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红岩》小说及其作者、评论和读后感

就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的广度而言，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显然要数《红岩》为最了。到八十年代初，《红岩》印行二十多次，总发行量已高达七百多万册，并且被广泛地介绍到国外，世界上各主要的语言都有了翻译本。而根据《红岩》故事改编的电影、戏剧、舞蹈、曲艺、绘画等等更是无数，遍及全国各地，影响经久不衰。 　　然而，即使在《红岩》产生的五六十年代，其如此巨大的影响，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小说艺术的胜利。《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曾谈到，小说最后定稿之前，出版该书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于宣传的目的，把稿子送给了全国几家重要的报刊，想让它们选载一点，但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可以选用的章节，”“有的只是政治语言，没有文学语言。”当时除了共青团系统的《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选刊了一些章节外，其它报刊几乎都没什么动作。而作者罗广斌说：“我们写的本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嘛！怎么能不用政治语言？！”后来的补写中，作者们反而更强调了这种政治描写。（杨益言《他，还活在我们中间》，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148页。） 　　《红岩》的写作自始自终都是在多重组织系统的关心与催生下完成的。最初作者们只是在共青团组织的宣传活动中演讲烈士的狱中斗争，后来据此整理出版了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由于广受欢迎，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派人专程到重庆，要求作者们进一步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在小说写作过程中，除了出版社编辑曾反复提出具体要求外，当地党政组织（从主要负责人市委书记、组织部长，到各具体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共青团、工会及文联等），还有代表新中国文学规范的一些老作家兼文艺领导（如沙汀、马识图等），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也都提出过相当具体的修改意见。小说经过了反反复复不断地重写与修改，总字数达三百万之多，1961年底以四十万字发排，整个创作过程实际上反映了意识形态不同背景和要求下的重新编码与调整（直到1978年，作者之一的杨益言还对小说作过重要的修订）。因此，可以说《红岩》是极严格按照当时意识形态规范和已有的文学写作规范的要求与观念制作而成的。 　　经过五十年代初以来的一系列的文艺斗争和批判运动，到《红岩》写作时期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事实上业已确立了一些基本的规范和准则，从而极为有力地制约着具体的阅读与写作。如洪子诚先生所指出：“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调节、制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转化为那些想继续写作的作家的心理意识，而成为作家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第21页。）今天，我们重读《红岩》，不难发现在规范与自我调节、控制与自我控制之间的一些无法重叠的部分，从而形成了小说文本内部的冲突。而正是在像《红岩》这种最为典型的规范之作中出现的意识形态缝隙，就更为突出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症候。 　　 　　一、 知识分子与革命性 　　 　　《红岩》作者都是青年学生出身的革命者，他们投身于写作，是自觉地视之为革命事业的需要，但如何从他们自身具体的知识分子式的革命斗争的经历，上升为对于高度抽象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性的表现，却是他们必须首先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某些理念化的要求，文艺首先是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所以，反映城市地下党斗争的生活，就必须反映出城市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不是知识分子的革命经历。 　　《红岩》正是以大量的笔墨来表现党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质，不仅在小说的狱外斗争中主要描写了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成熟的革命者形象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身份。小说中许云峰和江姐的现实原型，其实都是学生出身的职业革命家，而在小说中的形象无疑是被有心作了更改，小说从成岗的角度谈到许云峰时写道：“只知道他是工人出身，曾在长江兵工总厂当过几年钳工，所以他几乎认识全厂的工人群众。他是那样勤勤恳恳地为自己的阶级兄弟工作……”而小说中狱中难友们谈到“是什么力量使江姐这样坚强？”时，同样也就强调了江姐受苦受难的童年经历与阶级出身，“江姐还不到九岁，就在南岸的一家纱厂里当童工。”这使她最后本能地要走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知识分子在小说中却是作为一种需要克服其阶级本性的形象来描绘的，他们即便有革命的要求但也并不具备真正的革命性，而总是处于成长与改变的过程之中。