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 　　1953年在我15岁的时候，逊河一带的鄂伦春人正式下山定居。到1953年6月为止，新鄂乡一共盖了60多栋房子。人口少的两家合住一栋，人口多的一家住一栋。我们莫氏家族开始分家单过，两个当过土匪的堂哥(莫东生、莫金生)也都从山上回来了。房子的窗户都镶着玻璃，屋里的桌椅板凳都是现成的，人搬进去就能住。但很多鄂伦春人习惯住仙仁柱，不愿搬到房子里住，一是怕房子倒塌砸着人，二是房子里忽冷忽热，容易生病。其实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当时的鄂伦春人眼界不宽，根本不了解房子的构造，“容易倒塌”的想法只是他们的感觉而已。所以刚定居的时候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房子没有人住，黑河地区民委和逊克县民委派人来到新鄂乡，左一趟上山，右一趟上山去做鄂伦春人的工作，劝说鄂伦春人下山定居。经过艰苦的工作动员，鄂伦春人总算都下山了。 　　 　　鄂伦春人除个别人懂满文和日文以外，大部分人都没有学过汉文。逊克县民委在县城办了一个专门为鄂伦春人补习汉语的学校，无论男女老少都开始学文化，不到一年时间，我就可以阅读一般的报纸了。到了1954年新鄂乡就有小学了，鄂伦春人的子女都进了学校，县里派来的汉族老师对学生很负责，我在学习中增长了许多见识。在我17周岁的时候，母亲就催我找婆家。当时看上我的人也不少，但都不敢追求我，因为我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人家怕配不上。从我内心来讲，我喜欢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并不想过早地成家。我的对象(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那个人)是我表姐孟淑华介绍的。她当时在黑河地区医院当护士，接触的病人很多。有一位名叫魏金祥的鄂伦春族小伙子因打球受伤，住进了地区医院，恰好在孟淑华的病房。魏金祥家住爱辉县新生乡，父母早亡，家里只有一个哥哥。我俩第一次见面我就没看上他，他虽然高高的个头，但皮肤太黑，长相一般。我把不想嫁他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劝我说，小魏家里也没有老人，基本没什么家庭负担，以后你们结婚了就让他到咱家来，家里也好有个帮手。你若是嫁了别人，就得搬到人家家里去住了，妈哪里舍得你走呀?母亲一边说一边流泪，我是长女，从小就听母亲的话，架不住三劝，我就同意嫁给魏金祥了。魏金祥是一个苦命人，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他的叔叔把他带大的，12岁的时候，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叔叔经常是空手出去又空手回来。魏金祥实在饿极了，就偷吃了供给祖先的一点点供品。婶娘发现了以后就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一赌气跑到山上去了。他爬到一棵大树上，用衣服把自己绑在树杈上，想起死去的母亲，他一边哭一边睡着了。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头上已是满天星斗，再往下看，天啊，一条黑色的母狼正贪婪地盯着他。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清醒，饥饿感荡然无存。狼不会上树，只要他不下来就别想吃掉他。就这样他一直没敢合眼，和狼对视了很久，直到第二天中午叔叔找到他为止。 　　 　　魏金祥14岁参加了八路军，参军第一天指导员就问他为什么要参加八路?他说参加八路有馒头吃，把指导员都逗笑了。他原来有一个弟弟，名叫魏金元，因患头痛病被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等魏金祥第二次去医院看弟弟时，弟弟已经死了。他气疯了，怀疑是日本人下了毒手，因为弟弟的身体一直都很好，怎么会因一时头痛就会丧命呢!他质问日本医生，日本人什么也说不出来，弟弟被害已确定不移。他想到可怜的弟弟就这么含冤死去，心里怒火万丈，操起凳子就向日本人砸去，谁也拦不住他。在场的日本医务人员全吓跑了，他把医院的玻璃全砸烂了。 　　 　　魏金祥18岁时学了一段时间的文化课，字写得相当不错，打球、唱歌样样精通。在和我结婚以前，黑河有好几个姑娘都想跟他搞对象，究竟娶哪一个姑娘他也拿不定主意。有一天他找人帮算命，算命的先生让他抽签，结果抽到的是“东”，算命先生说，你娶东边那个姑娘最好，将来儿女双全，大吉大利呀!东边的那个姑娘就是我。没过几天，魏金祥就买了一匹好马，专程到我家求婚，他穿了一身新衣服，看上去挺精神的。