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官莫保的籍贯及历事考 　　　　1、随军从征，将所部兵千户 　　　　据忻城土官莫景隆于清乾隆九年编撰的《莫氏宗谱》载： 　　　　始祖……裕定公讳保……原籍江南苏州府太仓州人，生而奇俊，有智略，好善乐施，每倾囊济人危急。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粤西蛮寇犯边，奉命随征，设计擒贼，著有功绩，授千户屯于庆远宜山之八仙。明洪武初年，，罢管兵官，籍其屯兵为民，遂携子孙亲丁数人移居忻城界，时年已老，惟适志畎亩，督率子弟力田。凡往来晋接，无不以诚相待，以义相恤，人号其门曰：德门。 　　　　以上所叙，乃六、七百年前的事。要考究它所记叙这一段历史其真实性的程度如何？首先必须弄清这段古语所道的古事是什么？诸如“户”是什么？若用今的“户口”这名词来套译就套不上。若用古战国时期的封爵禄秩去解译，却又非驴非马了。只能找古籍为根据去说话，弄通“千户”是什么？“授”是什么？弄通古语所道的古事以后，研究起来，就有瘾头了。再把上面所叙的古事与史实对照，就可鉴别其所叙的史绩的真实性的程度。 　　　　“户”，就是兵。为什么不写作“兵”，不写作“卒”而写作“户”？因为“其军皆世职”，和“自卫指挥以下，其官多世袭，其军亦父子相继，为一代定制。”（6）所以，用“户”字恰当。千户，是元、明时期的卫所兵制。 　　　　据《元史·兵志篇》载： 　　　　考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卫设亲军都指挥使，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立枢密院总之。……千户金符，百户银符……其法，家有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尽签为兵。（7） 　　　　明因元制，见《明史·兵志篇》载： 　　　　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戌。归附，则胜国及潜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职……卫所之外，郡县有民壮，边郡有土兵。（8） 　　　　据《莫氏宗谱》所叙：“始祖保……原籍江南苏州府太仓州人。元至正间粤西蛮寇犯边，奉命随征，设计擒贼，著有功绩，授千户屯于庆远宜山之八仙。”所记与史实相符。“粤西蛮寇犯边”是元代蒙古统治者历代所遭受的，即广西各族人民的反元斗争的打击。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就有广西静江府大小州城不受招降，与元军百馀战的历史。梧州吴法受，鼓动藤州、德庆府、泷水蛮一同反元。廉州霍公明、郑仲龙的海上人民义军的反元起义坚持不懈。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邕州、宾州、梧州人民起义。至元二十五年（1289年）贺州、循州、泉州、柳州、潮州、处州等地农民起义，少则几百人，多则万余人。元贞二年（1296年）黄胜许、黄法安为首的上思人民起义。陈飞、雷通、兰青、谢发为首的广西人民义军，攻克昭、容、藤、梧等州。英宗（1321——1323年）时，广西左、右江黄胜许、岑世兴等各族人民起义。泰定帝（1324——1328年）时，就有方二为首的宾州人民起义，有融州、否泉峒、吉龙峒、洞村山、黑江瑶民起义。