基等物。
    官兵何以在山脚之下听到鸡啼声?据闻一老太婆在走难时带了一只公鸡。官兵搜村时,火把之光耀天,公鸡以为天明,于是啼叫,终致一村之人难逃厄运。
    据闻百财夫妇逃过了这场灾难,但儿媳却不知所踪。百年之后,罗百财葬崖山,传言八里(担丧者)们埋了三天三夜,落葬点有十余处之多。究竟何处才是罗百财的金身及珍宝埋藏处?八里们在埋完百财夫妇后亦被毒死,终成一千古之谜。
    也有民间传说:上川围人丁兴旺之后,为交通便利计,筑堤截断一环村水泊以作村道,破坏原有风水,才招致灭顶之灾。
    上川围衰落后,黎村围依然兴旺发达。罗氏族人集资在沂溪水的水口处建一罗氏宗祠(即今水口围之罗氏宗祠)。祠分三进,建筑面积九百九十九平方米,坐南向北,脉自银瓶而下,与潼湖宝塔山(笔架山)遥相对应,祠前绕沂溪之水,旖旎西去东江。由于人丁兴旺,财力宏厚,祠堂又在东江边,常有水患,族人又在祠左建一钟楼以镇水患及改善文运风水。以后,钟楼及周围的房舍便成为村民子弟读书之所,直到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再以后,罗氏族人的一支又在围村之南北门之间建一宗祠,即今娘女围罗氏宗祠,水口罗氏宗祠便成了祖祠。娘女围罗氏宗祠的一支渐渐成了黎村罗氏的主要成份。
    且说黎村罗氏,先祖原本居于罗村(今属惠阳)、沂溪水一带。自从那罗氏两兄弟迁居黎村后,人丁兴旺,逐渐占据了黎氏之田产物业,最后导致黎氏在此绝迹。无独有偶,罗氏之祖居地罗村,自从两罗迁出后,人才凋落。此时恰有谢氏子娶罗村罗氏女,入赘女家。以后谢氏大发,也逐渐吞占了罗氏之田产物业,导致罗氏在罗村绝迹。
    此后,黎村罗氏依仗大族,便指责罗村谢族侵占其家业,而罗村谢族又反指责黎村罗族侵占黎氏产业。双方又不时为水利灌溉问题在沂溪水上游发生争执。最后终于发生两村械斗。
    黎村罗氏与稔子院罗氏、桥头迳贝罗氏同族,而罗村主要居民是谢氏和翟氏,谢氏跟谢岗谢氏同族,跟沥林张屋是亲族,跟沥林鹅室谢氏又是同族。因此,罗谢两氏各自纠集其同族、亲族与对方械斗。
    械斗发生时,我绮亭公在世。绮亭公夙学居家,赋性儒雅,公便作调人,奔走双方,也曾终止多次械斗。但黎村族大,居然挑战九乡十八约。相传一年黎村罗氏跟沥林张氏斗,靠近张屋之水田禾熟,人不敢收。我绮亭公亲往张屋商议,凡田边插有顶帽毛杆者,即为莫氏田,张屋人即不来生事。于是我莫氏平安收割所有水稻。黎村罗氏见此,也学着在田边插顶帽毛杆,竟然平安割完全部水稻。以后,绮亭之子秉钧也常作这种调解工作,很有成效。
  清代嘉庆己未科姚文田榜第67名进士、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1752——1819年)在其《丰湖杂记》中也记下了这些械斗的事情。文中记载说:
  
  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耆调解,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何谓土与客?答以客者对土而言,寄居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余口述,博罗韩生以笔记之。(嘉庆乙亥五月念日)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古人“负耒横经”之教也。客人多精技击,传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农暇,相率练习拳脚、刀剑、矛挺之术,即古人“农隙讲武”之意也。
  
    明清时期,黎村附近地方依然荒芜。据明末清初张穆在《故园茶山记》中说:"茶山,莞巨镇也,背山临水,周围百里皆浅泽,秋夏积水,汪洋无际,中有鹊岩、罗山、台山、凤山诸小岭,昔蛋民居其滨。宋以来,诸姓始从此居,相传由珠玑巷至,则皆海内避乱流寓者,是时茶山,犹荒落也,及宣、成、嘉、隆(注:即明朝的宣德、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公元1426──1572年)间,科第鼎盛,(略)里皆殷富。"黎村和茶山在明清时同属东莞京山司,民众生活情况类似。
    黎村地处莞邑东南地区,地势偏高。但黎村临近东江之滨,沂溪水旁,由于北去东江之水为桥头及潼湖一带之山地所阻,故夏秋间常水浸。道光年间,潼湖大水,淹潼湖、门口田、中岗、婆湖一带,伤民无数,绮亭公之孙、秉钧公次子甲瑞水淹失。
