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烈士遗文及史实回忆

中国人中，特别是青少年中，不知道陈然烈士的人不多，因为他的遗作—《我的“自白”书》早已收人全国统编的初中语文教材。但大多数的人只了解他及他办的《挺进报》，都为他在狱中“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很少有人知道陈然被捕后在狱中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使狱中19人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从白公馆魔窟破狱脱险成功、虎口余生。 　　 　　陈然烈士的父母都是江西人，父亲陈凤书因生计考进海关，离开家乡到北京。1923年12月18日陈然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1939年春年仅16岁的陈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随调动工作的父亲到重庆。1947年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领导的秘密刊物(挺进报)的特支书记。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囚禁于军统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监狱，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离市区巧公里。据国民党军统局自编(十年大事记)载，“民国28年4月29日在重庆成立临时看守所，10月28日，重庆临时看守所在歌乐山下觅定地址”，因看守所原为军阀白驹的公馆，白公馆由此得名。被关押者为“共党分子”、军统“违纪犯”和反蒋案中的“要犯”。白公馆监狱和看守人员先直属军统局本部第六处(司法处)，后为保密局局本部第六处(司法处) 　　管辖。 　　 　　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报处)破获了《挺进报》，由此牵连造成133名共产党员被捕，关押在离白公馆五华里的渣滓洞监狱。渣滓洞监狱和看守人员属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管 　　辖，因渣滓洞监狱人满为患，陈然等被寄押在白公馆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虽然都是特务机关的监狱，但分属特务机关两个不同单位，因此看守人员只对自己顶头上司负责，各行其事。陈然被捕的当晚就被提审，但他始终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对陈然进行审讯，并使用老虎凳等酷刑。陈然被酷刑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两腿受了重伤，但他坚决不出卖党的机密。徐远举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押送到“重犯”囚禁之地“白公馆”去了。 　　 　　陈然到了“白公馆”不久，就和狱中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开始出版(挺进报》狱中版，给狱中难友传送一条又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1949年的春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到达北平、南京解放等消息在狱中传开。狱中党组织估计胜利即将来临，于是作了两手准备，一是教育广大党员作好牺牲准备，经受住最后的考验;二是努力进行策反，争取活着迎接解放。党组织秘密拟定了“狱中策反越狱计 　　划”。策反，首先要物色好被策反对象，经过一段了解和观察，初步确定了6人，其中重点放在一个叫杨钦典的看守身上。 　　 　　杨钦典，河南省郾城县大刘乡人，时年30岁。由于家庭贫困，1938年18岁的杨钦典为混一口饭吃到胡宗南的部队当兵，不久当上班长取得上士兵阶。1942年10月被调到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交通警备 　　总队当一名班长，后加入军统，1946年被选调到白公馆充当看守。初到白公馆时，杨钦典满以为只要自己好好干，说不准能混一个一官半职，因此办事尽心尽职，吃苦肯干。到了1948年，杨钦典发现自己 　　在军统这个山头，一无靠山，二没进过军统特训班，无论自己怎样效忠卖命，到头来还是一个上士，看来升官发财是无望了。当时战局于国民党愈来愈不利，物价飞涨，一个上士看守的工资实在是难以养活 　　一家人。杨钦典时常流露对现实不满。他通过对狱中这些“共党要犯”的长期观察，发现这些人并非象长官所说那种“共产共妻，犯奸作科”之徒，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出身豪门家庭、书香门弟，但为了穷人有饭吃宁愿坐牢也要干革命。特别是这些共产党人在审讯室和刑场上表现出的凛然正气、不屈气节最令他敬佩。杨钦典私下开始找机会同“犯人”聊天。 　　 　　最早与杨钦典接触并开展工作的是陈然。陈然虽原籍江西，但他生于河北香河县，离杨钦典老家郾城县不远，算是小同乡。杨钦典长期在国民党军营中生活，只知绝对服从，但也养成旧中国那种江湖义 　　气和崇敬硬汉子性格。陈然在狱中的浩然正气和在审讯室里的不屈精神，实在令杨钦典敬佩，加上陈然擅长统战工作，于是两人一有机会就在一起拉家常、谈乡情，讲社会的种种不公平，讲物价的飞涨、官场的黑暗，陈然的话渐渐打动了这位被难友称为“尚未 　　烂到心肺的看守”。 　　 　　水滴石穿。经过革命者的开导，杨钦典有了悔悟表现，对政治犯开始改变凶神恶煞的态度，无论通消息、传书报总给大家方便。