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打出了“反清复明”的大旗，阻击清军南下。兵败后归隐衡阳石船山，蓄发明志，筑土室曰观生居，杜门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达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学者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船山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就是这一时期的写照。 　　 　　船山先生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他擅詩文，也工词曲。著述达100余种、400余卷、800万字之多，经后人收集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王船山不但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史论家和爱国主义者。他论史的一大特点，是论历代兴亡得失之所在，见解颇深，故后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王船山论史后人无可非议”。 　　 　　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宏伟气魄和“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科学态度，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全面审定，不仅在哲学上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且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研究领域都开拓了新的局面。 　　 　　他襟怀正义，挚爱祖国，反对民族压迫；他勇于探索，勤恳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然而，我国历史上这样一位大学者竟然有两部史论手稿《读通鑑论》和《宋论》共17本，35卷被一户农家珍藏了10代300多年。这户农家为此历尽磨劫，几经战火，将这两部手稿秘藏，代代相传，“为伊消得人憔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两部手稿才终于得见天日，成为了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和船山精神的珍贵文物和历史见证。 　　 　　日前，我们有幸采访了珍藏、保护这两部手稿的第十代传人、现为衡阳县“船山学校”校长的莫尔雅先生。 　　 　　莫校长原名运松，尔雅是他的字，早年号田夫野人，1941年农历6月出生于衡阳县西渡镇（现衡阳县政府所在地）百福村树德堂。 　　 　　莫家世代为书香门第，远祖世居河南开封府，先祖友泽公第六子明诚公于明初迁任衡阳指挥籍，遂为定居衡阳之始，称为第一代，至莫校长已是第二十二代。自十一代祖世祚公于清初移居衡阳西乡油溪村莫家大屋，以下12代均以教书为业。 　　 　　莫尔雅父亲犹人公自17岁起就在县内各地设帐授业，到解放初已从教20余载。“生活虽不富裕，但日子过得清平”。 　　 　　为伊消得人憔悴 　　 　　莫校长今年正值花甲之年，中等身材，穿件藏兰色中山装，显得有些消瘦。刻着沧桑的前额下，深陷的眼窝里一对眸子炯炯有神。 　　 　　据莫校长介绍：他家珍藏的王船山这两部史论手稿源于第13代祖、王船山的学生可京公。据《莫氏五修族谱》记载：“可京，郡文庠，字天如。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甲午九月初十日午时生，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5年）甲午十一月十六日午时歿，寿六十一岁。品学端粹，德懋行芳”。 　　 　　油溪村“与王船山晚年在别峰庵著书立说处近在咫尺，（可京公）且师事焉，故藏有王船山史论清稿本”。 　　 　　据史载：船山晚年因“贫无书籍纸笔”，多借故旧门生的旧帐簿之类写作，“书成因授之”。所以遗稿散落民间各处，后经收集整理才编成《船山遗书》。 　　 　　从莫家第十三代祖可京公收藏王船山这两部史论手稿算起，传到莫尔雅父親犹人公手上时，已经是第九代了。由于他父亲在土改划成份时，因一直教书没有种过田被定为“游民”。后又因借屋作高级社办公室未同意，得罪了乡干部而被诬“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干事”，“屈打成招”宣佈为“历史反革命份子”。“每当政治运动一来，先父和慈母即为活靶子，经常遭批斗、戴高帽子遊垅等等，还时来我家抄没”。因此，如何珍藏好这两部先祖传下的王船山史论手稿，就成了莫尔雅父亲犹人公的一块心病。 　　 　　据莫尔雅介绍，由于疏忽，历史上莫家第十七代叔祖光燕公曾私下以一千八百两白银的价格，将手稿出卖给过本县九里渡洪家，其兄光帱（宏宇）公获悉后深感痛惜，想方设法又以二千两白银赎回。抗战爆发后，衡阳沦陷，犹人公“将一切家资置之度外，只带了这两部视为生命的船山手稿逃离战乱，”珍藏至今。 　　 　　因为不愿受到家庭的连累，莫校长二哥莫尔康于1957年夏离家外出谋生，为免手稿遭抄没、毁坏，尔康奉父亲之命，将王船山的史论手稿带出保存。 　　 　　然而，长期带着这么珍贵的手稿在外工作，既怕被人发现又恐遗失毁损有负父亲重托，于是，二哥莫尔康担惊受怕地将手稿保存了几年后，于1961年冬又将这两部手稿带回家，交给了父親。 　　 　　父亲叹了口气，说道：“个人已矣，藏书事大”，遂将珍藏船山史论稿的大事交给了莫尔雅。后来莫尔雅父亲去世，弥留之际仍紧紧拉住莫尔雅的双手叮嘱道：“老夫再不能为你兄弟效力，望尔等自爱之，自勉之。吾莫氏十几代书香门第至此尽矣！但王船山史论稿为王夫之手录，乃吾氏传家宝，你若能妥加珍藏，老夫定于九泉中庇佑你！别无遗言，死而闭目矣”。 　　 　　此后，莫尔雅就正式成了莫家珍藏王船山这两部史论手稿的第十代传人。 　　 　　1963年冬，莫尔雅遵照父亲的嘱咐，为避难而赘于距家几十里地的方工乡清泉村艾家堂仇家，改姓換名叫仇琳。 　　 　　入赘新婚的前夕，莫尔雅用一担箩筐将船山史论稿和其他古籍书装好，上面盖些杂物挑着，半夜三更在小道中摸黑独行几十里。一路上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唯恐被人发现将书稿收去。待到一脚高一脚低地将书稿等物挑到仇家时，由于紧张和劳累，全身上下早已湿透。但此时的莫尔雅如釋重負，完全沉浸在了船山书稿终于安全转移的欣慰之中。 　　 　　然而，由于户口迟迟不能在女方落户，几个月后，出于无奈莫尔雅又将船山史论稿等古籍书担回了树德堂老家。 　　 　　回家不久就遭抄家，当查到锁着的藏有船山史论稿和古籍书的箱子时，“幸亏慈母托言为余内子衣箱，方未被掠去。余归而知之，震惊不己，是夜三更又将其担到仇家，辗转往复如是者数”。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到处抄家，“破四旧、立四新”。惶恐中，莫尔雅为保全这两部船山史论稿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丢卒保车”的方法：主动将一些近现代书籍当众在坪上焚毁，以掩人耳目，再将船山史论稿埋入地下。后来，莫尔雅又将这两部手稿“化整为零”分别转移到多位亲友家中代为保管，才躲过了这场浩劫。 　　 　　这场旷日持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莫尔雅“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十几年提心吊胆、心力交瘁的日子。 　　 　　这十几年里，莫尔雅每时每刻都在为这两部珍贵的手稿耽心，怕被抄出焚毁掉。因此夜晚常常做恶梦，不是梦见船山手稿被查获烧毁而痛哭；就是梦见自己突遭政法机关逮捕，吓得大汗淋漓而惊醒。“如是者一年又一年，不知几年矣”！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 。 　　 　　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莫尔雅感慨万端，他借用柳永这后一句词作题目，写了篇介绍珍藏船山史论稿的文章，发表在《湖南文化》报上。于娓娓道出的艰辛中凸现出一股更加强烈的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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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2/20 1:0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