    由于连年水患,惠阳县民(旧称归善县)在潼湖宝塔山(笔架山)建塔镇水。道光年间,黎村、常平、桥头、企石、石龙一带乡民集资在崖山岭之巅建谭公庙以镇治水患。
    崖山岭风景秀丽,环境清悠,素有“风景小罗浮”之称。山顶有水似从天来,长年飞瀑不止,顶部有一数十丈见方之陡峭石崖,因得名崖山。相传谭公仙圣即由此堕下,羽化升仙。谭公爷名谭德,即谭公庙所供奉之神仙,惠州人氏,原为一放牛娃。相传他在崖山放牧,数日不归,乡人往寻之,在崖下得其衣冠,不见玉身。其母在山中"九龙潭"的地方呼其名,有回答之声,却不见人影,乡人以为神迹,各地素有供奉。明代倭寇为患,一天深夜倭寇奇袭深圳大鹏千户所城。有自称谭公者密告村民,解救一地军民。清末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首领何禄在东莞石龙发动红巾军起义,惠州翟火姑闻声响应。起义最盛时,有军队十多万人,流蹿十二年始息。起义军围攻惠州城数月,城不得下,于是挖掘地道秘密攻城。是夜,城中父老俱得一梦,被告知敌人挖地道攻城,劝告早作准备,鹅城以此得保。而据闻报梦者,亦为谭公。战后清庭谓:城之得保,全赖谭公。咸丰六年,谭公仙圣以护城功,敕封襄济,各地由此广泛信仰谭公。又深圳龙岗等地曾有瘟疫,赖谭公得保。后来香港等地水灾,柴弯等地渔民见一金盔金甲,头带紫金冠之神人与龙神相斗,解救一地渔民。神人自称为崖山升仙之谭公爷,喻渔民供奉,可保平安。如此一来,谭公爷成为渔民保护神之传说流传四方,各地俱建庙供奉。黎村人因为谭公爷能治水,因此在石崖下建庙供之。
    庙宇建成后,有一韩道人见崖山岭风境悠雅,仙气馥郁,祥云聚而不散,因在庙后石崖手书"飞云雨瀑"四字,字为斗大石刻,公元1993年被公布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至今,谭公庙已成为旅游胜地矣。
    庙宇修成后,远至石龙一带之乡民都前来敬奉。他们乘船到黎村瑶背围登陆,奉神后又由瑶背围乘船返家。旧时因黎村圩兴盛,黎村瑶背围有水陆码头,聚散货物,本族三十二世祖培森公及许多黎村乡民都在此以脚夫为生,可惜码头今废。谭公庙也于文革年间被毁,只余颓垣败瓦,令人唏嘘不已。
    不知何年何月起,黎村竟然有一种掷石头习俗,而黎村墟也因此被称作石头围。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至八月十五间,黎村罗氏族人即以娘女围祠堂为界,分为两部分。娘女围、隔篱屋、水口围、瑶背等地是一部分,其余地点是另一部分。每逢入夜,村中青壮男丁就会持盾(树藤做之抵挡用兵器)负石而出,到娘女围祠堂两边集合。一声令下,两边男丁就会掷石攻击对方。当一方抵挡不住对方石弹攻击,要撤退时,退方之成年人就会从家中汹涌而出,乱石击退来犯之敌。祠堂前每晚都会站满村民观看,喝彩助兴。
    根据惯例,村民受伤伏地后,对方便不能向伤者攻击。因此,此俗虽然凶险,却从没发生人命事件。伤者只需到祠堂以香灰敷伤,很快就会痊愈。据言打胜一方,宗祠先祖会保佑他们人丁兴旺,六蓄平安。因此,伤者也不会怀怨报复,迁怒他人。
    掷石头习俗一直保留到民国年间,解放后始被禁。但是,民国时期一位将军观看此俗后,曾感叹地说,他敢去跟日本人打仗,却不敢参加这种"石头之战"。
    黎村围地形之奇,亦与他处不同。据风水师云:"黎村围乃巨蟹所化。"娘女围为蟹身;隔篱屋、水口围、瑶背一带为蟹之右手,俗称蟹钳;花厅至油麻地一带为蟹之左手,其中花厅至油麻地中间有一地名蕴玉,乃全村的富贵之地;娘女围祠堂前地形下陷,成一池圹,俗名面前圹,乃祠堂纳日月精华之所在。风水师云,如面前圹被填塞,则黎村风水被破,瘟疫丛生,不可久居矣。
    
             <十>清末维艰
    约明朝万历年间,本族二十三世祖尔光公迁居黎村旧屋围(今隔篱屋)为一世祖后,出子洪业(24世);洪业公出子世德(25世);世德公出子时灿、时彰(26世)。此时已是公元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明朝灭亡,清朝立。时距尔光公迁居黎村约六十年。
