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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红岩__江姐及彭咏梧烈士纪念馆
烈火红岩
31493号馆文选__艺术再现

江青插手歌剧《江姐》内幕

耿耿

  1964年9月4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剧一团在首都儿童剧场开始首次公演七场大型歌剧《江姐》。这是歌剧《江姐》第一次公开亮相。
  
    1964年9月6日,周恩来、邓颖超观看了演出。
  
    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江青等观看了歌剧《江姐》。
  
    1964年12月上旬,江青在中南海的一次舞会上遇见了空政文工团女演员洪文玉,对她说:“最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牛畅的文章。牛畅是不是你们团的?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文艺创作“三化”的问题,我同意他的观点。你回去跟他打个招呼,我准备同他谈一次话。毛主席看了《江姐》以后,说江姐不应该死。我对这个戏也有点意见。我想另搞一个《江姐》,还叫你们搞……”
  
    牛畅是何许人?江青为何要找他谈话,江青怎么想起来要另搞一个《江姐》?
  
        牛畅参加八路军时刚满十
      二岁。牛畅参加创作的中国十
      大著名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
      排名第二,仅次于《白毛女》
  
    翻开中国的地图,在山西浑厚凝重的黄土高原和河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之间,耸立着一座巍峨逶迤的山脉。它北起北京西南一百公里的拒马河,南至晋豫两省边界的黄河沿岸,奇峰突起,峭壁林立,宛如一道巨大的屏障,阻断了入晋西渡黄河的通道。
  
    这座山脉就是抗战八年中名震四方的太行山。
  
    1926年10月,牛畅出生于山西省壶关县,太行山南麓的一个小山村里。
  
    1938年秋天,刚满十二周岁的牛畅和村里的八个小伙伴一道报名参加了八路军。离家的那天,父亲爬上山为他摘了一篮子酸枣,母亲为他烙了十几张荞麦面饼子。牛畅带着太行山的酸枣和荞麦面饼子,迈开了他人生的第一步。
  
    参军不久,牛畅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在山西的一所分校。他们经常为部队演出。有一次,在太行山的一个村子土台子上为八路军总部演出,演到《火把舞》时,小演员们手里拿着两个木棒,木棒上用细铁丝缠上棉花,蘸上煤油,点燃了便上场跳舞。彭德怀、左权等总部首长坐在台下观看。小演员们知道今天有不少大首长,跳得格外卖力气,在旋转翻滚时,火把一甩,带着火星子的煤油甩了首长们一身一脸。首长们忙不迭纷纷站起身,拍打落到军装上的火星子。台上的小演员们都吓呆了,傻看着台下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彭德怀拍了拍军衣,抹了抹脸,不但没有生气,还冲首台上亮开大嗓门喊了起来:“跳得好啊,小鬼!接着跳嘛!”说罢,带头拍起了巴掌。他这么一叫一拍巴掌,全场都跟着叫好喝彩。小演员们相互看看:“没事!”继续往下演。
  
    小演员们的演出深受八路军指战员的欢迎。由于缺少女演员,身材瘦小、模祥俊俏的牛畅时常扮演女孩。1942年春天,牛畅调到太行山八路军第三军分区前哨剧团。部队首长非常疼爱他们,一旦打了胜仗,缴获的服装、食品都要分给他们一点。为了保护剧团,还专门派一个步兵班随剧团行动。
  
    有一天,他们来到襄垣县,在一个村庄里演出。一里外就是前线,那里不时传来清晰的枪声。第一个节目是《小放牛》,牛畅扮演小女孩。他上场后捏着细嗓子刚唱两句,一队鬼子就进村打过来了。子弹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连日本兵唔噜哇啦的叫嚷声都能听得见。牛畅身着女孩花衣服,来不及卸妆,被两个战士拉着就跑。几个鬼子在后头紧追不舍,他们一口气跑出四五里地,牛畅实在跑不动了,两个战土对他喊道:“牛子,你起紧跑吧!快跑啊!”然后,回过身端起刺刀向鬼子冲去……
  