在江姐与成岗谈到成瑶时，成岗说：“任性得很，小资产阶级习气总是改不掉。”学生身份已然先在的归属了资产阶级，江姐说：“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和旧社会的影响，不是短时所能清除的，我们能说自己已经完全无产阶级化了吗？只要好好引导，年轻一代会在斗争的烈火中逐渐地成长的。”这里，“无产阶级化”就不仅是一种身份，还是一种理念，它需要引导和自我完善。所以许云峰说：“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应该敢于和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不是逃避这种斗争。”小说以刘思扬这一形象在斗争中的知识分子习气来表现他的革命不成熟性，书中有句话说：“你已经经历了许多考验，足以克服知识分子的脆弱感情……”显然，知识分子气是被视为了革命性的他性存在。 　　然而，小说中所实际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却是与作者本身的理念认知有极大差异。具体分析小说中表现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革命者以及狱内外的革命斗争，可以发现小说表现出来的事实上依然还是知识分子式的理念上的革命斗争。 　　小说前后不少地方都从侧面提到了工人阶级的护厂斗争，但真正从正面直接写到工人阶级群体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作为管理员的成岗来到面临停产的修配厂，以实际行动来恢复生产，赢得工人信任；另一处是成岗被特务逮走，工人们试图阻拦。两处的描写都极为简约与程式化，都是愤怒的工人们说着粗话，吵吵嚷嚷，威胁着要揍人。这正反映了作者对于工人阶级生活的生疏与隔膜，在根本上无从把握。 　　而如何来表现工人阶级身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小说中给出了知识分子式的解决方案。工人读书会成为进步的标志，不仅成岗组织工人读书会而成为党所认定的好同志，红旗特务也以读书会和喜欢读书作为获取好感骗取信任的方式。成岗被捕后，面对特务的毒刑拷打，竟然是挥笔一首昂扬的诗歌（《我的自白》）来回答。余新江是典型的工人形象，但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短诗，“工人，又会写诗。”他所获得的好印象就不仅因为他是工人。陈松林也是来自工厂的工人，但小说里写他用功学习《大众哲学》，笔记很认真，“笔记本的封面上还写了几行自勉的话。”小说中这一点虽是从甫志高的眼中所见，却也正是反映了作者本身所喜爱的那种知识分子气质，偷换在工人身上来复活。小说所着力刻划的党的领导人许云峰，虽是工人出身，其形象却仍然是更像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仅有很高的党的理论修养（如从理论高度对成岗和甫志高的教育），而且还有不低的文学修养（他一见到郑克昌写在笔记本上的诗就知道是抄袭来的）。小说重点安排了他与敌人三次面对面地唇枪舌剑的交锋，一次是被捕受审，一次是鸿门宴会，一次是牺牲就义，这三个场面许云峰都是语言上的胜利者，他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气势磅礴；他从容镇定，机敏睿智，应付自如；他思维缜密，还能剖析对方心理，成为抽象的不可战胜的党的精神与智慧的化身。 　　小说里写到的革命斗争相当多的地方都是办刊，《挺进报》具有无穷威力，成为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甫志高想多干点革命工作，他所能想到的是办刊，从事文艺活动；黎纪纲在大学里伪装革命，也是办刊；在狱中延续革命的重要方式，也是办刊，继续出《挺进报》。办刊办报读书宣传，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革命方式，如果说，在广泛地动员组织群众的意义上，这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斗争方略。但在敌人监狱的环境下，它更多地就成为了表现知识分子气质的一种精神斗争，一种不屈服的精神胜利法，一种自我战胜自我鼓舞的革命性表现。小说中写到的狱中的其它主要斗争形式，也正是充满了这种知识分子气，例如他们写春联搞迎新会，传播与组织学习党的文件，狱中图书馆，秘密写作等等。 　　因此，小说最终所完成的其实就是一种知识分子革命的话语改写。 　　 　　二、 集体话语中的个人诉求 　　 　　有关“革命”的叙述，在《红岩》的写作时代，已经提供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价值伦理规约。革命的政治理念成为历史中的神圣真理，担负着一个人类性的终极使命，它要求的是某种共同的集体行为和准则，而排斥任何个人性诉求。根据叙事学的话语理论，它是以集体参动者，来完成的语义选择，是一种理论结构，或一种对于现实的假设。我们可称之为集体话语。 　　《红岩》正是这种集体话语的产物。为了某种神圣理想，个人无足轻重，个人空间只有在集体的事业中，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小说中李敬原说：“一个人的作用，也许是渺小的，但是当他把自己完全贡献给革命的时候，他就显示了一种高贵的品质。”革命成为个人的价值与伦理的评判。许云峰：“私人感情应该服从党的利益。”党既是一种政治理念，又是一种伦理规范。为了党，放弃个人的一切是天经地义的，直至个人的生命。许云峰：“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要千百万人的牺牲去换取的！为了胜利而承担这种牺牲，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骄傲和愉快！”个人应该随时准备着为了党和阶级而献身，江姐：“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¾¾脸不变色，心不跳。” 　　个人性受到集体话语的否定，小说中对恋爱家庭的处理最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爱情本最是属于个人性的东西，是革命的消解力量，所以成岗说恋爱会妨碍工作，“一点可怜的温暖和幸福，轻易地代替了革命和理想……”因而只有服从革命的需要，汇入集体话语之中，爱情才可能在共同革命的意义上得到认可，革命者的爱情永远是从属性的。