我妈妈一见他就特别喜欢，对他一顿好招待，可以说我的婚姻是由母亲一手包办的。我结婚的时候18岁，魏金祥24岁。 　　 　　结婚三个月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适，丈夫让我去县城检查检查，我坐着马车去了，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我怀孕了。回到家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把他高兴得要命。19周岁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魏华。有了孩子，魏华爸爸啥也不让我干，里里外外都他当家，酒也不怎么喝，日子过得平静而又舒心。我母亲讲究特别多，在坐月子期间不让我洗头，也不让我喝凉的，连门都不让我出，坐着时也要双腿并拢，否则老了以后走路不稳。鄂伦春人虽然定了居，但医疗水平仍很落后，没有任何避孕措施，有了就得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5年。1967年我怀了第4个孩子，那时县医院已经有了终止妊娠的手段，我决定把孩子做掉，但爸爸说啥也不同意，我只好把孩子生了下来，结果还是个儿子，我的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老三是女儿，老四是儿子，当年算命先生给魏华爸爸下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我一直没有工作，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魏华爸爸一个人挣，他多才多艺，新鄂乡的人都愿意和他聊天，乡里让他在学校当了一段时间老师。“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为两个堂哥当过土匪而受到牵连，被开除公职，蹲了几年牛棚，那时候的人天天搞批斗，搞得我们莫氏家族日日不得安宁，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1982年，魏华爸爸得到平反，出来以后，他就在文化站干了几年，自编自导了好几部鄂伦春歌舞，有的还获了奖，县城里的广播经常播放他演唱的歌曲。 　　 　　魏华爸爸老家是黑河的，他多次同我讲，等小儿子结婚了咱们就回黑河，落叶归根。可惜，他没福，小儿子结婚不久他就得肺癌了。但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乐观的情绪，不让孩子感到痛苦。1992年1月15日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享年60岁。从此以后我的头发白了很多，眼睛也花了。 　　 　　再嫁 　　 　　解放以前，鄂伦春人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虽说社会婚姻法律对他们约束不强，但他们族内的婚姻制度还是很严格的。过去年轻人结婚之后一般不许离婚。如果丈夫死了，孀媳不到二十岁，娘家可以将她许配给其他人。如果婆家不同意其改嫁，女方家可以联合许配的男方家以突然袭击的方法抢回女子，我六婶就是莫家抢来的。我六婶年轻时就守寡，我六叔莫福宝那时也没结婚，提亲的人也不少，但他就看上了六婶。六婶的婆家知道这件事以后，每天晚上都到莫氏家族的仙仁柱前示威，骂一些让他们能出气的话，说六叔道德败坏等。有一天夜里，我堂哥、堂嫂带领一批人马趁六婶家已经入睡的机会去抢亲，漂亮、机智的嫂子像女匪首一样冲在最前面，把早已等在门口的六婶一夹就跑，一阵马蹄声惊醒了婆家，等他们出来时马啼声已远去，六婶的门前只留下一只小布鞋，那是她结婚时穿的。抢亲之后，并没有影响双方原有的亲家关系，我六叔给了六婶婆家两匹马，婆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解放以后，各种旧的婚俗逐渐消亡，年轻人结婚新事新办，不再受各种约束。在我们莫氏家族历史上，就数莫东生哥哥的婚礼最隆重，没有谁再超过他。莫东生结婚的时候鄂伦春人还没有下山，在结婚的前几天莫氏家族就开始准备工作，盖了不少棚子，打了几十只狍子和上百只野禽。结婚那天，来了很多客人，有满脸大胡子的商人，还有山上的盲流，还有地主豪绅。有达斡尔人，也有蒙古族朋友，还有达官显贵。他们都是莫东生的朋友。莫东生好交朋友，尤其喝点酒以后别人求他干什么他都答应，特别讲义气。在伪黑河省时代，莫东生是个风云人物，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他的。我堂嫂(莫东生夫人)结婚前一天就开始化妆、打扮，好几个人帮她忙乎。外面的篝火着了三天三夜，盛况空前。定居以后，莫氏家族再也没有为儿女的婚事大讲排场了。 　　 　　