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新闻、评论及感怀

《书屋》２００３年第四期发表的林子明《三农问题与民粹派》一文中，论及俄罗斯民粹派对中国革命者的影响时，提到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难友们献给江姐的诗：“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关于这首诗，笔者在《〈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发表于《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９８８期）一文中已经顺便提及，简略说明其并非献给江姐的，但未对有关情况作详细介绍。从《书屋》林子明这篇文章可知，关于这首诗的违反历史真实的说法，仍然深入人心，对其错误影响加以澄清，很有必要。 　　这首诗只有四句：“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在１９５９年出版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中被引用（《灵魂颂》的标题也是这时被加上去的），随即被选入《革命烈士诗抄》而广为流传，闻名于世，关于这首诗诞生的背景，罗广斌等人在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中，都浓墨重彩地作了渲染，说是因共产党员江姐在国民党狱中受酷刑折磨而坚贞不屈，难友们纷纷写信写诗向她表示慰问，这是慰问品中最有名的一首诗。“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在看一次演出时，听到歌颂江姐的一个曲艺节目中演唱这首诗，还曾提出不宜用“苏菲亚”（俄国虚无主义者）来形容共产党人。可见此诗的影响之深广。 　　 　　然而，这首诗却并非是写出来慰问江姐的，这是一页出于政治需要而“修改”过的历史。 　　 　　在国民党政权崩溃，人民解放军刚刚接管重庆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９日出版的《国民公报》第四版上连载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第五节中，第一次提到了这首诗（诗句与后来《在烈火中永生》中引用的略有不同），请看文中是怎样说的： 　　 　　１９４９年元旦的前两天，这里有着这么一条“本洞新闻”，说住在白公馆的李某将要变“狗”了，原因是希望在渣滓洞的他的太太，能早获自由。然而，她拒绝了，她并且告诉“同志”们，“要求带一句话给她们所能认识的朋友，假如李某不听忠告，他们就已经算宣告离婚。” 　　 　　刘德惠告诉我这条消息，同时还塞给我一大把草纸，草纸上写满了一些同志们给她的字句，刘希望我也写几个字。 　　 　　草纸里，有一张写着这样一首短诗：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不，不 　　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 　　 　　黄昏中，刘把这首短诗一遍又一遍的念下去。在那个仅有的小窗口边，近窗眼的伙伴袁尊一，倚在那儿呆了很久…… 　　 　　文章的作者署名“杨祖之”，就是后来参加了《在烈火中永生》和《红岩》创作的杨益言。这时的杨益言，还只是一个曾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后被亲属花钱保释出来的进步青年，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才由当年江姐的战友、渣滓洞大屠杀之夜中弹负伤后突围脱险的刘德彬介绍入党）。从杨益言这篇文章可知，那首诗并不是献给江姐的。 　　 　　那首诗诞生的历史真相是：１９４８年底，已在白公馆狱中关押了八个月、起初表现甚好、有着十年以上党龄的中共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经不起黑牢生活的考验和死亡的威胁，不顾难友们的劝阻，决定步先已叛变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等人的后尘（李就是被刘出卖而遭逮捕的），于１２月１４日晚正式向当局投隆，并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叛变有“三大理由”：一、我被捕不该自己负责（刘国定咬的），而且坚持了八个月，与我有关的朋友，应该都转移了，如果还不走，被捕是不能怪我的。二、苦了这样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看不见胜利，那太惨了……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工作（注：指叛变后为国民党当局工作）也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组织已经完了，我只能从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好工作。随后，他也出卖了程谦谋等十多个同志，换取了自己的“自由”。 　　 　　他的妻子（与他同时被捕）这时关在渣滓洞的监狱女牢，与她同牢的难友曾紫霞（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志烈士的未婚妻，小说《红岩》中孙明霞的原型），后来在回忆录《战斗在女牢》中详细记叙了当时的情况（截《红岩春秋》１９９１年３期）： 　　 　　她一来到渣滓洞，就和我同住在楼上六室。大概在１９４８年５月中旬，特务把许建业、刘国　等提出渣滓洞转押白公馆时，她的丈夫也在里边。就这样我俩谈话的内容多了一点。女牢搬到平房后，我俩仍一直在一个牢房里面。只要新来了犯人或是传出谁当了叛徒，我俩一定要打听清楚。当听到我的未婚夫刘国　和她的丈夫都坚贞如故时，我俩就喜悦异常。我们懂得自己的价值要自己的行为来衡量，男人的坚贞不屈不能为自己增添半分重量，可毕竟我们为自己有眼力选择了一个值得爱的人而骄傲。当看守长李磊散布刘国　已出狱的谣言使我陷入苦恼时，她分析各种情况，贴心地安慰我。当刘国　又被提到渣滓洞审讯时，李磊制造的谣言被粉碎了，她说：“你看我分析正确吧，他是一条硬汉。” 　　 　　万万没有料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我们听到了她丈夫叛变的消息。连我都不相信那是真的，已经熬过七八个月，出了什么意外使她丈夫熬不过了呢？必须把消息弄准确后才设法让她知道，１２月的一天，我突然看到程谦谋被押到渣滓洞来了，我十分奇怪他为什么被捕，我知道他曾在新中国剧社，“六一”大逮捕后，我曾同剧社的好几个人搭他家的黄鱼车从重庆到成都。