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押送到重庆大坪刑场杀害，杨钦典也随车行动， 　　目睹陈然含笑告别难友登上囚车，车过闹市区时又不断高唱国际歌或高呼革命口号，到达刑场时撕去背后的“死囚标志”拒不下跪，高呼“刽子手们，杀吧，人民审判你们的日子快到了”，连中刽子手三枪仍未气绝倒下，令在场的监斩官目瞪口呆，只好下令改用机枪扫射，陈然才气绝身亡。杨钦典深深地被小同乡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气节所震惊。他从刑场回来后，隔着牢门，动情地向罗广斌讲述了这悲壮的场 　　景，并说:“小罗，你们出去后，一定要好好照顾陈然的妈妈和妹妹。” 　　 　　杨钦典从同情政治犯开始向政治犯靠拢，罗广斌继续陈然作杨钦典的工作。罗广斌出身豪门，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的兵团司令，但罗广斌为穷人干革命宁愿坐牢，也令杨钦典佩服，陈然牺牲后，他有 　　话爱找罗广斌摆，罗广斌乘热打铁继续开导杨钦典。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时，白公馆的大屠杀开始了，由于白公馆所关押的“案犯”分属保密局局本部六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掌管，因而屠杀由毛人凤、徐远举指派的大屠杀现场指挥、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上校课长雷天元率领的一批杀手和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带领一帮看守.按自己掌管的“案犯”名单各自分头执行，第一个遇难的是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到深夜3点多钟，共9批29人被杀害。此时，刽子手杨进兴按保密局局本部六处下达“死刑”名册20人，已全部杀完，而刽子手雷天元指挥的一帮杀手，对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25名“犯人”，只处决9人，尚有17名“犯人”及他们所带两个小孩共19 　　人还关押在牢中。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渣滓洞监狱这时打来电话称，他们那里人手少，才处决26人，尚有100多人未处决，按这个速度，天亮了也杀不完，为防止狱中骚动请派人援助。雷天元决定亲带二处一帮杀手全部 　　赶往渣滓洞，将寄押在白公馆的19名“犯人”交给杨进兴全权处理。此时，解放军解放重庆外围的炮声已响起，平日杀人不眨眼的杨进兴心里也开始发慌，待雷天元一行杀手坐车走后，他立刻打电话向顶头 　　上司白公馆监狱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汇报:“我们的任务已执行完毕。”陆景清当即令杨进兴回城待命，杨进兴便马上打电话通知雷天元，称自己奉上司命令立即撤离回城，寄押的“人犯”请雷天元速派人自己 　　“处理”。电话一打完，杨进兴把各牢房所剩16个男人全部集中到一楼2号牢房，郭德贤和所带两个孩子仍关在二楼，叫来看守杨钦典，命令他一人留下继续看守二处寄押的“人犯”，自己收拾好财物，带领一帮亲信逃离白公馆。 　　 　　此时的杨钦典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成了别人的替死鬼。他走进牢门口将刚才发生的接二连三的突变告诉了罗广斌和李荫枫，并表示愿意救罗、李二人，之后自己撤回城跟顶头上司逃命。罗广斌则 　　鼓励他，关键时刻要给大家都想个办法。杨钦典一想自己参与了这次大屠杀就后怕，举棋不定的他，丢下牢中的“犯人”，将大门落上铁锁，弃狱出走，白公馆牢狱一个多小时无人看管。杨钦典后来在回忆中说:我若在四周特务武装尚未撤走时冒险放走在押政治犯，当场便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我不敢，我多么想有人来指点指点我。 　　 　　天下的事就这么巧，恰在这时，路上相遇知心朋友狱中伙房杂工李育生。李育生对杨钦典说:“眼前只有一条路，我陪你回白公馆救他们出来，罗广斌他们会给你作证的。”于是他二人回到白公馆，与罗广斌等人进行“谈判”。罗广斌表示，解放军来后，我们大家给你出证明;没处落脚，住我们家里;生活上无着，我们帮助。杨钦典听后，放心地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李育生当即剪断看守所的电话线，并要杨钦典上楼观察狱外动静，如狱外武装看守撤完，就在楼板上跺三下脚为信号，牢中“犯人”便可越狱。杨钦典上楼后，狱中难友按身体强弱编成5个越狱互助小组，并确定了突围路线。“咚、咚、咚!”楼上传来三声跺脚声，难友们在黎明前的黑幕中冲出活棺材大门。不巧，雷天元等杀手乘坐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来，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向后坡山林冲去。他们还是被敌特武装发现，敌人用机枪向他们疯狂扫射。渴望求生的难友们拼命向深山奔去，各自在山上找 　　到隐蔽处，安全脱险。 　　 　　白公馆的这次策反、越狱虽成于罗广斌等，但始于陈然。如陈然烈士在天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 　　 　　脱险后的罗广斌，根据狱中英烈的事迹，写出了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小说《红岩》。这是后话。 　　 　　 　　电子版制作：陈然纪念馆 　　转载请注明出处：陈然纪念馆 chenran.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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