    牛畅得救了,但两个战士再也没有回来。以后多少年过去了,许多往事都变得模糊了,可是那两位战士端着刺刀冲向敌人的身影,在牛畅的脑海里深深地印刻着,抹不去。
  
    牛畅多才多艺,爱好广泛。在许多歌舞节目中,他担任编舞和领舞。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十七岁便担任了前哨剧团的乐队队长。太行山脉连接晋、豫、冀、陕数省,晋剧、秦腔、豫剧、上党梆子、河北梆子、秧歌、道情、眉户等地方戏曲和唱腔均在这一地区流行融会,他从民间艺术的沃土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创作出了许多深受军民喜爱的舞蹈和歌曲。
  
    1949年3月,渡江前夕,牛畅所在的三兵团驻扎在安徽桐城。一部根据李季的长诗改编的十二场秧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在桐城诞生了,李漠、辛鹰编剧,时乐濛、牛畅配曲。时乐濛当时任三兵团文工团政委,牛畅任歌舞队队长。
  
    《王贵与李香香》由三兵团文工团于1949年3月首演,先是给渡江部队演出。渡过长江以后,随着刘邓大军南下,从安徽演到江苏、浙江、江西、湖南,一直演到了四川。1951年2月,重庆联合图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歌剧的剧本。
  
    这是一部在解放战争中很有影响的歌剧,不少兄弟部队的文工团都演过。1950年10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它重新改编,于村作词,粱寒光作曲。
  
    近些年,在某些大学的教科书中,介绍了中国的十大著名新歌剧,它们是:《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草原之歌》、《红霞》、《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江姐》。
  
    中国十大著名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排名第二,仅次于《白毛女》。当然,以上排名顺序是依据创作演出的时间先后而定的。
  
        江青要找牛畅谈话,有许多
      复杂的政治背景:《江姐》是突然
      冒出来的一部好戏。江青想借题
      发挥,另做一番文章。把《江姐》
      纳入“样板戏”,趁机插手军队
  
    全国解放以后,牛畅先后担任川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四川省文工团团长、西南军区歌舞团团长。1956年,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1958年毕业,调入空政文工团任歌舞团团长,1960年任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
  
    1961年,空政文工团创作了一台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8月1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文学编辑张士燮,音乐编辑牛畅、朱正本、姚学诚、陈杰、舞蹈编辑佟承杰、胡大德、谷地、孟兆祥等。
  
    这台歌舞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按照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的指示,196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
  
    与此同时,歌剧《江姐》也开始了创作排练、进入了试唱。由于牛畅一直在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所以没有主管《江姐》的具体业务。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获得了成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予以很高的评价。这位当年在延安鲁艺当过音乐系主任的花甲老人,亲自主持音协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牛畅在会上介绍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创作经过和体会。在场的一位《光明日报》记者觉得牛畅的发言很好,尤其在文艺创作如何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方面谈得更为深刻,便向吕骥讲了,吕骥叫牛畅回去整理一下。1964年1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牛畅的文章《关于文艺创作的“三化”问题》。
  
    牛畅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是江青要找他谈话的一个原因,但是还不是全部原因。包括牛畅本人,当时还不了解江青的真实意图。实际上,这里面还有许多复杂的政治背景。
  
    背景之一:歌剧《江姐》是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好戏,江青事先不知道。
  
    从1962年初阎肃、羊鸣、姜春阳、陈沙、黄寿康等人在“东来顺”测羊肉,酝酿创作歌剧《江姐》,至1964年9月公演,创作排练长达两年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要求“精雕细刻,一定要打响”。创作时包掩得严严实实的,迟迟不亮相,首都文艺界很少有人知道,全军正在排一台大型歌剧。那期间公主坟空军大院里正在搞营建,营建大队有个临时饭堂,能容纳近千人,里头有个台子,供营建大队开会、放电影用、空军首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起初叫文工团到空军大院里排练。白天营建大队要用饭堂,演员便晚上拉过来走台、排练。排了好长时间才进入正式的排练场。
  
    l964年4月6日,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在北京揭开序幕,二十多天时间里,全军十八个专业文艺团体演出文艺新作三百八十多个。《江姐》剧团的演员成天看别人演出,自己排好的戏就是不让演,一个个心里像被猫抓了似的直闹痒,可是从刘亚楼那里传来的话说:“《江组》不参加全军文艺会演,什么时候改好了,有把握了,再拿出去。”
  