1992年我丈夫逝世的时候我54岁，别人好言相劝让我再找一个老伴，我说孩子都成家了，孙女也有了，半老徐娘还找什么老头呀!再说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我哪儿有心找呀。一晃四年过去了。在我58岁的时候，在黑河市劳动局工作的侄女莫桂茹给我介绍了一个老头，他就是原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党委书记刘本占。新生乡我去过好几次。刘本占年轻时也是一名出色的猎手，枪法、骑术样样过人，在黑河地区也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他老伴是1995年去世的。在侄女莫桂茹的撮合下我俩的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两家的孩子都孝顺，对我俩的事没有人反对，尤其是老刘的小女儿刘军怕我不跟她爸爸，还专程从黑河到亲鄂看我，为她爸爸的事多喝了几杯啤酒，就这样我就答应嫁给老刘了。 　　 　　子孙后代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恢复了鄂伦春族学生特殊助学金制度，到1981年助学金数额提高到每个中学生每年140元，小学生50元。到了1985年，又将小学的助学金标准提高到100元。这样既减轻了鄂伦春家庭的经济负担，又保证了鄂伦春族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我的大女儿魏华参加了成人高考，考上了黑龙江省民族干部学院，二女儿春红考上了黑河师范北安分校。魏华在哈尔滨念了两年书，学习成绩优秀，从省民干院毕业以后，她就调到了逊克县农委。我的大女婿是达斡尔族，心眼好，实在，对老人孝敬。他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爱喝酒，魏华因此和他闹了一些矛盾。 　　 　　我的二女儿春红，属龙，是一个文静秀丽的姑娘。她从师范毕业后就分到逊克县新兴乡当老师了，她的丈夫是个山东小伙子，老实，勤快，手巧，善于料理家务，关内汉民族的特点和聪明他都具备。我从来没有因为二女婿是关内人又是汉人而轻视他，反而心疼他，人家也有父母，在家也是宝贝，“嫁”到了鄂伦春族家庭，我们必须把他当自己的儿子看，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如今春红已有了一儿一女，女儿已10岁，儿子4岁。小两口都已调回新鄂，在学校教书。 　　 　　我的大儿子春玲前些年在乡里开大客车，80年代末，鄂伦春人也走上了多种经营的发展道路。从来也没有搞过买卖的大儿子也开始跃跃欲试了。他和儿媳妇自己买了车，开了一个小卖店，最初由于缺乏经商经验也赔了不少钱，但他们没有灰心，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购进商品了，小生意也逐渐红火起来。大儿媳妇是鄂伦春人，特别精明，家里的账目全由她管。从大儿子结婚那天，我就想抱孙子，可是大儿媳妇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两个孙女活泼可爱，和我感情很深，时间长了我也就不在乎他们是孙子还是孙女了。我已想通了，男孩女孩都一样，女孩比男孩更有孝心，比如我的两个女儿就比两个儿子细心。我的两个孙女天生就是一对唱歌的料，一到过年过节她俩就登台表演，全乡的鄂伦春人都喜欢听她俩的歌，老人见到我就说，你真有福，有这么好的孙女。 　　 　　我的小儿子叫春峰，在乡政府上班。小儿媳妇是蒙古族，爱打扮，人长得漂亮，无业，有时帮别人打点零工。小儿子有一个女儿，叫魏佳，已经3周岁了。 　　 　　除了我的四个孩子以外，其他莫家子孙又生活的如何呢? 　　 　　莫义生是我二大爷莫福民的次子，长子是莫东生。莫义生小的时候个子不高，和他一起长大的童养媳曾逃跑过。童养媳的娘家条件简陋，生活很苦，童养媳逃回去一周就受不了了，只好又回到了莫家。别看莫义生小的时候鼻涕拉瞎的，等他长到18岁的时候个子一下就长高了，仪表堂堂，气宇轩昂，我那个“童养媳”嫂子再也不提逃跑的事了，而且把义生哥哥当宝贝一样珍惜，有啥好吃的都给他留着。嫂子从小受苦，但人长得特别俏丽，大眼睛，双眼皮，在毕拉尔一带是有名的大美人。 　　 　　义生哥哥平时话不多，但对什么事他都特别用心。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猎手，同时也是一位画家。但因他没有受过专门的艺术熏陶，便只好通过随意雕刻的工艺品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情感，比如在孩子的摇篮绑上，他会用各种颜色画上花草、小鸟、云纹等。 　　 　　义生哥哥一共有过六个小孩，其中有一儿一女在幼年时就夭折了。