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即被蒋扣押。杨虎城将军为此致电南京当局对蒋的背信弃义表示强烈谴责。1937年1月5日，杨虎城再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告斥蒋，结果，蒋介石下令，将杨虎城撤职（陕西省主席）留任。1937年3月初，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虎城去浙江奉化面见蒋介石一谈。可是，当杨将军到溪口见蒋时，蒋介石却强令杨将军出国考察。同年6月26日，杨虎城被迫从上海出国，在旅途中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杨将军即致电蒋介石，请求回国参加抗日，被蒋拒绝。当杨虎城于7月14日到达美国旧金山时，立即发表书面谈话，慷慨激昂地宣告：将兼程返回祖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并大义凛然地说：“宁可蒋介石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 　　 　　1937年11月30日，杨将军到达武汉后，蒋介石发来专电，命杨虎城即在南昌面谈。 　　 　　1937年10月，军统特务头目戴笠，从南京发密电给江西军统站站长谢厥成，命他在南昌立即准备地处僻静的楼房一栋。谢厥成马上选定了南昌市二纬路的小洋房一幢。 　　 　　到了10月底，南昌三家店机场戒备森严，一架军用飞机降落在机场，飞机上除了戴笠和四名武装特务，一名秘书之外，同来的就是杨虎城将军和其夫人谢葆贞女士以及小孩等人。一下机立即乘坐汽车开到二纬路的小洋房，安置杨将军一家人住下。 　　 　　这是一个极为秘密的罪恶勾当。戴笠当天布置江西军统特务，宣称此行是奉蒋介石的命令，将杨虎城暂时软禁在南昌，不让杨有所活动，对杨虎城的监禁不仅要严密无误，也要在态度上做到灵活，尽量“优待”一些，要切断一切对外联系，凡是杨虎城的一言一行要随时密电上报，并再三嘱咐决不准杨超越活动范围，决不允许出现意外事故。在生活上尽量满足杨的要求，如果杨要外出，务必切实监视与控制。当天晚上，戴笠还陪同杨虎城到励志社的浴室去洗澡，花言巧语对杨将军进行迷惑，并伪称要待他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后，再来迎接等等。第二天，戴笠便乘飞机离开南昌。 　　 　　当时，军统江西站特别安排了厨师，为杨将军烹调美味佳肴，甚至他们特地在一家剧院请杨将军去观看京戏，而其他“观众”都是特务分子们一伙。 　　 　　然而，杨将军对什么也毫无兴趣，他坦率地对“照看”他的特务说：“我在西安发动兵谏，是为了要一致抗日。这次我从国外归来，也是为了参加抗日，我身为军人，就应该奔赴战场，杀敌救亡。”“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连抗日的权利都没有了吗？”还说：“蒋先生把我扣留在此，是什么用意呢？”这些话都被特务上报戴笠。一天，戴笠给杨将军发来一电，说什么“杨先生志切救亡，深表敬佩，先生的出处，领袖（蒋）正在关怀考虑之中，尚希顾全大局，养精蓄锐，以待时机”云云。杨将军接电后，沉痛地说：“我本来以为抗日战争爆发了，蒋先生会一致对外，我才毅然回国，总以为可以参加抗战，尽到我保卫祖国的天职。谁知回国以后，竟然把我扣押起来，是何居心？” 　　 　　杨虎城在南昌监禁时期，与夫人及小孩相依为命，以读书来消愁解闷，但是看不到报纸，杨将军几次要求看报，才给了一份国民党的党报。至于要想听听广播，也不可能。特务给了一架留声机、听听京剧唱片而已。 　　 　　1938年元旦过后，戴笠派一架飞机来南昌，把杨虎城的一家接走，杨将军被囚南昌约三个月左右。 　　 　　杨虎城被押解到长沙。不久又转押到贵州息烽，一直至抗战胜利；第二年又押到重庆。1947年杨夫人谢葆贞病逝狱中。他只有幼子杨拯中同他一道过着铁窗岁月。到1949年，南京李宗仁当局同中共和谈时，中共方面提议要李宗仁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李宗仁曾给当时的重庆市长杨森打电话，要他将杨虎城释放。可是，事为军统所知，密报正在溪口的蒋介石，蒋又下令不准释放。同时，再将杨将军转押于贵阳。1949年8月，蒋介石令毛人凤处决杨将军。9月初，军统特务又将杨将军押到重庆，将杨虎城和其子杨拯中，以及秘书宋绮云等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松树坡的“戴公祠”。军统特务在此处秘密杀害了杨虎城及其幼子。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中共立即着手调查杨虎城的下落。12月1日，发现了杨的遗体在一座花台之下，于是重行掘起以棺木停放。 　　 　　1950年1月15日，重庆举行大会，隆重追悼杨虎城。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追悼会后，杨将军的忠骸和随同死难者灵柩运到西安，安葬在西安南乡。 　　 　　（沈金荣摘自《新闻汇报》，龚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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