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第11期刊登杨天石撰写的专稿，透露他在美国所藏档案的新发现：杨虎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主角。现摘录如下：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特别是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张问杨，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写的回忆中又进一步补充说：我与杨虎城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学良怕别人不明白，还特别加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这是张学良此前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的。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只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 　　 　　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里，进一步谈到了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他说：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当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 　　 　　张学良声称，杨虎城“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显然夸大了，但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确系共产党，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还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杨虎城所称“我那些小家伙们”，显指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且迅速激化。 　　 　　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在场。他劝张“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关于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一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之下，即为平息。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上述资料证明，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陆廷鹤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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