有静江、柳州、浔州、庆远瑶民起义，有潘宝为首的广西瑶蛮义军进入镡津、义宁、来宾诸县，有广西全茗土官许文杰率瑶民起义，有合山獠角蛮六万余人的起义。广西壮、苗、瑶会合湖广瑶多次起义，占领全州、义宁一带。迫使元皇朝不得不扩充兵员。“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尽签为兵。”以江、浙一带兵员压入广西，莫保也就“十五从军征”的了。 　　　　“将所部兵”是“设计擒贼著有功绩”的先决条件。 　　　　元皇朝的方针是在法律上确立蒙古人的最高统治地位，“色目人”的优越地位，以及汉人、“南人”的奴隶地位。在手段上：在政治方面分化汉人，利用汉族的奴才为元皇朝统治汉族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军伍中，即以“从征者，诸将所部兵”。就是让从征者有领兵权，以从征者为军伍的骨干，莫保入伍后，最初担任小旗或总旗管十人或五十人的小头目。 　　　　到元末的至正元年（1341年），反元的武装起义风暴风起云涌，见《元史·顺帝纪》中呼号：“湖广、云南盗贼蜂起”、“河南盗贼出入无常”。“西番凡二百余所，陷哈拉火州，劫供御葡萄酒，杀使臣”。邸报频传，急得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坐立不安，明令军中：“能擒……获三人者许一官。” 　　　　“元至正元年（1341年）湖南道州民唐大二、蒋仁伍、蒋丙等起义，攻克江华；同县民何仁甫亦相继起义；山东、冀南人民起义者三百余起。二年（1342年），广西庆远路莫八聚众起义，攻克南丹，左右两江等地”。（9） 　　　　《莫氏宗谱》所指的“元至正年间，粤西蛮寇犯边”当指至正二年广西庆远路莫八起义攻克南丹、左右两江等地的事。这时的莫保，已是一个所部兵中的颇有战斗经验的小头目，在战事中领着一部小队伍，能以少胜多，以小胜大取得战功，即所谓“设计擒贼，著有功绩”也恰合元顺帝旨意“能擒……获三人者，与一官”的明令，终于得兵部“授千户（金质兵符）屯于庆远宜山之八仙”。就是在位于宜山八仙的屯田千户所为千户，是符史实的。 　　　　元代的屯田制度： 　　　　《元史》云：“古者，寓兵于农，汉、魏以下，始置屯田为守之计。有国者，善用其法，则亦养兵息民之要道也。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则各卫，外则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盍亦详矣”（10） 　　　　元代的屯田，不是开荒垦殖，而是掠夺民田，把民田“充公”作为兵田。其屯田的名目繁多，除兵屯外，有“民屯”、“诸卫兵屯”、“诸屯田总管所”。各省的屯田有兵屯、民屯、卫屯、屯田千户、屯田万户。兵屯、民屯占全国很大的耕地面积。 　　　　屯田千户所其劳动力来源：一、耕种民屯田地的屯户，全系勒拨汉人和“南人”的良民来充当。二、兵屯，除奴隶兵参加劳动外，也是抑配良民，勒拨汉人、“南人”的良民充当，他们形式上是半奴隶地位，实际过着奴隶生活，受到奴隶一样的剥削和压迫。 　　　　屯田的土地制度：一面借兼并，强占民田。或借故事端，把民田“充公”作兵田。如兵屯故意放牲畜吃村民田地的苗，村民忍，则苗无收，且村民田地变成兵屯的“牧场”，村民守苗赶畜，兵屯怪村民殴赶伤他的畜，派兵进村大闹村民赶畜畜伤，勒索村民赔偿牲畜，一而再闹则以武力对待，索性将村民田地“充公”作兵屯。任意圈占耕地，将民田强占作兵田屯种。另一种形式是：以小股为单位，如用小旗、总旗，分散于各村落，占地屯田。又有所谓“买民田作兵田屯种”的花招，实则仍用旧名由原田主输税，即农民失去了土地，仍要缴原有土地的税率。