    建立清朝的是满族人。满族是我国古代肃慎族之后裔,长期居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和广大滨海地区。肃慎后裔──女真族的一个分支,在完颜阿骨打之领导下,曾经在中原建立过覆灭北宋皇朝之金政权。入居中原之女真族,在蒙古灭金后,除少数回归故地,多数留居中原,与汉族融合。
    一直留居在东北故土之女真各部,其首领都当过元明两朝地方长官。永乐元年(1403年),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永乐14年(1416年),又以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都是承袭元朝之政治待遇,对各部世袭首领所作之安排。
    努尔哈赤出生于爱新觉罗家族,是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之后代子孙。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以祖、父在建州诸部内争中被杀为借口,起兵征服了建州各部。由于努尔哈赤势力增强,明政府以他为都督佥事,后又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在随后三十年中连年用兵,终于统一了女真各部。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今天辽宁新宾称汗,创建了"大金"奴隶制国家,年号天命,史称"后金",从此正式同明朝抗衡。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以十三万铁骑大举入犯,遭到东莞人袁崇焕率军英勇还击,遂大怀忿恨而回。是年八月,努尔哈赤病死于沈阳近郊爱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新立不稳,暂时妥协同明朝的关系,致力内政和外交事务。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以西安为西京。二月,李亲率大军进攻明朝京城北京。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祯帝自缢于景山。明朝灭亡。
    公元1636年(崇祯九年)皇太极正式改后金国号为清,定女真族名为满洲。公元1642年(即崇祯十五年),清兵占领山海关外之地。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明将吴三桂以拷父掠妾为借口,引清兵入关。十月,清顺治皇帝正式迁都北京,开始清朝在关内之统治。
    清初,最高的决策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开始选调翰林和文学侍从为皇帝之机要秘书,入值乾清宫南书房,称南书房行走;雍正七年,又设军机处,入值大臣称军机大臣、军机大臣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南书房削弱了内阁及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权力,而军机处之设立,取代了南书房,且议政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内阁职权进一步缩小。内阁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央行政机关,各部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清朝监察机构为都察院,以左都御使和右副都御使为正副长官,院属有十五个监察区(即道),长官称监察御使,专司监察,弹劾内外百官。清朝之特设机构有理藩院和内务府,理藩院掌管蒙古、新疆、西藏、四川等地区之小数民族事务,还同礼部分管部分外交事宜,正副长官亦为尚书和左右侍郎,汉人不得充任;内务府是总管宫廷事务和崐上三旗军务之衙门,长官为总管大臣,宦官在总管大臣统率之下,由此失去兴风作浪的机会。清朝之地方行政机构,分省(和相当于省的特别区)、府(或相当于府的厅州)、县(或相当于县的厅、州)三级。省的政务,分别由布政使(俗称藩司)主管行政、钱粮;按擦使(亦称臬司)主管司法、刑狱。府设知府,县设知县。
