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下午。 　　当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讨逆军”气势汹汹地向潼关逼近，在西安附近渭南地区 　　实施大规模飞机轰炸之时，端纳又一次飞抵西安。如果不是宋美龄哭着哀求，他是不 　　会冒险此行的。宋美龄得知张学良等“善待”蒋介石的消息后，救蒋之心更为迫切， 　　又唯恐蒋介石挨炸，自己和南京这边又无人能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便央请端纳让 　　蒋介石亲下手令予以制止。 　　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分别命令部队做好迎击所谓“讨逆军”的准备。中共也 　　对红军作了调整部署，对张、杨表示军事支援。内战一触即发，形势危在旦夕。 　　陪同端纳见蒋的张学良当场表示：“何应钦逼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老谋深 　　算的蒋介石一方面想借何应钦“讨伐”的压力，作为向张学良、杨虎城讨价还价的资 　　本；一方面又生怕别有用心的何应钦先把他打死了，思考了一整夜，终于想出了一条 　　两全之策。 　　12月17日早晨，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纸手令：“……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 　　炸，为要！”同时又对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以停战3日为条件，给张、杨3天期 　　限送他回南京。 　　局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当天下午，中共代表团的专机降落在西安西郊机场。“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听说周恩来率代表团来西安，张学良紧锁的双眉打开了，心里踏实了许多，亲自安 　　排他们住在自己的公馆里，并于当晚设宴欢迎。 　　“哟，美髯公，你的胡须怎么没有了？”张学良就像见到了老朋友，一见面就问 　　周恩来。在旁的人大都感到诧异。因为他们不知道，早在 8个多月前，他俩曾在延安 　　秘密会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商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在那次会 　　谈中，周恩来蓄有长须，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使他佩服和难忘的是，周恩 　　来的机智、胆略和风度。 　　周恩来笑着说：“刚刚剪掉。”“可惜了，可惜了。”张学良边笑边摇着头说。 　　这天晚上，二人彻夜长谈，推心置腹，双方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张学良不曾想到， 　　长途跋涉，星夜兼程的周恩来，已经3天没合眼了。 　　次日下午，周恩来等又到杨公馆去会晤杨虎城将军，通报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 　　的看法和昨晚周、张会谈的情况。杨虎城先是感到惊异，因为他比张学良更了解共产 　　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原以为中共一定会借此机会报复；继而由衷地赞叹：“中共 　　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置党派历史的恩怨于不顾，真是令人极端佩服。”进而表示， 　　只要中共方面与张学良意见一致，他“无不乐从”。 　　自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成为以周恩来为调停西安事变核 　　心人物的公开联盟。 　　然而，在张学良、杨虎城众多部下中，并不都能明白“三位一体”确定的方针。 　　有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甚至酝酿闹事，说：“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 　　就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代表团成员，不顾个人安危和辛劳，深入这些军官 　　中间，苦口婆心地进行疏通引导，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有时费了 　　好几个钟头，有时讲上整整的一夜，一次一次解释他们的政策的理由。”这些军官从 　　不理解逐渐转变为理解和敬佩，有的军官当场向周恩来致军礼，表示对中共“大公无 　　私，以德报怨”的敬意。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高中级军官中，有些是周恩来在 　　沈阳读书时的同学，周恩来利用这些关系又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在部队中开展工作， 　　代表团还深入西安各界做宣传，像强劲的东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云雾，为正确而顺 　　利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2月22日，宋美龄经过一段时间的“遥控”策划后，亲自登场了。与她一同飞抵 　　西安的，有宋子文、端纳、戴笠等。宋子文两天前已来西安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 　　城深入交谈，摸到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之底细，并与蒋介石密商后，于次日飞回南京 　　报告。特务头子戴笠曾下令寻找能“飞檐走壁”之人，企图派这些人潜入西安执行救 　　蒋任务，但毕竟“投鼠忌器”，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 　　当他们走下飞机时，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欢迎。