把失去土地的农民，作为抑配民户，勒拨去耕作兵田。 　　　　2、徙居忻城界 　　　　公元1368年，元皇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皇朝，国号洪武。大明的江山是不能要元兵留戍驻守的，洪武初年，明太祖“且禁卫所差拨”废除元代的“屯田总管府”，取销在粤西庆远宜山之八仙的留戍布防，取缔八仙屯田千户所，莫保被“罢管兵官，籍其屯兵为民”了。 　　　　朱元璋是个“然惩元末豪强悔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见《明史·食货志》）的人，莫保的罢官，是惩元末豪强之行动。“罢管兵官”就是收缴元朝兵部授予他的金质兵符，夺了兵权。“籍其屯兵为民”的“籍”，就是籍没，查抄家产没收，把莫保在元代经营千户所当管兵官二十七年所搜罗得到的财产全部没收干净。这一声号令，莫保就从元末豪强一落落到穷鬼郎当的了。这时的莫保，已是一个六十岁上下的人，想回江南苏州府太仓州去吗？身无分文的人，哪有川资返归？断了他回老家太仓州的去路。想到另一个千户所去服役吗？自己已无兵符，到那里只能充当一名身为归附的世职奴隶兵，后代子孙也都是归附的奴隶兵，这是有辱祖宗祸及子孙的事情，这条路比身死还难受，行不得也。或者落户在宜山？宜山又是元末“粤西蛮寇”元首莫八的故乡，能容得冤鬼莫八的债主安顿否？看来，留在宜山也安顿不得，三十六计走为上，往哪里走？真是愁肠百绪，难以定夺。 　　　　机遇来了，真乃是“天无绝人之路”。路是由人走成的。 　　　　“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移徙者，明初，常徙苏、松、杭、湖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收其税。”（见《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同上） 　　　　“始祖保”被“罢管兵官，籍其屯兵为民”后，见到当时朝廷移徙很多湖广（11）人来忻城垦荒落户，途经宜山，趁此时机，宁以“罪徙”来取得移徙资格办手续，跟着湖广徙民的洪流“偕（音皆，具也；强行也）子孙亲丁数人徙居忻城界”。 　　　　元代的蒙古人的统治集团对忻城的统治其势力较薄弱，因而对这被“籍其屯兵为民”的“千户”家族的徙人并非视为异端，也与其他徙人的湖广人一样看待，这在莫保家族看来，若如徙入世外桃源之境。况且，意外地发现他们自己已徙入莫氏聚居的县境，在精神上更加感到栖身有靠了。早在唐、宋时期（公元618—1270年），忻城的莫姓已是大族，见于北宋绍圣丙子三年（1096年）的摩崖石刻《西山寺功德碑》中，文中记叙“众缘施资”完成塑造“佛像一尊”和祝祠，文中记有“信善子弟徐多，欧阳留、廖诚、韦峭、吴天锡、莫休、莫全整、徐晟、蒙想、蒙靖、吴黄、莫佛丑、葛语、莫拗、韦氏三娘、城西何氏五娘”十六个施资者的姓名，这十六名施主的名单中，莫姓四名，蒙、徐、吴、韦姓各二名，何、葛、廖、欧阳姓各仅一名，其名全俗名，其人尽皆百姓。从这件九百年前的民间宗教功德记事碑文的名单中，一件些小事记，莫姓就占四分之一，证实唐、宋时期的忻城本土的莫姓已是大族。1368年以后，莫保家族徙入忻城，与本土莫姓大族可算是“同姓一家亲”的了。按古代的风俗，也有新来的家族拜认同姓为“本家”的习惯。与《莫氏宗谱》所叙“始祖保”“有智略，好善乐施，每倾囊济人危急。凡往来晋接，无不以诚相待，以义相恤，人号其门曰德门”。这时起土官莫保家族与忻城本土莫姓家族，构成两支不同血缘体系的忻城莫姓家族。