    清代官员的选拔有六种方式,除沿袭古制有"荫袭"(以父兄功勋而得官)、"会推"(大臣推举而任官)、"荐举"(官员奉旨推荐)、和"特简(皇帝直接任命)之外,主要还有科举和捐纳两种途径。科举得官者,谓之正途,亦作科班;捐纳钱物得官者,谓之异途,亦作捐班。对于官员之任用,清朝建立了"官缺制"、"回避制"和"连坐制"以保证满贵族和君主专制之权益。清承明制,实行"京察"和"大计"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京察"每六年一次,对象为京官;"大计"每三年一次,对象为地方官。考核内容有四格,即守、政、才、年,据此定出"称职"、"勤职"、"供职"三个等级,作为官员日后升降职依据。
    清朝初年,本族二十七世祖金儒公,号传修,为清代候选道纪司,出子振宗。二十八世祖振宗公也在金儒公晚年之时出世,时已乾隆初年。振宗公号悦斋,恩赐登仕郎,候选道纪司。振宗公生三子,长廷熏、次式怡、三彦芳。莫氏家族从此人丁兴旺。
    二十九世祖廷熏公为阴阳学训述,出子孔谦、敬谦;三十世祖孔谦生于乾隆,终于咸丰,亦为阴阳学训述,生子祖全、新创、晚瑞三人;三十世祖敬谦公生于嘉庆年间,亦为阴阳学训述。
    二十九世祖式怡公生于乾隆末年,终于道光年间,为阴阳学训述,出子亚柱、沛霖(三十世)。
    二十九世祖彦芳公即为本族之先祖,讳锦,号绮亭,夙学赋性儒雅,善于隶书、草法,生于乾隆,终于道光,排忧解纷,里人称颂。彦芳公两位兄长都出外任阴阳学训述,只他饱学居家,持理家政。公生三子,长冠群、次秉钧、三以谦。后人称彦芳公三兄弟为上三家,又彦芳公子孙繁衍,后人称冠群公三兄弟为下三家。
    三十世祖冠群公生于嘉庆,精于歧黄,生子胥显、胥援。
  三十世祖秉钧公生于嘉庆年间,赋性淳谨,处世和平,排忧解难,里人推重,出四子,即应庚、甲瑞、是春、三槐。
    有清一代,黎村莫氏家族虽不能称为官宦世家,但以一客处异地之寒门小姓而言,道纪司及县级训术也算是官。自二十七世祖金儒公担候选道纪司以来,二十八世祖振宗公恩赐登仕郎,候选道纪司;二十九世祖廷熏公、式恰公俱为阴阳学训述,绮亭公则饱学居家,人所仰重;三十世祖孔谦公,敬谦公亦俱为阴阳学训述,而冠群公则精于歧黄,活人无数,里人倚重,为日后莫氏家族在黎村墟设立五福堂药铺奠定坚实之社会基础;而此时黎村围与邻近各村开始发生械斗,透过绮亭公、秉钧公等人有效之调解,莫氏族人在当地更加树立威信。族人在火岗及黎村两地清修,又以中医术悬壶济世,处世平和,排忧解难,终也获大部分罗姓村人的尊重。由此见,莫氏家族虽不能说是光宗耀祖,却可够得上四方有名了。
    阴阳学训述一职,在清代跟巡检司类似,同为县署杂员。以清代东莞县为例,阴阳学专责天文、历算、数学、占卜等事务,多在上清观等道家圣地设署,设训述一人。
    至三十二世时,已是同治、光绪年间。此时清朝天下已经大乱,内外交困。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刚刚结束,但在1871年,俄国入侵伊犁;1875年,英国入侵云南;1878年,英军入侵西藏;1883年,法国入侵中国属国越南;1894年8月,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澎湖列岛给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八国签定《辛丑条约》。而在内政方面,自1895年爆发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以来,各地接二连三地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皇朝终于被覆灭。
    在清皇朝最后几十年,鸦片流毒四方,白银外流,外国经济入侵,民营传统小农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莫氏家族在黎村故居之经济生活亦大受影响。大约在二十七世金儒公起,由于经济环境良好,族人在旧屋围建莫氏家祠。随后几代,莫氏家族人丁兴旺,文风勃兴。里人以为这一切是莫家祖祠风水好之缘故,一些心怀笸测之徒更千方百计,兹事惹非,在莫氏家祠前后簪建它物,以图破坏莫家之气运风水。在这种排外情绪紧张和整体国民经济下降之情况下,莫氏族人艰苦地维持生计。我曾祖父培森公更一贫如洗,终年以当脚夫为生。我伯祖父灿林公不忍为外姓侮,更于成年后迁回今桥头镇大洲乡莫氏祖居居住(事在民国年间)。
