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狱中及地下斗争

《反攻》，32开本油印刊物，共4册，由刘亮熙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曾在1981年举办《重庆现代革命文物资料展览》时展出，1985年8月登记入库收藏。 　　 　　　　这4册刊物系按解放前我国书写及出版物排印习惯，从右向左竖行刻印。封面上刻有刊名，期数和出刊时间。每刊均有目录，每页骑缝处标明页数。由于保存较好，虽相隔逾四十年，但字迹仍清晰。在刊载的文章中，不少署有撰稿者的化名。 　　 　　　　现存的这4册《反攻》，其期数、出刊时间、篇幅如下： 　　 　　　　创刊号：出刊时间为1947年10月17日。保存基本完好，仅最后有个别缺页，现存20页。每页按1100字估算，共约22000字，含文章14篇。另有补白性的简讯数则，以下各期与此相同。 　　 　　　　第二期：封面上刻有“1．2期”字样，据当时期刊按年分卷的习惯，意思是第I卷第2期，而非一二两期合刊。第四期封面所刻“1．4”期，同此。出刊时间为1947年11月1日。最后有少量缺页，现存18页，每页按1000字估算，共约18000字，含文章13篇。 　　 　　　　第三期：封面上刻有“三十六年、十一、十六”字样，“三十六年”，当指民国三十六年，因此，本期出刊时间为1947年11月16日它保存基本完好，仅最后有个别缺页，现存19页。按每页1200字估算，共约22800字，含文章14篇。 　　 　　　　第四期：封面刻有“1．4”期字样，即第1卷第4期。出刊时间为“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即1947年11月30日。本期缺页较多，现仅存13页，按每页1200字估算，共约15600字，含文章10篇。 　　 　　　　从现存的这4册刊物可以看出: 　　 　　　　(一)《反攻》在当时是一个非法出刊的地下刊物，这是一望而知，毋庸置疑的。 　　 　　　　(二)它创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著名的“双十宣言”，宣告解放战争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之后仅仅7天，这个日子，又是国民党政府下达所谓《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之后的104天。但是，“勘乱”不仅未能达到把人民运动镇压下去的目的，而且加速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使国民党的统治日益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刊物的名称，确当地反映了当时这种特定的形势。这一层意思，在该刊的代发刊词(《“反攻”献词》)中表达得很鲜明，它指出：“全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总决战已经全面的展开”，“这次战斗的胜利，将带来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新中国，一个和平、民主、统一、富强、幸福的新中国”；声明“这个小小刊物”的宗旨是“在总反攻总胜利的革命浪潮中作一只海燕”，“作一个哨(按：原文漏刻一“兵”字)，一个服务员。” 　　 　　　　(三)它虽然没有标明出刊地点，但是，从发刊词中强调向“西南的”革命者指明斗争任务，从连续两期发表关于四川农村“民变”发展动态的综合报道，从几篇论述工作方针、斗争策略的文章把重点放在城市工作与学生运动上，特别是从它迅速反映当时发生在重庆大学的“叶孟君、宋廉嗣失踪”这一局部性事件来看，实际上间接透露了它是在重庆出刊。 　　 　　　　(四)从第一期出刊到第四期出刊，历时45天，每期相隔为14天或13天。结合其所刊载的文意体裁看，《反攻》在这一阶段是一个以评论和综合报道为主的半月刊。现存4册刊物，加上缺页估算，篇幅超过80000字。在地下工作的特殊条件下，从收集资科、撰写稿件、编排刻印到装订传递，每个环节都需要作出周密的安排，进行艰苦踏实的工作，因此，达到这样的工作量和进度并非易事。由此可以印证：刊物的经办者们，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富于牺牲精神和具有战斗活力的群体。 　　 　　　　现存的这4册刊物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新华社发表的评论、报道和发布的文件。如全文刊登于创刊号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对土地法的说明。连续刊登的分析解放战争发展形势的7篇军事评论(如《还是有生力量第一》、《十月战场全貌》等)，关于解放区情况的2篇报道(如《流传在大别山的神话》)，等等。