1368年以后的六百多年来，土官莫氏家族繁衍繁盛，就不能说但凡忻城的莫姓，都是莫保的后代，也不能因唐、宋时代忻城本土已有莫姓，就否定土官莫保的原籍就不是江南苏州府太仓州人。纵使今天太仓没有一个莫姓。也不能否定六百年前太仓总未有过莫姓。就如忻城在九百年前曾有欧阳姓和葛姓，绍圣以后九百年的今天，忻城确无欧阳姓和葛姓。此两姓若在外省繁衍，忻城人也无理由去否定他们的原籍不在忻城一样。这归人口流动史。由此考证，《莫氏宗谱》叙及“始祖保”是“江南苏州府太仓州人”是汉族人，是符合史实的。 　　　　有屯田经验传世的家族及其家风 　　　　据《莫氏宗谱》云：“始祖保”被“罢管兵官，籍其屯兵为民，遂偕子孙亲丁数人移居忻城界时，年已老，惟适志畎亩，督率子弟力田……著有《力田箴》曰：‘昔我江左巨族，今作粤西细民，汝其收甲兵之锋……将征战之力瘁厥锄犁，是货不弃地，食为所天，勿荒于嬉，山头岭角皆金珠，勿舍乃业，耕耘收获是根本，矧粢盛果羞之，祖考以此为孝，菽粟布帛贻之，来世以此为慈，物畜（储）然后有礼，耒耜之利普矣，子若孙其勿忘乃训。’” 　　　　老年的莫保，“惟适志畎亩，督率子弟力田”了。可是，他的子媳念念不忘昔日父辈为官千户时，自己过着纨绔子弟生活，不愿垦殖，于是他作了《力田箴》告诫子孙：“山头岭角皆金珠，勿舍乃业，耕耘收获是根本。”这就是莫保为官千户二十七年的经验总结传及子孙，作为治家的法宝。有屯田经验传世的家族，稍有机会则扩大土地占有，在土地占有积年扩大的过程中，闲时磕头拜把教悉子弟习功练武，重振家声，遂于徙居忻城后的六十年，即明宣德年间，莫保的后代家族在忻城，就已成为有名望有势力的富豪家族，即有钱有粮有武艺，并拥有武装力量的地方势力，于宣德二、三年显示出头角来。 　　　　3、夺取世官高地有术 　　　　考据《莫氏宗谱》如下一段历史： 　　　　懋勋公讳敬诚，始祖保之元孙也，明宣德二年（1427年），忻城瑶贼不靖，劫村庄攻县治，官廨民舍多成灰烬，县宰苏宽不事事，壮老韦公泰等相议曰：势迫矣！非莫保之孙未易灭此朝夕也！遂举莫保之孙敬诚公为土官，流官苏宽为监军，自始祖传及于斯，始奉檄领兵入瑶峒剿诸蛮，兵威大振，后以军功奏闻，授世袭土知县协理忻城。 　　　　考其文句，文理不通，事理不清，如： 　　　　一、前句有“县宰苏宽不事事”。后文又有“流官苏宽为监军”。乱世年头，军务当急，奉檄协剿，流官苏宽为监军当前锋上前线战场去了，他不抓军务还呆在衙门里事何务？这里所埋怨流官苏宽只顾监军打仗不问衙门“事事”，其曲调结构是“反向进行”的倒装法，是把弘治九年（1496年）的流官丁学隆的表现，装置在宣德二年（1427年）的流官苏宽的头上，屈了县宰苏宽。 　　　　二、“遂举莫保之孙敬诚公为土官”时，莫敬诚就可以“为土官”了吗？然后又再经过战斗，通过什么手段才“军功奏闻”却只“授世袭土知县协理忻城”的圣旨。后来得到皇帝的圣旨也比不得前头“壮老韦公泰”之“举”的官职大，这只能是闺阁妇道之言，却记在《莫氏宗谱》之上，怪有瘾头的。 　　　　三、“始奉檄领兵入瑶峒剿诸蛮”。是奉谁的檄？《莫氏宗谱》按下不表，储存起来，留待正统年间给莫凤用，又错了。正统二年（1437年）山云死了，柳溥“承山云后……先后讨大藤峡渠贼”（见《明史·柳升列传柳溥篇》）《莫氏宗谱》却“急闻”起来，“即移兵随总兵山云进剿。”叫莫凤跟死鬼上前线，又是有瘾头的了。 　　　　“自始祖传及于斯，始奉檄领兵入瑶峒剿诸蛮。”是奉谁的檄？《莫氏宗谱》中隐而不露，怕泄内机，即把县宰苏宽奉山云的陈檄，用“自始祖传及于斯”包瞒起来。宣德二、三年（1427——1428年），决定忻城历史命运的，是朝廷的显赫人物山云。 　　　　见《明史·山云列传》： 　　　　山云……初袭金吾左卫指挥使……仁宗立（洪熙元年1425年）擢行在军中都督佥事。 　　　　