使戴笠感到气恼的是，从来 　　没人敢碰的他，居然被搜了身，随身携带的一支小手枪被缴了械。“总有一天我要让 　　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在心里暗暗发誓。 　　谈判即将开始。“三位一体”提出，以捉蒋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作为谈判的基础。 　　虚荣心极强的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谈判，但又摆起了居高临下的架子，提出所谓的 　　“原则”：一是他不出面谈判，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二是谈判所商定的条件，由他 　　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任何书面签字。 　　23日谈判正式开始。上午，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提出了经张、杨同意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 　　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 　　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 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如果上述主张蒋介 　　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下午，宋子文代表蒋方 　　提出改组政府等项办法。 　　第二天，谈判继续。双方达成关于改组政府，“中央军”撤兵，释放爱国领袖， 　　停止“剿共”并予接济，抗战发动和共产党公开，蒋回去后发表通电自责等九个方面 　　的协议。 　　这时，周恩来提出要与蒋介石当面会谈。当天晚上，这两位曾是黄埔军校的同僚， 　　进行了会晤。 　　“蒋先生，我们大概有10年没有见面了吧，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了。”周恩来望 　　着勉强从床上坐起来的蒋介石，不胜感慨。就是眼前这个憔悴不堪的人，曾悬赏要取 　　他的脑袋。 　　有气无力的蒋介石似乎也有许多感慨。在他指使下，曾大肆宣传所谓的“共匪” 　　个个青面獠牙，眼前这位大“共匪”的风度却令他自愧不如。他强打精神说：“恩来， 　　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他又摆起了当年“校长”的架子。 　　周恩来心里感到好笑，但他严肃而认真地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 　　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 　　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无言以对，刚才强打的精神一下子又被疲倦所困扰。他表示谈判的条件可 　　以接受，并请周恩来以后到南京再同他继续谈。 　　分别的时候，蒋介石与周恩来轻轻握手。在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 　　次握手合作的国共两党，历经10年内战，在抗日救国危急时刻，终于又第二次握手， 　　联合抗日。 　　这一握手，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背信弃义：蒋介石的“君子报仇” 　　 　　蒋介石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是有名的。 　　西安各界人士对蒋介石不在协议上签字，深表忧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不少高 　　级将领甚至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扬言如果商定的协议没有签字画押，中央军不首先撤 　　至潼关以东，即使张学良、杨虎城答应放蒋，我们也誓死反对。宋氏兄妹大惊失色， 　　蒋介石也紧张万分。他们一再表示，说好的条件一定办到，绝不食言。 　　夜长梦多。张学良唯恐出现意外，一切就会前功尽弃，决定立即亲自送蒋介石回 　　南京，他一面安抚部下，一面写好了手谕交给杨虎城。手谕指令其部下在他离陕之际， 　　一切听从杨的指挥。他想用自己“忠孝节义”的人格，进一步促使蒋介石履行其所谓 　　的“领袖人格”。杨虎城虽然不赞成这样放蒋，但也为张学良的人格所感动。 　　谈判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即12月25日下午 3时30分左右，张学良与蒋介石、宋美 　　龄夫妇，杨虎城与宋子文、端纳，分乘两辆卧车，悄悄地驶离高桂滋公馆，向西郊机 　　场疾驰。 　　机场上，有一支由一二千名学生和群众组成的队伍。他们在迎候领导绥远抗日的 　　傅作义将军，却让蒋介石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以为有备而来的群众阻拦他离开西安， 　　这样就生死未卜了。他语无伦次地反复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假如这些条件不能实现的话。”说着说着，还信誓 　　旦旦地背诵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一口气背了6条。直到登上飞机，还惊魂未定。 　　就在蒋介石一行离开公馆10多分钟后，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气喘吁吁地赶到 　　周恩来那里报告。正在办公的周恩来惊愕之余，立即驱车赶往机场。“你们怎么不早 　　点告诉我！”一向沉着冷静的周恩来这时也发了火。孙铭九委屈地说：“我们也都被 　　蒙在鼓里呢!” 　　