    1964年9月4日,《江姐》在儿童剧场首次公演,仅是在报纸上登了个海报,没有大肆宣传,也没有请中央首长观看。公演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和夫人看了演出,回去告诉了周总理:“空政文工团有一出不错的歌剧,名叫《江姐》……”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连招呼也没打,坐车跑到儿童剧场,买了两张门票,自己找上门看戏来了。
  
    周总理看过《江姐》以后,消息才不胫而走,首都群众才知道空军有一个《江姐》。
  
    背景之二:毛主席观看了《江姐》。江青想借题发挥,另做一番文章。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1964年即使不是他观看文艺节目最多的一年,可能也是较多的一年。
  
    1964年6月5日—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二十九个剧团、两千多人参加,盛况空前,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杜鹃山》、《红岩》、《洪湖赤卫队》、《黛诺》、《六号门》、《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京剧剧目。
  
    1964年6月17日和23日,毛主席分别观看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
  
    江青在观摩大会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她大出风头,树立起了京剧革命“旗手”的形象。
  
    进入10月份以后,毛主席连着看了三场演出。从毛主席观看三场演出的时间来看、颇值得玩味。下面列出毛主席那些天公开活动的时间表,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1964年9月30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建国十五周年庆祝大典;
  
    10月5日,毛主席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劳动模范、少数民族和部队代表。同日,毛主席接见空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战士代表会议全体代表;
  
    10月6日,毛主席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0月7日,毛主席会见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10月8日,毛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当晚观看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10月13日,毛主席观看歌剧《江姐》;
  
    10月16日则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赫鲁晓夫下台。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江姐》,毛主席观看的这三场演出,至今被社会公认为世纪经典之作。
  
    毛主席观看《江姐》时非常入戏,看到敌警察局长和蒋对章那场戏时;他高兴得开怀大笑,看到江姐被捕牺牲时,又非常动感情,说了一句充满了人情味的话:“江姐那么好的一个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
  
    在强调“突出政治”的岁月,毛主席观看《江姐》,无疑是肯定了这出歌剧。可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却被江青听到了,她想借题发挥,另做一番文章。
  
    背景之三:江青想把《江姐》纳入自己的“样板戏”,并趁机插手军队。
  
    从1963年开始,江青便忙于培植革命“样板戏”,她先后抓了京剧《红灯记》(中国京剧团)、《沙家浜》(北京京剧团)、《智取威虎山》(上海京剧院)、《海港》(上海京剧院)、《奇袭白虎团》(山东省京剧团)、芭蕾舞剧《白毛女》(上海舞蹈学校)、《红色娘子军》(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交响乐《沙家浜》(中央乐团)。
  
    纵观以上八个“样板戏”,没有一个属于部队文艺团体。究竟是由于江青的疏忽,还是军队不买她的账,暂且不论,反正对于正在树立“旗手”形象的江青来讲,此事实在是一大遗憾。
  
    而歌剧《江姐》的成功,则给了她一个不可多得的天赐良机。她在空军找到了一个“试验田”,只待她去耕耘、播种和收获了。
  
        王静敏:“先听江青讲。”江
      青:“《江姐》应该用河北梆子唱。
      《江姐》不要在南方演了。把阎肃
      叫来。你们军队很粗暴……”
  
    空政文工团女演员洪文玉回到团里,便将江青对她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向牛畅作了汇报。
  
    牛畅越听脸上的表情越严肃,洪文玉讲完以后,牛畅压低声音说:“知道了,你回去吧。这件事情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讲,要绝对保密!”
  