大女儿莫桂茹1948年诞生在沾河边上，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就嫁到了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桂茹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已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她先后发表作品近百万字，如《飞龙鸟的传说》、《心上人》、《鄂伦春族传统饮食》、《鄂伦春族常用的中草药》等，并担任《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丛书·鄂伦春民间文学》副主编。 　　 　　小女儿莫鸿苇，1962年出生在新鄂乡，在姐姐家长大。1988年放弃了自己的演唱专业，离开了熟悉的舞台，走上了创作桦树皮工艺美术作品的行列。她创作的19幅桦皮画在第四届西北地区艺术节展中荣获一等奖，并有23幅作品参加了全国各艺术馆、文化馆联展，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大儿子莫代友在新鄂乡工作，大孙子莫翔已19岁，目前正在黑龙江省民族干部学院读书。 　　 　　小儿子莫代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1998年3月到日本定居。总之莫义生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为我们莫氏家族争了光。 　　 　　莫金生是我大爷莫福寿的长子，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莫桂琴文化水平较高，是鄂伦春族第一个中学生，先后在新鄂乡、新生乡、新兴乡任教。性格豪爽，喜欢喝酒，退休以后一直在家休养。二女儿莫桂珍，长相和言谈举止和金生哥哥一模一样。性格果断、干练，在新生鄂伦春族乡担任乡长期间创办了乡镇企业，虽然效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却大大推动了鄂伦春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三女儿莫金梅、四女儿莫胖梅一个在逊克县工作，一个在黑河市工作，两家的孩子都已上了中学。唯一的儿子莫桂友，因一民事案件入狱，肺部被打伤，家人又无钱为他看病，肺部伤口感染致死。 　　 　　东生哥哥共有七个孩子，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如今这七个孩子全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有的得病死了，有的发生了意外事故，人生的残酷在他的孩子身上全都发生了。有的老人讲，莫东生年轻的时候杀了不少人，那是他受骗当土匪时的战绩。冤魂不散，使得他子孙三代都不得安宁。现实果真得到了验证，他的家已完全破败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儿子还为他留下了两个孙女，一个孙子，寄养在亲属家。 　　 　　东生哥哥虽然有过杀人不眨眼的历史污点，但他本人是非常重情的。“文革”时期他被打倒，我丈夫为他写了一份辩护材料，东生哥哥大受感动，在狱中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在逊克县新鄂乡各行各业都能找到莫氏家族的子孙，值得一提是，我六叔的女儿莫萍琴也是莫家引以自豪的人物。60年代后，在颇有规模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经常可以见到活跃在舞台上的鄂伦春族歌手，莫萍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萍琴妹妹是黑河地区文工团专职歌唱演员，其代表歌曲是《逃婚》： 　　 　　天边飞来一片乌云，阿爸逼我嫁给无缘的人。喜鹊落在白桦树上，有情的人我才看得上。我的丈夫穿上红杠子皮衣，好像长脖老等；他的模样好像黄狗，他的影子好像黑狗；让他在酒杯里过日子吧!我要和心上人飞向远方。 　　 　　1979年，萍琴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中荣获优秀节目奖。萍琴不仅仅是一个优秀歌手，同时还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婆婆生病10多年来一直就住在萍琴家，萍琴为她洗衣做饭，端水喂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不夸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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