当周恩来一行赶到机场，蒋介石一行乘坐的飞机已经远去，张学良乘坐的飞机紧 　　随其后，留下一片辽阔的天空。周恩来不禁扼腕叹息：“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 　　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立下不朽功勋的周恩来，为此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评。 　　他没有争辩和计较，却一直为自己未能拦住张学良，以致张后来数十年被幽禁而自责。 　　其实，张学良还有一次机会跳出罗网。蒋介石一行的飞机先到洛阳停留，洛阳是 　　东北军炮兵旅的防地。有人劝张学良送蒋“到此为止”，回西安去。可是张学良决心 　　已定，痴心不改。也许，他一心想化兵戎相见为“人格之战”。但历史告诉他：他太 　　天真了。 　　一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鸣锣开场了。 　　“总导演”蒋介石还在飞回南京的途中，就开始构思“剧本”。一到南京，先让 　　秘书陈布雷替他编撰一篇“对张、杨训话”，说他之所以被释放是由于他的“伟大人 　　格”的“感召”；接着散发张学良的“请罪书”，执意送张上军事法庭。 　　12月3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开庭。 　　“你知道犯什么罪吗？”审判长李烈钧问。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李烈钧 　　翻开陆军刑法，指着“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的条款说：“这里面前几条，都是你犯 　　的罪，何以竟敢如此?” 　　“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张学良毫无惧色地反问。在得到“可以” 　　的回答后，他犀利的目光盯着李烈钧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 　　有这回事吗？”李答：“是的。”张接着问：“你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 　　对吗？”“对。”李一边回答，一边有点为自己的这段光荣历史而得意。没想到张学 　　良话锋一转：“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胡说！那袁世 　　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患有高血压症的李烈钧，这时血压陡然上升，差点支 　　持不住，急忙暂时休庭。 　　戏还得继续演下去。当日下午，高等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 　　5年。与此同时，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4天后，度过新年休假的国民政府 　　委员会开会，同意予以特赦，但又加上一句：“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严加管束”，一管就是几十年。尽管张学良几次上书蒋介石，恳请率部抗日， 　　但蒋介石一概不准。甚至蒋介石死了之后，这个“严加管束”的阴影还在继续。目前 　　已经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在漫长的岁月里，只能从“上帝”中寻找心灵的自由和安 　　慰。 　　比起失去几十年人身自由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遭遇更加悲惨。他付出了鲜血 　　和生命乃至全家性命的代价! 　　就在张学良被特赦，同时又“严加管束”之时，杨虎城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 　　分。蒋介石一心想搞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知道只有群龙无首才好下手的窍门，便假 　　惺惺地约见杨虎城，说：“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 　　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政府来负担……” 　　1937年 5月27日，西安机场人山人海，欢送杨虎城将军。连声高呼“再见”的人 　　们，那里会想到此去会是永别! 　　“七七事变”爆发后，远在美国旧金山的杨虎城，发电报回国，请缨抗战。然而， 　　蒋介石复电让他继续考察。当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国内时，迎接他的是戴笠及其手下 　　的军统特务。不久，关押重要囚犯的息烽集中营，成了杨虎城一家的囚禁地。 　　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最担心蒋介石背信弃义、疯狂报复的杨虎城，此刻不得 　　不喝下这杯意料之中的苦酒。更凶残的报复还在后头。1949年 8月，国民党统治风雨 　　飘摇。作垂死挣扎的蒋介石，听了特务头子毛人凤关于杨虎城怎么处理，是否押往台 　　湾的请示，当即答复：“留下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并叮嘱毛人凤将杨虎城押至 　　重庆中美合作所秘密处死。一个月后，杨虎城及其妻儿一家惨遭杀害。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事隔13年后，解了这一心头之恨的蒋介石，这时却怎 　　么也笑不起来。因为，南京“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已经落地，五星红旗将在天安 　　门城楼冉冉升起。 　　杨虎城将军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他会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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