    洪文玉扑闪着大眼睛,点了点头。她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团里的同志得知,江青要另搞一部《江姐》,肯定会搅得鸡犬不宁,人心大乱。
  
    洪文玉走了以后,牛畅心里翻腾开来了,虽然他没有分管《江姐》的具体业务,可是这部歌剧凝聚了空军首长和全团同志两年多来的心血。如果江青另起炉灶,再搞一个《江姐》,岂不是对这个戏的全盘否定,全团上下两年多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他继而想道,江青找他谈话,免不了要谈《江姐》,万一江青当面提出叫他牛畅另搞一个《江姐》,自己如何回答?最好能找一个什么借口,把她挡回去。
  
    那几日,牛畅真可谓茶饭不香,煞费心思。
  
    此刻,他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周总理看过京剧《奇袭白虎团》以后,给空军布置了一个任务。周总理说:“抗美援朝,我们有了一个《奇袭白虎团》,现在还缺少一个反映抗美援越的作品。这个任务交给你们空军。”为此,空军首长已决定牛畅、张士燮、丁一三、朱正本等同志组成创作班子。国防部也正在与越南国防部接洽,准备以解放军文化考察团的名义,前往越南采访、体验生活。
  
    想起这件事,牛畅心里有了主意。为了慎重起见,他向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作了汇报。
  
    王静敏当时分管空政文工团,包括《江姐》在内的许多优秀作品,都是他在空政当副主任期间抓出来的,一听说江青要另搞一个《江姐》,王静敏也是一肚子不高兴。
  
    王静敏对牛畅做了两条指示:“江青找你谈话,第—,先听江青讲;第二,如果提到《江姐》,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修改不修改,要请示刘亚楼司令员。”
  
    王静敏的两条指示,实际上就是四个字:少说多听,江青说啥,你就听啥,听完了就回家。
  
    牛畅又问了一句:“要是她非要叫我另搞一个《江姐》,怎么办?”
  
    王静敏答道:“你就说周总理布置的任务,马上要去越南,这事你得先说。”
  
    有空军领导撑腰,牛畅心里踏实多了。
  
    l964年12月中旬,中央警卫局给牛畅打来了电话,通知说:“江青同志指示,请你明天下午到中南海来谈话……”
  
    第二天下午l点多钟,江青派车把牛畅接到了中南海紫光阁。牛畅进入大厅不多久,江青从一间小屋走了出来。她身穿女式呢中山装,戴一顶帽子,披着一件大衣,在沙发坐下以后,膝盖上放了一条毛毯。秘书倒完茶水便离开了,谈话是在江青和牛畅两人之间进行的。
  
    江青说:“现在主席很忙,主要在考虑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让我替他抓一抓文艺。这几年文艺界的思想很乱,创作也很乱,我准备开一个会,搞一个文件,抓一抓这件事。我看了你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文章里说文艺创作要遵循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原则,这个提法很好,很有新意。我也找赵丰(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瞿希贤(中央乐团作曲家)谈过,没有谈清楚。你的那篇‘三化’,把问题说清楚了。”
  
    江青拉拢人有一客办法,一见面就先把牛畅夸奖了一番,牛畅却没有贪天下之功为己有,如实答道:“这是周总理看了我们团的歌剧《江姐》以后,同我谈的意见。那篇文章,我只是谈了一点对周总理指示的理解和体会,‘三化’也是周总理提出来的。”
  
    “噢,原来是这样。”江青一听“三化”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就不再感兴趣了,眼镜片后面的眼珠子瞪了牛畅片刻,江青很快把话题转到了《江姐》上,问道:“《江姐》还在演吗?”
  
    “现在正在上海演,很快就要去广州、深圳。”
  
    江青拖长音调说道:“你们团搞的那个《江姐》,我和主席都看了。主席对这个剧有点意见,说江姐不应该死,应该让双枪老太婆带着游击队打进渣滓洞,把江姐救出来。我觉得《江姐》的立意不好。小说《红岩》突出的是工人,你们的歌剧《江姐》,还有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两个戏都突出了小知识分子,这怎么行呢”这两部戏都不行。音乐也要改,《江姐》用南方的小调,缠缠绵绵,悲悲戚戚,能反映革命先烈吗?应该用河北梆子,河北梆子唱起来多么的高亢,多么的慷慨激昂。你回去说一说,《江姐》不要在南方演了,不要再凄热闹了。我要重新搞个《红岩》,京剧全本的,突出表现许云峰、成岗。阎肃的歌词写得不坏,把阎肃叫来,你把整个创作队伍都叫来。”
  