宣德元年（1426年）改北京行都督府……明年（1427年），柳庆蛮韦朝烈等掠临桂诸县，时镇远候顾兴祖，以不救丘温被逮，公候大臣举云。帝亦自知之。三年（1428年）正月命佩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往镇。云至，讨朝烈，破之。……是夏，（对）忻城蛮谭团作乱，云讨擒之。四年春（1429年），讨平柳、浔诸蛮。其秋，雒容蛮出掠，遣指挥王纶破之……。 　　　　英宗即位（正统元年）云坠马伤股。帝遣医驰视……明年冬，卒于镇……广西人思云不置，立祠肖像祀焉。（12） 　　　　又《明史·应履平列传》云： 　　　　正统元年（1436年），履平劾云弄权，擅作威福，帝命云自陈。云大惊。引罪，帝宥之。（13） 　　　　“壮老韦公泰”是什么人？ 　　　　“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14）是乡或里确定一位众所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指引人们走正路，或仲裁民事纠纷。从当地百姓到县邑长官，都敬重他，地方上处境危难时，县邑长官也要向他求教解厄的办法。“壮老韦公泰”就是这样的人物。“举”就是举荐，不是今天的民主选举。他向流官苏宽举荐莫敬诚有带兵的能力，可以动员土兵民壮起来，由莫敬诚带兵，相当于今兵的民兵队长，动员壮丁起来防御。 　　　　《莫氏宗谱》云：“举敬诚公为土官”未免荒唐。知县是朝廷命官，不是一个乡里老人能“举”得来的。而是韦公泰老人向流官知县举荐：依靠莫敬诚，让莫敬诚领兵，“流官知县苏宽为监军。”宣德二年（1427年）在忻城进行地方武装防御。 　　　　宣德“三年（1428年）正月，（帝）命（山云）佩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往镇”。这时，山云带领十万天兵（皇朝野战部队）下广西，“云至，讨朝烈，破之。”然后，陈檄（陈，布陈，檄，军事命令）忻城流官知县苏宽调土兵民壮（民兵）协剿，土兵民壮得莫敬诚领兵，流官知县苏宽顺利完成调兵任务，并亲监其军，“奉檄领兵入瑶峒协剿诸蛮，兵威大振。”山云得熟悉地形和地方语言的忻城土兵民壮协剿。“是夏，（对）忻城蛮谭团作乱，云讨擒之。”按史籍载，平熄“忻城蛮谭团作乱”是山云的战功，忻城土兵协剿起了很大作用。 　　　　战乱平熄之后，流官知县苏宽，一来不忘与莫敬诚的手足之情，二来也想得到这位拥有地方武装实力的莫敬城，成为他的长期助手作保镖，通过组织形式固定下来，就是提拔莫敬诚出来，并向上级官员陈叙莫敬诚的战功，作为提拔的条件，意欲上奏，必先取得上官的同意和支持。最知情的上官就是山云，由他转奏皇帝。德宗皇帝对设土官一事的态度冷淡。 　　　　英宗立（1436年），英宗皇帝始觉流官治政，土官治乱的特殊功能，土官治乱可省朝廷的边费。正统四年（1439年），英宗皇帝曾对总兵官柳溥说：设土官是“以蛮攻蛮，古有成说。”其益在“省我边费”。在这个条件下，于正统四年（1439年）后，忻城莫敬诚始“授世袭土知县协理忻城”县事。莫敬诚正式占领了忻城世官高地。 　　　　莫敬诚得世袭土副知县后，必尽征调的义务。总兵柳溥陈檄调兵协剿，莫敬诚为了保卫世官高地，坚守世官高地，留自己保大印，令其子莫凤代父出征，直到天顺七年（1449年）莫凤疾卒。莫敬诚巩固了世官高地。 　　　　明弘治九年（1496年），总督邓廷瓒奏：革忻城流官独任土官，旨依奏议裁忻城流官独任土官，忻城正式降为土县。（15） 　　　　（二）、土官《莫氏宗谱》中与史实不符的错讹处及其所错的缘由 　　　　1、“宰是邑者”欺君犯上目无王法。 　　　　