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著名的宰相--房玄龄 　　 　　　　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一位著名宰相。古人素有“房谋杜断”之称，房谋，是说房玄龄善于谋画、杜断，是说杜如晦决于判断。他们二人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杖策谒于军门 　　 　　　　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卒于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名乔，原为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曾祖和祖父曾历任北魏、北齐官职，父亲房彦谦，是魏、齐间的山东著名学者，所交往的知交王邵、李纲、柳或等，“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也十分敬重房彦廉的为人，经常与他“辞翰往来”，每当薛出差外地，都要途经彦谦处“留连数日，屑泪而别”。房彦谦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虽曾连任北齐和隋朝的中级地方官吏，但对魏、齐、周、隋之间的长期政治动乱，十分厌倦，所以在隋文帝代周以后，曾想“优游乡曲”，再也不出仕做官。被迫接受隋王朝的任命后，也决不阿谀权贵，对看不顺眼的事大胆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曾经尖锐地向当时权重一时的宰相高颖和负责宫廷建筑的张衡提出：对吏治要严于管理，对“穷极侈丽”的建筑，要立刻停止，间接地也对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浪费民力提出谏劝。在他出仕几任地方官时，对老百姓厚加慰抚，施行善政，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房彦谦对隋炀帝的必将覆亡，早有预感，曾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指炀帝)性多忌刻，不听意见，唯行苛酷之政。别看现在天下尚安，必有危乱。” 　　 　　　　房玄龄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颇传其父遗风。他自小爱好文学，广闻博览，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善诗能文，精通儒家经书，可以称得上当时的一位全才。房玄龄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和道德品质方面，都是封建时代的楷模。他政治上酷肖其父，也十分敏感。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王朝还正在兴旺时期，表面上“天下宁晏”，大家都以为“国祚方永”(国运长久)，而青年的房玄龄却早看出不可克服的弊端和国家覆亡的征兆。一天，他对父亲说：隋朝本无功德，只不过欺骗百姓，现在又在皇位方面互相倾夺(指隋炀帝与其兄杨勇、弟杨谅之间争夺皇位之争)，贵族们“竞相淫侈”。这样的王朝终归要矛盾百出，“内相诛夷”，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房彦谦见小小年纪的儿子竟然有这样一番超人的见识，不禁大为惊奇。房玄龄对于长辈恪守孝道，他的父亲长期卧病不起，他“绵历十旬”(绵延一百天)，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他对继母也颇能尽孝，史称对继母“恭谨过人”，继母病了，请医生过门，“必迎拜垂泣”。继母病死，伤心到不思饮食、骨瘦如柴的程度。房玄龄的品德和文才受到了当时人的十分赞赏，主管人事的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人评价他说：“我看人多了，从来未见到这样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为隋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终于看准了时机，毅然脱离了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离隰城距离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徒步追谒李世民，也是相当辛苦的。这当然也由于唐军大得民心的缘故。《旧唐书·太宗纪》称，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辅(指长安附近)吏民及诸豪猾诣(到)军门自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房玄龄正是在这样形势下投奔李世民的。正好此时，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闻房玄龄才名，便把他大力推荐给李世民。 　　 　　　　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立刻予以重用，委任他为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主管军事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引为谋主。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左右手，跟随三十多年，李世民即皇帝位后，终成为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贤相，闻名于后世。 　　 　　 　　秦府十余年 　　 　　　　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参谋后，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他比别的文臣武将更有政治眼光，看得远，想得全面。比如，李世民在扫平诸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而房玄龄唯独考虑怎样收揽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主人若还想着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你不说，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结成了一派很大的势力。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图籍文书，《旧唐书·太宗纪》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代隋称帝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房玄龄升任为秦王府记室，被封为临淄侯。他的工作更忙了，秦王府的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尤其是军事和政治文书，最后都要他圈定，不少文书要他亲自起草。他井井有条，才气横溢，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就是说，有不少军事文书和上奏给唐高祖李渊的表章，是在马上即兴完成的，不用草稿而文采优美，且顺理成章。他如此才思敏捷，是十几年的戎马生涯练就的。 　　 　　　　唐王朝建立以后，最高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唐高祖的大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因为战功显赫，也给予特殊礼遇，加号“天策上将”，位在一切王公之上。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署官吏，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双方势力的同时增大，必然会由此引起政治上的斗争。李建成对李世民的“勋德尤盛”，产生了极大疑虑；而李世民不断树立私党，也加速了这种斗争的激化。事情终于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有一天，李世民从太子建成处宴饮而归，发现食物中毒，“心中暴痛，吐血数升”。这引起了秦王府的极大惊慌，大家感到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了，李世民积极召集谋士们准备对策。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主要谋士的角色。他早就胸有成竹，在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平定王世充时，曾和李世民一起，“微服”拜访过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王道士告诉李世民：“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至少从此时起，房玄龄就已萌发了辅佐李世民做天下主的想法。