    牛畅见江青没边没沿地信口开河,一会儿说要改成河北梆子,一会儿说要搞全本京戏,反正是想把歌剧《江姐》来个彻底推翻,他也没有和江青硬顶,使出了同王静敏商量好的主意,绵里藏针,用带有一点惋惜的口气,不紧不慢地说道:“这件事我可能参加不了了,我马上要去越南。”
  
    “去越南干什么?”江青愣了一下。
  
    “周总理给我们空军布置了一个任务……”牛畅便把周总理的指示和即将出国一事简明扼要地讲了讲。
  
    “没关系。你回去汇报一下,总理叫你去越南,你就先去吧。你把阎肃给我叫来,我要重新组织一个创作班子。”江青听说是周总理布置的任务,不知是触动了她的哪一根神经,突然说道:“你们军队很粗暴,听说把各个文工团的管弦乐队都砍掉了,有没有这回事?”
  
    “总政文化部是有一个决定,主要考虑管弦乐队人多。但是也没有全部取消,我们空军就保留了。刘亚楼司令员说,空军是个大军种,不能没有一个管弦乐队。”
  
    “那很好,你们空军做对了。管弦乐有什么不好?你们部队的很多飞机、大炮不也是外国来的?我要到你们乐队听一听,在空军搞一个试验田。”江青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在空军搞“试验田”。
  
    “乐队下去了,正在湖南参加‘四清’运动。”牛畅又找了一个借口,打了个弧圈球,把球打了回去,来了个一推了之。
  
    “回来再安排。你们乐队有多少人?乐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编制?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牛畅十七岁就担任了前哨剧团的乐队队长,在这方面自然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他娓娓而谈,仔细分析了民乐和西洋管乐、弦乐的特点,提出部队文工团的乐队无论怎样精简,都应该有一支纯民族乐器组成的乐队。
  
    江青的二胡功底颇为深厚,对民乐也了解甚多,她不时插话,说京胡应该改革,京胡两根弦子把琴弓限制死了,演奏有局限性,音色也有问题,不如小提琴,应该把琴弓解放出来。牛畅对此也表示赞同,当他回忆这段往事时笑着说:“客观地讲,江青在文艺领域的许多方面不是外行,她懂。”
  
    最后江青说:“你把你的想法回去后写个文字材料给我。我讲的几件事,由你去抓一下落实。半个月后,我要听你的报告。”
  
        王静敏:“南方音乐有什么不
      好?”吴法宪:“黄河在家嘛,让他
      汇报去。”江青:“牛畅怎么不来?
      他不来就算啦!”
  
    江青和牛畅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因为王静敏事先讲过,主要是听江青讲,牛畅连笔记本都没带,也没有作记录。回来以后,他凭借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一个谈话内容,上报空军党委。至于文工团内部,他仅仅向几位主要领导透露了一下,没有公开传达。尽管如此,也使文工团领导层产生了一种难言的紧张气氛。这种气氛能使人窒息。
  
    王静敏看了报告,当看到江青说用河北梆子唱《江姐》时,又好气,又好笑,嘟哝了两句:“用河北梆子唱!南方音乐有什么不好?南方也有几亿人口,就不要啦!”
  
    “文化大革命”中,王静敏的这两句话便成了他反对江青的一大罪状。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对歌剧《江姐》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期望,这部戏可以说是他一手抓出来的。此时,他已被确诊患有肝癌,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在病榻上,刘亚楼仍然关心着《江姐》。空政文工团一到上海,他就召见文工团领导和主要演员。1964年11月19日,他抱病参加了《江姐》在沪的首场招待演出,以后又不时询问演出情况。
  
    从首场招待演出,至1965年1月5日告别演出、空政文工团在四十八天时间里在沪共演出《江姐》四十三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七万一千八百多人次。剧院每天清晨便排起了购票的长队,预售票要提前五至六天,团体票限购二十张。1965年元旦,出现了六家剧团同演《江姐》的奇观。这六家剧团是:空政文工团、南空文工团、上海越剧院、出新越剧团、上海实验歌剧院、上海市人民沪剧团。
  