  本族莫氏家人在清代除国术方面成为武林世家外,并无其它著名事迹。但同宗的东莞麻涌人莫伯骥在文学及医药界甚为著名,他创办的仁寿西药房执南中国同行业之牛耳,他自负状元之才,广罗古籍,成为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而远在珠海金鼎镇的莫仕杨一族,其先由东莞长安上瑾村迁居珠海,清末更是连续六十多年担任英商太古洋行的总买办(即总经理,英商国内的代理人),网罗过千莫家子弟担任洋行要职,让人在洋行内"只知有莫,不知有英"。不足三百人的会同村,就出了过百莫姓"总经理"。世人评价此家族,为"中国买办第一家"。莫氏子弟积累巨额财富后,在珠海金鼎镇会同村建有多处岭南风格的建筑,今已成难得一见的文物。
  
              <十一>民国走难
    到我祖父秀林公三兄弟出世时,已是民国初年。
    清朝被孙中山领导之辛亥革命推翻,孙就位临时大总统。但是,清朝新军将领袁世凯很快就迫孙交出了政权。袁掌政后,企图废除民国复辟帝制。1916年6月,袁暴卒,仅为帝八十三天。袁世凯之死,掀开了中国内乱的镇妖石。
  袁手下诸将,成为北洋军阀的主将,使中国长期陷入分裂和动乱之中。时中国军政大致分属两大集团,即北洋军阀集团和西南军阀集团。北洋军阀之嫡系分皖系段祺瑞和直系冯国璋,旁系有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西南军阀,势力最大者有以唐继尧为首之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之桂系,广东属桂系军阀地盘。这些军阀为了扩大地盘,连年混战,闹致民不聊生。
  当时有首民谣描述黎村旁边一个叫英村的村民生活,民谣说:"杨屋英,烂铜筐,番暑芋仔捱生命,晚间屙屁弹床厅。"(注:英村村民姓杨,是宋朝杨家将的后人,故称杨屋英)我秀林公生此乱世,其艰苦普天同感。
    且说本家族自三十世祖冠群公精于歧黄以来,医术代有留传,后人在黎村墟合股开五福堂药铺,悬壶济世。传至三十二世秀林公一代,股份已是极微。但是,我曾祖培森公过早辞世,遗下孤儿寡母缺衣少食,曾祖母只好让秀林公三兄弟经常到药铺搭食。限于亲情,其它合股人也无话可说。祖父秀林公十四岁时,就到药材铺干活,曾祖母则经常贩鸡于桥头广和墟中,搛那蝇头小利维持家计。儿时我听祖父秀林公言及此事说,从黎村到桥头广和墟,几十里之遥,往往要夜半三四更时分便动身,圩毕返回家中,也往往已经煞黑。曾祖母第一次做小贩时,只搛了几个铜板,但她说:"有搛就不怕做下去。"
    据闻祖父年少时,家中已给他纳童养媳翟氏,可惜翟氏未及年长便辞世,故祖父才娶我祖母杨氏。杨氏娇小温顺,人品极佳。可是,祖母却在父亲六岁那年辞世了。数年后,祖父又娶了继祖母邓氏。
    祖父在药材铺当了几年伙记,学会精打细算。他很早就出外经营买卖。据说他初时挑运猪、鹅、鸡、鸭等生蓄到香港贩卖。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他就改用火车贩运。由于头脑灵活,信誉良好,他在香港、九龙、新界等地都有稳定客户。祖父负责收购、运输,销售则由香港方面负责。
    十八岁那年,祖父以经营所得娶了我祖母杨氏,并在沂溪水一带置了近十亩田产。农忙时节,亦请雇农帮工。
    那时做生意不象今天都以现金交易,有信誉之客户经常都是年底才结算一次。祖父的生意越做越大,引起一些乡人的歹心。某年,祖父在外收款回乡,听闻有乡人要在半途劫掠他,不敢归。香港朋友便借了一支左轮手枪给他。祖父在天黑时回到崖山尾,发现有歹人埋伏,于是改道崖山头。但歹人又在崖山头出现,祖父只好向他鸣枪示警,贼人才不敢近身。由于不知贼人有多少人,祖父只好又改道张屋,返回黎村。
    公元1928年10月10日,蒋介石通过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终于平定了割据各地的军阀,建立了统一之中华民国。随后,蒋着手打压新生的共产党力量。正当国共两党斗得难分难解之际,公元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蒋被迫联共抗日,全国进入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
