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4日，任应岐将军在北平赴难之际，挥笔疾书“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五十年代吉鸿昌的夫人胡洪霞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吉鸿昌》其中对吉鸿昌就义时有这样的描述：……和吉鸿昌一起就难的任应岐，本来是在吉鸿昌后面执行的，这时，任应岐忍不住了……掉下了几滴眼泪来，对吉鸿昌哭到：“我死了没什么，你死了太可惜了，国家正用着你……，鸿昌皱着眉头，对任应岐说：你这是干什么？别让他们小看了咱们！“随后扭过身来，骂那几个特务：“你们这不是故意为难他么？这样吧，让他先走，我送送他。”任应岐擦了擦眼泪，强挣着走了几步，枪响了，任应岐一头载了下去……以后的很多资料，对于任，吉二人就义的记述大多以《吉鸿昌》为蓝本，包括去年十月份问世的《档案揭秘》中的“吉鸿昌枪杀案”一文的有关记述也基本以此为源。显然这是吉夫人的杜撰。任应岐就义时真是这付可怜相么？应当说描写甚是精彩，一个英雄，一个狗熊，鲜明的人物个性跃然纸上。 　　人们往往有一种思维定式，对英雄的溢美怎样过分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对英雄的丑化有时又十分的忍耐，沈默和任其流传。几行文字一下子让任应岐变成了一个可怜虫。在地踉跄倒地之后，吉鸿昌将军还特别要了一把椅子，端坐在椅子上面对刽子手说：“我要看着你们是怎样打死我的。”这样的设计让英雄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任何人都不好反对，然而革命志士默默地被蒋匪枪杀何止千万，任、吉二人被害，当时各大报纸都有报道，《全民报》是这样报道的：吉遗嘱大意，嘱几妻不要分家，好好教育子女，并恨死在此时已太晚，不如死在抗日。任遗嘱，谓志在救国，只因军队无法纪，至有此结果，并嘱妻，于其死后不必留恋天津，可即移回乡间过活云云……二人遗嘱毕，均未捆绑，即就该狱后院，令二人坐于地下，各饮一弹身亡……各摄影呈报，由监狱方备棺装殓，停于监内，二十六日分别通知家属…… 　　　　当时的行刑情况，外边的人除报馆的记者谁还能知道呢？任、吉二人未施捆绑，仍着常服，允其遗嘱，死后备棺，如此优待已充分说明蒋介石对他们的敬畏。 　　　　舞台上的曹操被画成白脸，为人们津津乐道，那是艺术加工，换来的是票房收入，教科书上的曹操是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戏不是史，史不是戏，当然史可以变成戏。 　　　　我无意鄙薄吉鸿昌将军，但有意为任应岐将军去其蒙辱。特别是在各种媒体的宣传已使吉鸿昌将军的高大形象深入人心，尽人皆知的今天，我一介小民怎能诋毁，但对于尘封太久的任应岐，让人们重新认识或有所了解，甚感人贱言微。现就任应岐在天津的活动情况简述如下：《近代史资料》第65号“刘人瑞事略”中所记：1931年春，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于是广州又有非常之反蒋组织。并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盖因相对位置处于西南，故人们以“西南”相称，以示与南京的区别，同年4月刘人瑞，陈嘉名参加西南的反蒋活动，到广州出席有关会议，嗣后，刘人瑞往西南派驻北方的特派员，曹任远为华北书记长，朱庆澜，任应岐，刘承烈为“西南”反蒋抗日活动在北方的实际负责人。他们在平津、华北、东北坚持反蒋抗日斗争达五年之久。 　　　　可见任应岐在天津的抗日救国活动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坚持的时间也比吉鸿昌要早要长。他的身份是作为“新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负责人兼联络人来组织各派抗日武装力量，筹集款项是他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他把自己仅有的四万五千元的存折拱手捐出。他家境最不好而捐资最多，这一点很突出。甚至在他就义以后外面还欠下很多债务。任妻贫病交加艰难渡日，一直到任夫人去世前这六。七年的时间，完全仰仗其旧部的接济，当时有报载：……据闻吉在天津除有楼房一幢外尚有现款四万余元，身后殓葬事宜与其妻孥生活可望无何问题。至于任之身后，因家无恒产，生活均为可虑……难怪任遗嘱，家眷一定要回河南过活等等。 　　　　在国民饭店枪杀案中，任应岐实际上是特务们的第一追杀目标。北平蓝衣社天津站的情报组组长王文利用其表哥吕一民早些时候投机革命认识任应岐的有利条件，收买了吕一民，致使这次枪杀案未遂而被捕。“天津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的资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由于吉鸿昌与任应岐联系密切，与各地的反蒋抗日力量代表的会面大部分是通过任应岐，于是敌人便把目标集中在任应岐身上，计划先通过捕杀任应岐再引诱吉鸿昌上钩，取一箭双雕之效……王文到津后立即找到吕一民，亮明身份，自称是蒋介石的嫡系，正在执行北平军分会的一项秘密活动，希望吕一民参加，吕一民当即表示愿意。于是王文要吕一民设法接触任应岐，侦察他的行动，以便伺机刺杀。王文还许愿说：“任应岐是重要的反蒋分子，如果你做出成绩可以参加军统，并按成绩大小论功行赏。” 　　　　任应岐毕生戎马，几次处于危难境地，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虽在国军中位至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兼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要职，但志在救国，因而与蒋决裂，旋即加入共产党，从此更加明确了斗争的目标。任应岐将军果然赍至而没，赴难之际他果真如《吉鸿昌》中所述的那种形象，既不象个军人更不象个共产党，这和他的经历和身份实在难以联系在一起。 　　　　三十年代初天津市大经路（河北区中山路）有所私立中学－－“震中中学”乃任应岐出资所建。它跟组织抗日武装力量虽没有直接关系却说明任应岐的远见卓识。他似乎认识到抗日救国的艰巨性，说不定自己哪天会遭不测，救国大业还要靠后人，几年以后任应岐的旧部程跃德就拉起了抗日队伍在豫南一带进行游击战，后被李先念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任的两个儿子任少岐，任中华也投身革命队伍做了红小鬼。46年中原大突围，长子任少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幼的任中华流落到了湖北，50年又在湖北参军，成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三十年代的天津，时间流逝了近70年，当人们在记住吉鸿昌的同时不应忘掉那位任应岐将军，呜呼，大丈夫任应岐，悲哉，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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