    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原先唱的是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的最早版本就是他们的,是从沪剧《芦荡火种》移植过去的。现在,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也不唱了。唱阿庆嫂的筱爱琴,加上青年演员诸惠琴,扮演前后江姐。唱沙奶奶的石筱英,扮演双枪老太婆。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改唱从空军移植的沪剧《江姐》。
  
    江青不准《江姐》再在南方演出,便是冲着这件事情来的。上海市的“《江姐》热”已经严重地干扰和冲击了她在沪搞的那几个样板戏。可是刘亚楼在上海,空军就不买江青的账,继续在上海唱。
  
    空军政委吴法宪和空军的常委们,轮流守候在刘亚楼的病房里,关注病情。牛畅写的那份和江青的谈话记录,刘亚楼因处在病危之中,可能没有看到,然而吴法宪是看到了的。
  
    解放战争期间,吴法宪担任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和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结成死党之前,对江青追随得不是特别紧,对他原来的顶头上司、原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倒是恭敬有余而惟恐不周。所以,江青说的那些话,吴法宪一开始也没有放到心上。
  
    牛畅眼看自己马上就要出国了,而江青那边也不能不应付,便从北京给在上海的吴法宪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吴法宪说:“黄河不是在家嘛,他是文工团总团长,让他汇报去吧。”
  
    江青交待的那几件事,牛畅本来就不愿去办、尤其叫他另搞一个《江姐》,他更是不乐意。听吴法宪这么一讲,三十六计走为上,趁机离开了北京。
  
    这时候,空军还是没有执行江青的指示,继续在南方演出。只不过不在上海唱,1月5日歌剧《江姐》在沪举行告别演出以后,跑到广州、深圳唱去了。据1965年的报纸透露:“从2月28日到3月8日,歌剧《江姐》先后在深圳演出八场,场场满座。近八千多香港观众专程前注深圳,观看了歌舞剧一团的演出……香港电影、戏剧界的人士还曾同歌剧演员们举行了几次座谈。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刊登了很多文章和图片评价这个歌剧……”
  
    江青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树的那几个样板戏,也没有《江姐》出的风头足。至少在同一时间、同一范围里是如此。江青心里头当然更有气了,所以,当吴法宪等有了闲工夫,给江青去电话,请求要带黄河团长去向她汇报时,江青在电话里没好气地说:“牛畅怎么不来?他上哪去了?他不来就算啦。”
  
    空军仍然没有执行江青的指示,歌剧《江姐》跑到武汉唱去了。江青实在忍不住了,对吴法宪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那个《江姐》该停演了!你们的风头出得够多了,该刹车了!”
  
    吴法宪这时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刘亚楼是l965年5月7日逝世的,在刘亚楼病逝前夕,吴法宪背着刘亚楼,把正在武汉公演,并准备去郑州、西安演出的《江姐》剧团召回了北京,将公演改在内部演出,仅演几场就刹了车。
  
    有意思的是,1965年4月25日,刘少奇、李先念、蔡畅在空军曹里怀、张廷发、王平水、王静敏等同志陪同下,在北京观看了歌剧《江姐》,为江青几度想降温降不下来的“《江姐》热”又添了几把干柴,使得《江姐》那优美动听的唱腔唱遍了大江南北。
  
    时间进入1965年初夏之后,中国的政治空气骤然升高,江青想另搞一个《江姐》的念头搁到了一边,她已经顾前顾不了后,忙不过来了。
  
    1965年3月,《人民日报》批判京剧《李慧娘》;5月,《光明日报》批判电影《林家铺子》;6月《工人日报》批判电影《不夜城》;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歌剧《江姐》被彻底打入了冷宫,牛畅也受到了批斗,罪名是:“反对江青同志”、“扣压江青指示,对江青阳奉阴违”……
  
    历史像一座五彩滨纷的大舞台,多少人物和事件在这个舞台上匆匆而过。
  
    1985年7月,牛畅同志离休,离休后担任过首都老战士艺术团副团长、空军老干部艺术团团长。如今,这位年过七旬的古稀老人回忆起当年那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时,是那祥的轻松自如、谈笑风生。
  
原文1999年 发表于《人物传记》第二期  浏览: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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