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我的“自白书”》讨论 |
建国后的重庆文学,亮点不少,但都比不上小说《红岩》,该书一出立刻享誉全国,印到700余万册,甚至在日本、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等也掀起热潮。其后的《革命烈士诗抄》、《囚歌》、《江姐》等红色经典相继出现,加上八路军办事处、周公馆、渣滓洞、白公馆遗址,红岩烈士纪念馆等等,进一步推动着红岩文化日臻成熟。“红岩魂”在北京上海各大城市上演,红岩文化得以向外推广,取得更大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升出爱国、奋斗、团结、奉献的红岩精神。江泽民同志指出,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但是,近些年来异端邪说此起彼伏。2003年《江南》发表丑化《沙家浜》的小说,将阿庆嫂描写成“潘金莲”,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描写成“哈巴狗”。同年《江南》第五期又抛出一篇《夹缝时代》,吹捧慈禧,并指责抗美援朝把中国拖进战祸中,把新中国称为“中华帝国”。这类事情虽时有发生,但在规模上,组织策划上,破坏力上,都比不上歪曲否定红岩文化的系列动作。过去的情况是,红岩文化逐渐从地方性区域文化走向了全国,成为了世界性的红色经典。到现在,这一过程却悄然发生着可怕的逆转,面临的是全国各地针对红岩文化的怀疑和攻击,表面看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其实暗地里逐渐形成合围之势。 2000年8月16日《文汇报》报道,当歌乐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在上海进行《红岩魂》的演出时,浙江萧山国际酒店歌舞厅也在上演小品《新编红岩》。当“许云峰”就义时,“小萝卜头”被人抱上来,“许云峰”质问“江姐”:“这孩子咋看咋不像我呢?到底是谁的种?”然后和一旁的“甫志高”共同指着台下观众说:“是他!”其余种种丑态在不忍多说。何蜀在《书屋》杂志2002年第7期发表题为《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的文章说,“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一回事。”2004年1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红岩〉中的史实讹误》,居然借口 “现实主义文学的要素之一是细节的真实”,指责小说《红岩》中关于甫志高、中美合作所、11.27大屠杀等情节不“真实”。艺术的真实岂能等同于生活的真实,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还允不允许虚构,难道非要与历史事实一一对号入座吗?《书屋》杂志上还有重庆人诬蔑“《红岩》是林彪和江青插手文艺界,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问世的”。2003年2月10日老石在《广东工商报》上发文,猜测“狱中意见”中怎会有特别切合今天现实的“加强干部监督、发扬民主、反腐败”等内容,被他直指为造假的“时髦话”。据川东地下党老革命马识途说那是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从监狱里带出来的。是“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况的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一共有八条。这些史料由来已有五十余年矣,可老石硬要说“解放五十年了,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烈士这么‘与时俱进’的话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我的“自白书”》一诗作者的争议,很具代表性:2003年1月16日《南方周末》发表何蜀的文章《〈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说此诗作者不是陈然烈士,而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人集体创作。此文一出,全国各地可谓风起云涌,群雄毕至。据杨本泉2003年5月14日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见到刊登有关文章的已有广东四处:《南方周末》何蜀文(北京《中华读书报》摘登),《广东工商报》老石文(吉林《杂文选刊》转载),《羊城晚报》杨光治文(北京《剪报》摘登),《羊城晚报》陈章文。重庆四处:《小诗原》、《重庆政协报》、《南山风》、《中外诗歌研究》。成都一处:《晚霞》杂志。——加上转载、摘登的报刊总数,共计12家,可谓近期文坛的一个热点。此外,我还看到已经打印寄出的张中宇教授的一篇题为《〈我的自白书〉作者考》的论文。《小诗原》十二期载出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申身《我看〈我的自白书〉的代笔》……我正着手写一篇题为《罗广斌与〈我的自白书〉》的文章,……那将是此问题的新的一波。”看一看,还只是2003年5月14日以前的,杨本泉就统计到这么多,实际上此前还有竣晨、胡元邓辉等写过类似文章。2004年重庆南岸的《巴渝风》又发表陈喜祥一万六千字的长文,否定陈然烈士的作者地位。总之,骄人“成绩”令彼辈欣喜若狂,也让坚持真理的人感到震惊和愤怒。原重庆市委文艺处长林彦,50年代《囚歌》编辑熊炬都证明该诗绝不是杨本泉创作的。 细析一下,这十多家报刊杂志,各有分工,秩序井然:杨本泉、何蜀、胡元等提供原料;陈章、邓辉、杨光治从中穿针引线,推波助澜;陈嘉祥进行全面总结;张中宇则借参加《二十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这个“修史”的机会,将《我的自白书》公然作为杨本泉的代表作“入史”了,如此修史,实在让人汗颜。最后,老石出来借题发挥,趁机扩大战果:他说“《烈》、《红》、《诗抄》是我最喜爱读的书,……既然诗、情节都敢造假,不知书中还有多少水分没挤出?”你看,这看似轻描淡写几句话,就将“红岩文化”中三部重要的经典消解得荡然无存,真是手段高超,文思缜密! 杨光治去年2月26日发在《羊城晚报》上的文章建议“重印《革命烈士诗抄》时将它删去,编进语文课本时取消陈然的名字并加以说明。”谁曾想,这样的文字被去年6月的《新华文摘》选入了。这足表明谎言已占据了主要的阵地,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坏。今年年底重庆召开世界诗人大会,将把《二十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作为礼物馈赠送给各国诗人、评论家,其中《我的自白书》的谬误就成为不负责的国际笑话了;多角度的否定了红岩文化,则红岩精神岂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烈们和许多革命后来者为我们缔造了红岩文化,现在倘听任别有用心者丑化它、歪曲它并最终全面剿杀了它,实在有愧。 正是基于此,笔者觉得,否定红岩文化的战火烧到全国,但根子还在重庆。保卫红色经典的工作也必须由重庆人自己来完成,毕竟历史的当事者,知情人都在重庆。有很多熟悉历史的老同志,文史专家对于目前重庆人自己打自己嘴巴,造自己谣的做法是很有看法的。他们都希望有人有部门能站出来驳诉谎话,澄清事实,维护红岩文化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坚决反对对红岩文化的围剿。 2004/10/10夜 |
原文2004/10/14 发表于毛泽东旗帜网站 浏览:1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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