《莫氏宗谱》云：“洪武初年”莫保“徙居忻城界时，年已老……当时瑶壮肆害，地方不宁，宰是邑者，申请为副理，奉檄之时，矍烁以起，竭意调停，震威布德，人惧慑服。后以疾卒。”这是土官莫景隆写上《莫氏宗谱》中的用来哄莫氏子孙的梦话。经考证，其错讹在： 　　　　（1）、颠倒历史 　　　　所谓“洪武初年……当时瑶壮肆害，地方不宁”查史实，洪武初年（1368年以后几年），忻城宁安无战乱，朝廷移徙大批湖广徙民到忻城垦殖，给牛、车、粮、种、农具，“三年不收其税”，人民安居乐业。其所谓“当时瑶壮肆害，地方不宁”之句，乃是偷梁换柱，把宣德二、三年的莫敬诚的历史遭遇，颠倒过来，添加在六十年前的祖公莫保的史册中。 　　　　（2）、文理不通，事理不合。 　　　　所谓“宰是邑者，申请为副理，奉檄之时……” 　　　　“宰是邑者”就是忻城县知事。“副理”就是副知县。忻城县知县申请为副知县？精神病。这就是文理不通。 　　　　若说“宰是邑者”为莫保“申请为副理”。“宰是邑者”也不至这么胡涂，“洪武初，设流官知县。”（见《明史·广西土司传》）不设土知县，“宰是邑者”不会不知而乱放空炮。 　　　　凡是知县、副知县，不管他是流职、是世职或是替职，都是朝廷命官，都是奉圣旨当官的。“檄”是军事命令，没有皇帝圣旨，地方和军事长官怎敢越权任命朝廷命官？若真有此“檄”，此乃欺君犯上之罪。目无王法之举，谁担当得起？况且，明太祖朱元障是一个“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的皇帝，他能放一个元末千户豪强来忻城做副理知县吗？不会的。 　　　　《明史》中说：“元以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就是说：“八仙屯千户莫保就是土官”，千户就是无岁禄的世职或替职的正五品大官了，怎么还要那么辛辛苦苦地另造一顶从七品——降了六级的土副知县的乌纱帽来戴在莫保的头上呢？这顶土副知县的乌纱帽是假冒伪劣商品而无疑的了。 　　　　结论见《明史·职官志》载： 　　　　兵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 　　　　……尚书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侍郎位之。 　　　　……武选掌卫所土官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 　　　　……岁凡六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九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皆有袭职，有替职。其幼也，有优给。其不得世者，有减革、有通革。流官八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留守、副留守）以世官升授，或由武举用之，皆不得世袭。（16） 　　　　2、天顺七年莫凤“遂应征西将军韩雍调”之误及其缘由。 　　　　《莫氏宗谱》云：“天顺七年，其世祖告致，始命袭职。是岁，大藤峡贼复起，遂应征西将军韩雍调，破阵斩贼，兵戈所向披靡”。 　　　　经考证：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莫凤是应征夷将军颜彪和总兵官陈泾调，协剿大藤峡致死的。莫凤死后的第三年（成化元年1465年），赵辅、韩雍才下广西。不佩征西将军印。 　　　　