    抗战初期,祖父仍然奔走于香港和内陆之间,从事商业活动。日军打到广东时,祖父正收购了许多荔枝和家蓄,已经在樟木头装了火车,准备运往香港发售。谁知日军飞机空袭,火车被炸,祖父辛苦多年的资本被毁于一旦。此后祖父又只能从头做起,虽几经努力,但仍未能再次发家。
    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不久,国共两党再度爆发战争。中原逐鹿,毛泽东以三大战役的胜利问鼎天下,而蒋介石则兵败如山倒,率军逃亡台湾。一些来不及逃走之军队,誓死向蒋效忠,只好上山为匪。
    解放军打到黎村时,我叔祖父添林公恰好在外从事耕作。他忽然见大群军队从惠州而下,以为是败军作乱,匆忙赶回家中。在路上,忽见村民纷纷赶往黎村圩集中,于是大惊。后来,他才知道解放军已经打到这里。他便和村民一同往惠州方向观看。这时,他又发现大批军队从南面山区的游击区汹涌而出,并杀声震天。叔祖与村民近前一看,才发现解放军中有许多他认识的客家年轻人。几十年后,叔祖告诉我们,国共两军在广东地区根本没发生战斗,黎村在喊杀声中就解放了。
    广东是解放军较迟解放的地方之一。国民党军有较充裕的时间逃走。他们随处拉夫挑运军需物资。三十四世祖锡钦伯父时年二十多岁,国民党军逃经黎村时,就被国军拉去搬运物资。他挑了军需品从黎村走到虎门,无水无食,几至累倒。幸得一军官怜悯,放其返家,并嘱他需等天黑无行走之军时,方可回去。事后锡钦伯父说:"幸赖此军官之助,否则我已没了。"
  作为寒门小姓的黎村莫氏,终民国一代,一直备受大姓罗氏欺凌。发家致富时,则有旁人眼谗忌恨。家道不兴时,别人则有落井下石之举。所幸族人学有所长,累世以歧黄之术救济村人,尚可生存。到了民国十年,我叔祖灿林公还是不忍为外姓侮辱,迁回大洲村祖居居住。后来又买田置地,计划黎村莫氏全族迁回大洲,刚巧遇着共和国成立,此事才罢。
      
              〈十二〉文革风云
    家族传至三十四世,同辈之间年龄相差甚远,但大部分成员都生于民国,长于共和国时期。
    我父亲满心出世时,祖父一辈尚跟童养媳翟氏外家有来往。为纪念翟氏,父亲曾起名翟满。可是,外曾祖父家杨太公不同意。他们认为莫翟满之偕音为"没泽满",对外孙不吉利。最后,曾祖母才给父亲取名"满心"。
    父亲早年确没享受多少祖泽。父亲六岁那年,我祖母就早早地辞世了。事后我向曾给我家做过帮工之雇农博罗喜老妇人打听,她说我祖母平日文静寡言,极少责骂下人,不似福薄之人。
    数年后,祖父又娶了继祖母邓氏。邓氏很快就生了我二叔杨满。邓氏为人泼辣武断,父亲在她手下吃了不少苦头。
    父亲求学时,邓氏常常在父亲回家前开饭,父亲只能吃到锅巴,肌不裹腹。所以,父亲常常饭毕出门,到与曾祖母同住之三叔处再吃。邓氏认为,父亲只吃不做(指洗碗等家务),因此常责罚父亲。
    父亲年轻时在桥头求学,每年之学费都是他假期上山砍柴所得,祖父没给过一分钱。初中毕业后,父亲因为家贫,便没再升学,但那时能够读完初中,已是了不起。
    父亲很快便在家乡之小学谋得教职。由于文革时父亲受过迫害,被辞去教师之职,可能他认为是耻辱,因此对其任教师这段经历极小言及。我初中毕业要投考师范学校时,也被他严令禁止。三十年后,父亲被汽车撞倒,脑部严重受伤,住院期间亦语无伦次,我才在他片言只语间知道他三十年前曾教过小学四年级语文,做过班主任。父亲受伤时是一家工厂会计,平日自诩珠算独步谢岗镇。但此时母亲却用3×3是多少,2+6是多少等简单数学去考父亲。父亲答得时对时错两人就争辨起来。大概父亲认为用这些简单数学去考他是奇耻大辱,因此激动得几乎流泪。父亲和母亲真是一对欢喜冤家。
    父亲二十二岁那年,娶了我母亲罗氏。他们由媒人介绍在我三叔祖处相亲。母亲来相亲时,还特意爬上梯子,仔细观察三叔祖的住房,谁知结婚时才发觉这房子没有她的份。大概我母亲觉得祖父欠了她什么,故婚后对我祖父的态度不好。对三叔祖的态度,太概还在等那间房子,故态度还算可以。
    母亲是惠阳县陈江镇东阁村人氏,兄妹八人,母亲最幼,只得一兄长。舅父学有所长,文革前是惠阳地委秘书,文革时被打为右派,文革后卒于肝癌。母亲也是初中毕业生,但实际文化却去父亲甚远。
    相亲后,父亲担心结婚之钱款不足,拟向祖父伸手。三叔祖问父亲:"还差多少?"父亲说一百元左右,于是三叔祖就把家中一缸黄砂糖卖了,筹足款项交给父亲。这事日后成为祖父跟三叔祖不和的原因之一。三叔祖年少时读书极聪慧,考绩常在一、二名。但祖父却在三叔祖求知欲正旺之时要他停学务农,帮补家计。后来三叔祖同班前五名的同学都学有所成,三叔祖就埋怨祖父专横,害了他一生。这是祖父跟三叔祖不和之另一原因。