回重庆后不久，我从刘国 　　 　　　言谈中敏感到他可能已经入党。当我见到他被捕后，想问清楚他究竟是谁出卖的。谦谋告诉我，他被捕同刘国　无关，而是市中区委书记（就是我不敢相信的她的丈夫）的叛变。 　　 　　消息证实了。女牢的几个难友商量着该如何告诉她，如何对她进行工作。实际上不仅女牢，渣滓洞牢房不少难友都参加到这一队伍里来了。当我们逐步向她透露她丈夫叛变的消息后，她经过了从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过程。最后她写了一封给男牢的公开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她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战胜苦痛。她的脸恢复了白里透红的美丽。她没有别的指望。和女牢的伙伴共同生活到天亮就是她的愿望。 　　 　　可不幸的是是传来了叛徒丈夫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的消息！她的脸又布满了愁云。她成了叛徒的妻子，要继续坐牢也办不到！她想采取什么手段赖在这里。可难友们对她进行了耐心深入的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赖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她哭了，她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可都知道呀！”难友们虽然不断劝慰，可总找不到万全之计。我有同她有一个牢房一年的情谊。我作为女人十分理解她的处境。于是我要她记住一个地址，要她在绝对安全而不影响同志时去找那个人，要那个人把她送离重庆。就这样，我们看到她痛苦地、艰难地离开了渣滓洞女牢。 　　 　　１９４９年８月我出狱后一打听，她没有到我的朋友处。对她的下落已完全不明。解放后，听说她丈夫已被镇压，而她仍然下落不明，实际也没有再去打听她了。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在女牢的难友没有谁见过她。只是由于十年动乱期间外调的人使我得到了她的地址。当我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她时，我知道她同现在的丈夫生活得还不错。可我们交谈已深不下去，她对那艰难痛苦的岁月似乎是那么淡然，不愿再提起，我能说什么呢？也许痛苦已把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当我问她为什么不去找我的朋友时，她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使我感到她仍象渣滓洞时的她，这句话道出了她所承受的痛苦……她作为女人经受的痛苦难道不是影响了她一生吗？ 　　 　　从曾紫霞的这段回忆可知，那首诗原本有一个相当复杂而动人的悲剧故事。可惜，那首诗的诞生背景和献赠对象，从《在烈火中永生》开始就被人为“修改”了（诗的作者也在宣传中有过几次改变，本文不赘述）。 　　 　　《在烈火中永生》是１９５９年出版的反映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期重庆共产党人狱中斗争的一本畅销书。书的三位作者之一杨益言，在罗广斌已去世多年后回忆此书的写作出版经过是：“在大跃进高潮中……团中央在组织青年读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陶承《我的一家》这些革命回忆录作品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到了重庆这个题材……我在办公室值班的三昼夜时间里，取材于我亲身经历，和参加宣传的报告内容，和已积累的材料，写出了《在烈火中永生》，写出后，当即将书稿寄给罗（引者注：指罗广斌）看，罗看后添了几个字，即从长寿县寄给我，说不必给刘（引者注：指刘德彬）看了，刘处通讯极不便，寄走吧，我未给刘看，署上罗、刘、杨三人名字，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寄京。此书于１９５９年出版，印行３２８万册。书中，写江姐、挺进报的两节，一直被收选入中、小学课文。它是第一次以报告文学形式将重庆集中营烈士英勇斗争较完整介绍给读者的革命回忆录。”（杨益言《红岩逸闻》，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月版１１７－１１８页）。若按杨益言的这个说法，即《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是他独自用“三昼夜”功夫写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该书把罗广斌等人为写小说而集体创作的诗《我的“自白书”》当成历史上真实的陈然烈士的“遗诗”，把《灵魂颂》的诞生背景和献赠对象作移花接木式的改变，都主要是出自杨益言的手笔。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灵魂颂》最先于１９４９年出现在杨益言（以杨祖之的名字）写的回忆文章中，十年之后，又通过他“三昼夜”写成的长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而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流传于世。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同一个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写成的回忆会有这样大的出入？会对同一首诗、同一段历史作出如此不同的介绍和铨释？杨益言自己也说，《在烈火中永生》是“以报告文学形式将重庆集中营烈士英勇斗争较完整介绍给读者的革命回忆录”，“革命回忆录”可以这样随意改变历史真相吗？读者应该相信他的哪一次回忆？ 　　 　　假作真时真亦假。虽然《灵魂颂》确是真正的“黑牢诗篇”而不是像《我的“自白书”》那样的“伪作”，但它却像一瓶质量并非伪劣的酒而换用了一个假冒的品牌包装，使人对它的质量也不得不产生怀疑。其实，按照这首诗当年出现的历史真相“原生态”来介绍，不是同样能够给人以教育和启迪吗？

原文2003-08-01 发表于<<重庆南岸>>  浏览：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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