明皇朝对边境少数民族的征讨，其方针是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征讨各少数民族的将领“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址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诸如洪熙元年（1426年）”（17）制其檄调协剿是命令少数民族地区里的汉族封建势力——土官。由土府、土州、土县出钱出人出力，帮明皇朝镇压少数民族，其大汉族征服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以颜彪为最。据《明史》载： 　　　　天顺初，两广贼愈炽，诸将多滥杀冒功。（18） 　　　　天顺五年（1416年）……乃命都督佥事颜彪佩征夷将军印，调南京、江西及直隶九江等卫官家一万隶之。六年（1417年）彪奏：“臣率军进剿大藤，攻破七百二十一赛，斩首三千七百二十一级，复所掠男妇五百余口。”帝敕奖之。（19） 　　　　都督颜彪佩征夷将军印，讨贼久无功，滥杀良民报捷，岭南人咸疾之。（20） 　　　　颜彪作孽，人心向背，导至天顺七年（1463年）灭顶之灾，莫凤也难逃此劫。 　　　　（天顺）七年（1463年），大藤峡贼夜入梧州城，时总兵官陈泾驻兵城中，会太监朱祥，巡按吴麟、副使周、佥事董应轸、参议陆祯、都指挥杜衡、土官都指挥岑瑛等议调兵。夜半，贼架梯上城，泾等不觉，遂入府治，劫库放囚，杀死军民无算，大掠城中，执副使周为质，杀训导任璩。泾等怆卒无计，惟拥兵自卫，随军器械并备赏银物皆为贼有。布政使宋钦，时致仕家居，挺身出，以大义谕贼，为所杀害。黎明，贼声言官军若动，则杀周副使。泾等乃遣人与贼讲解，晡时，纵之出城。贼既出，乃纵还。时官军数千，贼仅七百而已。都指挥邢斌奏至，帝曰：梧州蕞尔小城，总兵、镇、巡三司俱拥重兵驻城中，乃为小贼所蔑视，况遇大敌乎！尔兵部其即议处行。（21） 　　　　俗语说：“主将无谋，气死三军。”你讲死不死？“总兵、镇、巡三司俱拥重兵驻城中，乃为小贼所蔑视。”主力部队重兵皆然，何况协剿的土兵乎？莫凤“撤兵回至龙城，疾笃，召各目及亲丁列于寝前令曰：吾以频年征战，尽瘁驰驱，只欲代父报国，无负君恩，乃大寇未平，获病回师，是天夺吾志……言讫而卒。”（见《莫氏宗谱》） 　　　　莫凤之死况，见于《莫氏宗谱》上，可是，莫凤死前出征，是应征夷将军颜彪、总兵陈泾檄协剿大藤峡的历史，却不敢真实地记叙在《莫氏宗谱》之中，而瞒天过海，拉得黄牛当马骑地伪造一句“天顺七年（1463年）……是岁，遂应征西将军韩雍调”一段历史。查历史：正统（1463——1449）景泰（1450——1456）、天顺（1457——1464）年间，韩雍还未曾来到广西，而是莫凤死后的第三年——成化元年（1465年）（22）韩雍以左佥都御史赞理军务，辅佐总兵官赵辅下广西剿大藤峡的。韩雍的一生，从来没有佩过“征西将军印”的，莫凤死后的第三年——成化元年（1465年）韩雍才来广西，怎么莫凤也还能“遂应征西将军韩雍调”泥？这就不真实、不准确了，但却顺应朝廷的口气。 　　　　历史的真实是：“天顺七年（1463年），莫凤奉征夷将军颜彪、总兵官陈泾所陈的檄令，出征协剿大藤峡而获病于军，卒于龙城”的。如若实话实说：“随总兵官陈泾调”一句写上《莫氏宗谱》中，等待的命运将是失掉世官高地。

原文 发表于《忻城文史资料》第五辑  浏览：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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