    父亲婚后,住在娘女围旧居(祖父在土改时从地主手中分得),多年后才搬往水口围居住。
    且说继祖母之子杨满叔父,其为人也极聪敏。杨满叔父在桥头求学时,经常出入灿林祖父家(灿林公于民国年间从黎村迁回桥头镇大洲乡居住)。叔父学业极佳,因此常得老师宠爱。老师常带他回家吃饭,师生感情融洽。初中时,叔父爱上了无线电(时无线电在国内尚算先进科技),便跟物理老师学会收音机之装配,曾拥有黎村乡第一台收音机(自装)。文革开始后,物理老师受批斗。叔父师生情深,死也不肯不台批斗其恩师。于是,有人告发叔父曾在黑板上写过"大陆大革命"之字句,跟物理老师是蛇鼠一窝,同是牛鬼蛇神。叔父小小年纪便在桥头各学校受到严厉批斗,并被隔离监禁,精神几至崩溃。事后多年,我听叔父恨恨地评论此事说,这种批斗是灭绝人性的野蛮行为,其伤害不止害了一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更是一种巨大破坏。
    父亲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到桥头将叔父领了回家。但是,叔父背景已黑,黎村每次开批判大会,他都成为批斗对象。无论他怎样改过自新,怎样积极劳动,村人都不曾谅解和宽恕他。三叔祖当时是生队队长,在那种革命压迫之下,他也只能上台例行批斗一番,由此更加深了祖父与三叔祖之间的仇恨。叔父后来痛心地对我说,三叔祖在批斗时打了他两拳。这两拳,打碎了一个青年对人世亲情的幻想。叔父感到已无生趣,他对他三叔永远不会原谅。
    公元1970年的一天夜晚,叔父来到水口围探望我父亲。临走时,他深情地望了出世未满一年的我,然后挥泪告别。从此叔父失踪。
    许久以后,祖父和父亲才知道叔父已逃到香港。这真是冒死一搏的险着,如偷渡不能成功,叔父算是完了。终于逃出生天,叔父在回给祖父的信中说,"此后枯骨不回乡"。这是一个普通中国青年对文化大革命的无奈反抗。
    叔父在香港除勤力工作外,夜晚还到学校读书。可是,沉重之工作压力和语文障碍,令他只能半途辍学。他在国内学的是俄文、中文,而这里之教科书却是英文。在国内,叔父本已考取重点高中,但因批斗而不能入学。虽然自己不能升学,但对国内几位侄儿之求学却耿耿于怀,寄了大量普教读物回国内。但他哪里知道,这些读物从没一本交到其侄儿手中,全由其母截留了。我也是后来到香港工作,才由他口中得知,原来他心里一直装着国内的亲人。
    叔父在香港迁居将军澳时,有加入国民党之同乡罗某知其曾在国内受迫害,邀其投靠台湾。但叔父考虑国内尚有亲人,怕家人受牵连,故此拒绝了。
    叔父后来在香港结婚,妻甄氏。甄氏之父为香港甄氏宗亲总会会长,有一定之势力。甄公有女八人,却没有儿子,故其对外孙们格外痛爱。
    婶娘甄氏连生三胎,俱是女婴,心中不免焦虑。好不容易,婶娘才在第四胎诞下男婴。夫妇俩大喜过望。而这年,我也刚刚考上大学。祖父大喜,写信告知叔父,建议他男婴之名可取"国"字,因在九龙出世,取名国龙。
    但叔父夫妇为求一子,已不知求了多少神仙,许了多少愿了。他决定儿子之名不能轻易取定。他要给儿子取一个与众不同,却又能寄予他一生希望的名字,他更希望儿子能早日成材,光宗耀祖。
    一连几天,他都为给儿子起名之事而冥思苦想,茶饭不思。这天晚睡,他仿佛之中似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继林公是本族德高望重之长辈,也是叔父眼中最有学问之长者。叔父又象青年时那样,跟在继林公身边。林公问:"皮仔,你要给小孩取名么?喏,这个字好。"说完林公在桌上写了个"将(上将下金)"字。叔父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林公说:"将(上将下金)字上部分之将字代表权力,乃将在万人之上,行于云间,洒金玉于人世,福泽万民之意啊!"叔父听完大喜。到第二天起床,梦境之事仍然清晰可记。叔父找来《新华字典》、《四角号码大字典》,却找不到这个"将(上将下金)"字。他又买了《辞海》回来,也找不到,于是又买《辞源》、《大辞源》。夫妇俩翻了半天书,也找不到这"将(上将下金)"字,只好作罢。
    最后,因为婶娘崇拜大陆作家白桦之成就,才给新生婴儿取名丹桦。父母亲望子成龙之心举世皆然啊!