当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刻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说：“现在嫌隙已成，危机即发，大乱一起，必将危及整个国家的统治。”他建议“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亲社”，意即效法周公锄掉管、蔡那样，除掉李建成和他的同党李元吉(李渊四子)的势力，这样才可以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长孙无忌把这个意见转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了房玄龄，和他进一步谋划进行宫廷政变的事宜。后来，杜如晦、高士廉，以及大将侯君集、尉迟敬德也都参加了密谋，形成为秦王府策划政变的核心。太子李建成知道了秦王府的密谋，对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特别忌恨，于是在唐高祖面前说了房、杜二人许多坏话，唐高祖偏听偏信，把房玄龄和杜如晦驱斥出秦王府。形势越来越紧张，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日夜劝说李世民先行下手，他们对李世民说：“事情已经十分紧迫了。为了保住江山，应决心大义灭亲。如果再当机不断，便会坐受屠戮。”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在政变前夕，命令尉迟敬德将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土秘密召回秦王府，经过细致谋划，定在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武装政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同时被杀。不久，唐高祖李渊自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改元贞观。这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后，召集诸大臣评功行赏，太宗认为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应当论功第一，房玄龄进爵为邢国公。这一封赏遭到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反对，他对太宗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而今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过是刀笔之吏，竟然评功第一，臣窃不服。”太宗反驳说，房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比得上汉朝的萧何，理当评为首功，他列举了许多事实，使李神通无话可说。公元630-年，即唐太宗登基的第四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此后将近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至公元648年病故。 　　 　　 　　 提任总百司 　　 　　　　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他办事认真，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诚)恭(谨)夙夜(日日夜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权完全交付给他。房玄龄根据唐太宗“量才授职”、“任官惟贤”、“务省官员”的原则，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六百四十员；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判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默契。所以史家称说：“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子宫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人耿直，受到房玄龄的器重，他向唐太宗推荐说，李大亮有汉朝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当大位。后来李大亮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和房玄龄共职相府。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从来对人不求全责备，也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是随其才能量人录用，不以出身贵贱为限。这一用人政策在当时是比较可取的。 　　 　　　　房玄龄任相期间，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事无巨细，想得周到慎密。古人说他在相位时，“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他任人唯贤有关。但当重要部门，一时英才难选时，他又宁缺毋滥，自己先承担起来。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不可交付给“聚敛之臣’’的。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也正由于此，房玄龄堪称为贞观之治时期的良相。房玄龄忠心辅佐唐太宗，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很多，从《贞观政要》的若干条记载看，他不仅要过问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仗的多少，以及宫室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对这一切，房玄龄都很认真，虽略小有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房玄龄在唐太宗左右，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诤臣，但觉得有不当处，也经常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自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连唐太宗自己也深为后悔，曾说过假如魏征还活着，一定不让进行这次战争。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 　　 　　　　正由于房玄龄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当时君臣上下对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可见房玄龄在贞观一朝所受尊敬的程度。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贞观时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圭，曾对唐太宗评价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 　　 　　　　房玄龄对“贞观之治”还有一项较大贡献为：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主持了《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还主持了唐朝国史的编纂。早在李世民身为秦王之时，在他周围就聚集了许多著名文士，号曰“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最后统一颁定。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从贞观三年(629年)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国史，对房玄龄说：“为什么自古来当代国史，皆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可能书写到人主的非法之处，理当不让皇帝亲见。”唐太宗解释说：他想看国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终于一病不起。病势沉重时，唐太宗和他见了一面，“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足见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卧床期间，唐太宗不断派人探望，临死前，太宗又亲临与之握手叙别。死时，房玄龄年七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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