华为对爱人的态度是：“不爱川北的人，我决不爱她”；江姐想到爱人老彭时，首先是战友和同志；老太婆知道了离别十五年的丈夫华子良还活着，激动之余，仍坚决地说：“把所有的同志救出来以后，和解放大军胜利会师的时候，再和他见面！” 　　而作为需要克服其个人性的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刘思扬，小说安排了他的爱情与受难，但也正是“两个人共同战斗，同生共死，使他感到一阵深深的安慰和幸福”。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个人性表现的甫志高，他有更多的个人抱负，他想为革命多做一些事情以曾加个人的分量，他爱妻子，他顾恋家庭，因之，小说暗示的是，在他从政治上背叛了革命以前，就已经在道德上悖离了革命的伦理要求。 　　然而就在小说文本中，这种集体话语事实上也不断地遭遇到了个人诉求的拆解。这具体表现在小说所反映出的个人在共名中的无名恐惧，集体话语中的个人位置的安放，以及个人欲望的对象化表达方式等等。 　　“监狱之花”的父亲被特务杀害，母亲病逝，江姐问：“孩子的父母，留下了姓名吗？”没有。临终的母亲只说过一句：“我是共产党员”。个人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成为集体话语中共名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个人成为无名者，消失同时也延续在共名之中，成岗：“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共产主义的真理也必然胜利。”许云峰：“少了几个共产党员，对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毫无影响！”但是，在这种集体话语的共名中，却无法真正消弥个体存在意义的顽强表达。在狱室的墙角，几行显眼的暗红色的字：“我做到了党教我的一切！/中国共产党万岁！/吕杰绝笔”。鲜血写成的字。刘思扬这里更注意到的是“吕杰”这个名字，个人性的表达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十分具体和鲜活的精神的承传力量。刘思扬接着读到“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他先是自问：“是谁写下了这样透彻的警句？”待他读完全诗，就“忍不住急切地询问”：“这是谁写的诗？”是谁？这正是一种存在之问！反映出的正是对于无名的恐惧与逃避。 　　又一个革命者无声地倒下，他的个人意义何在？狱中难友们庄严地希望：“后代的人们，/将从不朽的烈士碑上，/记着你光荣庄严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民解放军战士/——龙光华！”要记住的是个体存在的名字。 　　个人总要在集体话语中找到安放个体存在的位置，成为在者，而不是无名的隐者。江姐说相信成岗为了党的利益，不会计较个人失名的委屈，而正是个人的不被接纳的委屈，使刘思扬深感痛苦与无法忍受。胡浩在最后的生死关头递交入党申请书，他所焦虑的不是生死，而也正是要成为一个正名的在者。 　　小说以个人人格魅力展现的方式，塑造了许云峰、江姐等革命者，他们的出场，总是给其他同志以勇气和力量，给敌人以精神威慑。这是一种高度象征性的写法，一种道成肉身的理想替换物。然而他们却不是只让人仰止的天神，而是需要模仿的人间榜样。榜样总是具有投射的作用，意识形态集体话语一方面要求每个人成为默默奉献不畏牺牲的平凡普通的集体主义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出于斗争的需要又要通过革命英雄个人魅力的展示，询唤人们的英雄意识。每一个被询唤者在事实上想做的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而不是默默无闻安于庸常，英雄成为个人欲望的对象化表达方式。这其实暴露了集体话语中本身内在的结构性分裂。解决这一分裂的方案仍然是伦理化的，即谨慎地区分革命英雄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然而英雄主义本身无疑即是个人诉求的自然延展。小说中以“想为革命多做工作”，更大限度的发挥出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来表达了这样的个人诉求，成岗总觉得“我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他一再向江姐，向李敬原要求更多的工作，而同样甫志高也认为“我们应该在群众运动中，在火热的斗争中，为党作出更多的贡献”，他“几次向党要求担任更多的工作”，然而许云峰要追问的是：“希望担负更多的工作，看起来这是积极的表现，但你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出发点亦即动机成为判别“革命的”或“个人的”准则，但这种判别是难以从革命过程中体现出来。狱中成岗对刘思扬说：“我们没有个人行动的权利。”然而，英雄主义要求的恰是主动性与个人承担。作为记者的陈静（成瑶）也是“总觉得为党工作得太少”而结果自行其是，个人能动性总是潜在着对于集体（组织）的背离趋向。这也是在整个集体话语中并没有得很好弥合的地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简单地总结两句如下：《红岩》作为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长篇小说，其意义的产生与流通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主导话语的规约之下，但它其实也遮蔽了小说本身可能潜伏着的另一方面：即对抗与瓦解这种意识形态主导话语的因素。而这种冲突绝不止是小说文本在意识形态缝合上所存在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自身的问题。

原文 发表于《创作评谭》  浏览：210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7/30 1: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