    莫氏家族三十四世成员大都经过十年文革之浩劫,只是因年龄和身份不同,才有不同之际遇。就如罗稳伯父和锡康伯父,文革时都是从事机关工作。因为斗争形势需要,都不约而同地给各自的长子取名文锋。这两个文锋都是同姓、同宗、同名,事缘之巧,无出其右。相信后世子孙要弄清此名原是两人,也是极难之事。
  炳乾叔祖文革时是"东江大堤工作队主任",他指挥万千农民战天斗地,把位于东江堤边的莫家祖坟也战掉了,正一真人莫怀湖的墓地也毁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至今日,我炳乾叔祖也有点儿后悔。但在那激情燃烧的疯狂岁月,人们就象得了瘟疫,个个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圣斗士,敢把祖宗碎弃,敢把亲情踩在脚下。你若不随波逐流,时代的洪流就会把你摧毁。灿林伯祖早年在广州经营中药店,他本人喜好风水,到处寻龙点穴,药店便由叔祖桂林公打理。公私合营时期药店被集体兼并,文革时,两人打为资本家,由于灿林公常不居家,桂林公便经常挨批斗,最后只好回乡做中医生。
    祖父在文革时期两个儿子都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情况下,竟然安然无恙,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公元1992年的春节,我已参加工作一年多,而祖父也在病床上躺了两年。春假结束,我在返公司上班前再一次到祖父处探病。行前父亲告诉我,上几个月我给祖父的零用钱还在,邻居的小孩最近也很少到祖父房里帮他买零食吃了。于是我买了些极软的水果给祖父。离去前,祖父忽然少有地要我给他点零用钱。其时祖父已不能自由行动,邻居的小孩也不敢到他房里,我就随意给了他10元钱。祖父嫌少,但我没有多给他。谁知我离开他10天后,祖父就辞世了。他终于没能等到他的第三孙儿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但他临终前跟我要的10元钱和他的最后10天生命,难道也是巧合么?
  
              〈十三〉时人拾萃
    黎村莫氏家族传至第三十五世,家道开始转入辉煌,子弟在学业和事业上崭露头角,为里人所称颂。
    三十三世时,式怡公后裔炳乾、惠乾兄弟随父母居香港,就读于香港南方学院经济系。共产党建国后,双双投身国内建设。公元1960年,炳乾公参加湖北大学工业管理系函授毕业,任广西南宁海员工会主席、工厂厂长、惠州东江航道局政工室主任、广东省海员工会办公室主任等职。惠乾公投身祖国建设后,由广东电影公司保送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任制片主任等职。
    彦芳公后裔继林、桂林等兄弟五人居黎村。其中继林公、桂林公以家传医学悬壶济世,活人无数。桂林公在中医眼科方面更有精湛造诣,未老之时,求医者络绎于道。灿林公民国年间从黎村迁回大州乡故居,他本人长住广州,民国至建国期间,他在广州经营中药店,直至公私合营时期作罢。灿林公曾给本族先人点"五鬼运钱财"之穴,其子鸿佳伯父在香港经营果木。半年后,香港政府忽然征收鸿佳伯父之果木园,并给伯父以巨额赔偿。伯父由此致富,其朝贫暮富之效,居然应验如斯,族人为之大奇。
    三十四世时,炳乾之子江南求学于日本;继林次子锡康毕业于仲凯农业技术学校(现仲凯农业学院前身),任深圳市蓄牧局局长、深圳市蓄牧兽医学会秘书长等职;锡华,灿林长子,在空军地勤工作;杨安次子罗庆军人复员,任东莞市房地产管理所副所长之职。
    三十五世时,善添长子海洪,文革年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文革后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华师大副教授、华师大化学系系副主任之职;锡华长子国柱,文革后上大学,毕业于广州医学院,现职医师;锡华次子国忠,与三十四世江南同年求学于日本,现移居加拿大国;树棠长子国源89年暨南大学毕业,现职东莞市人民政府口岸局副局长;满心次子国胜,90年毕业于广东工学院化工系(现广东工业大学前身);满心三子根胜,95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系,现供职于东莞市谢岗镇工业发展总公司;鸿佳之子国干,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留学澳大利亚,获硕士研究生学位
  
  
  
    这些人里,有些可能已经功成身退,为莫氏家族增色添彩;有些可能还在事业的道路上曲折攀进,备受风霜之苦;有些可能会在时运的拨弄下终致一事无成,英雄气短。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是黎村莫氏家族的中坚力量。纪录他们的事迹,让生命的故事得以流传,将激励后辈族人在家族历史上再创辉煌。
  吾辈虽学浅,未敢忘祖训。愿与同辈诸君共勉。
         
        
              宣卿祖三十五世孙莫国胜2006年修改于东莞旗峰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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