以上稿件，多半是直接刊登原文，有少数则是经过综合改写而成的。 　　 　　　　(二)关于思想修养、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评论，计有：化名“在我”撰写的《迎接总反攻在思想上的准备》、《准备接受最大的考验》、《今天我们可能做什么》，化名“帅敏”撰写的《如何迎接学运的新高潮》，化名“松涛”撰写的《加强生活斗争》，共5篇。 　　 　　　　(三)转载有重要影响的专稿或发表评论，如揭露以美国特使魏德迈命名的所谓“援华”计划实质的报道和论文，关于于子三事件的一组文章，冯玉祥在纽约发表的国庆讲话，等等。 　　 　　　　(四)时事评论和16则短评，其特点是涉及面广，反应灵敏，文风泼辣，可读性强。 　　 　　　　为了对收藏的这4册《反攻》进行鉴定，探讨关于出刊《反攻》的全过程，重庆市博物馆于1988午8月约集在渝的当年曾参与其事的部分同志和市党史工委、市文化局、沙坪坝区党史工委的有关同志，举行了专题座谈。与会者对照实物，进行回忆，一致确认这4册《反攻》确是当时出刊的原件，具有宝贵的文物价值。在座谈中，大家还交换和核对了各自对有关史实的了解和记忆，进一步弄清了一些问题。 　　 　　　　(一)创办《反攻》的由来、经过和这个刊物的性质 　　 　　　　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机关与全部工作人员限期撤回延安。驻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是28日夜间被国民党当局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查封的。由于这一变故，由省委及其所属部门直接领导的党的地下组织、地下外围组织和干部、积极分子突然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并且不能再从公开的报刊上了解党对形势、任务的见解和党的方针、政策，主要靠自己的摸索，各自为战；笔者及所联系的组织，当时也处于这种境地。6月间，在避居白市驿的寓所与分别前来接头的向洛新、文炳焜、王大昭商谈工作，我们共同感到迫切需要自己动手，建立宣传阵地，借以团结队伍，推进工作；同时，以此作为搞学运和职青工作以外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随后，接触到新出刊的《挺进报》，在深感振奋的同时，觉得还需要办一个以刊登评论为主的容量较大的地下刊物，与之相互呼应，相互补充。这一设想形成后，笔者特地去找1944年至1945年在育才学校工作期间结识的廖意林(在这以前，经她同意，笔者已与她建立横的关系，目的是在失去上级联系的情况下得到她的帮助，以减少失误)，问此事是否可行，她当即表示赞许，并约同苏辛涛一起，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商讨。同一期间，笔者还向老同学罗承勋谈了上述设想，得到了他无保留的支持。 　　 　　　　在酝酿成熟后，为什么这个刊物耽搁了三个多月才出刊呢？据苏辛涛在《关于“反攻”创办经过的回忆》一文(刊于《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6期，以下简称“回忆”)中说，是因为正在着手筹备时，廖意林与党的地下市委接上了头，向组织上派来联系她的江竹筠汇报了这件事。不久，江传达市委的意见，因正在准备办一个石印的党刊，不必另办刊物，因此，筹备工作一度停了下来。后来，那个拟办的党刊由于没有解决印刷工具问题未能出版，而廖意林通过原先嘱托的友人寇思敬、吴锦夫妇顺利购得了一部性能良好的进口手摇油印机，市委遂转而同意由我们先把刊物办起来。于是，从9月份起，重新抓紧进行各项准备。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产生创办《反攻》的设想以及开始进行筹备，不是来自党的领导机关的决定，而是出于主办者们在省委与新华日报社被查封后所感受到的实际斗争的客观需要。但是，到它创刊时及此后的工作，则是得到市委认可并在市委领导下进行的。 　　 　　　　关于《反攻》的性质，苏辛涛在“回忆”中以11月底为界把它出刊的全过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说前一个时期“只能算作‘六一社’的社刊”，后一个时期才“改为市委的刊物”。笔者认为：这个说法不甚确切。其根据有二：第一，1947年12月，笔者及所联系的组织从廖意林手里转出，由冉益智接手领导(冉当时任市委副书记，1948年4月中旬被捕、叛变投敌)。冉在接关系之初，曾明确通知：“市委承认《反攻》为机关刊物，拟由你负责，成立一个专门管这个刊物的特支，你要把所联系的学生和职青组织整理一下，准备交出去”。虽然在紧接着的另一次接头中，他即告以上次传达的意图有变，改为建立城中心与南岸区学运特支，但仍然要求把办刊物的工作与其他工作分开，并根据这一原则，确定笔者以后专搞学运，把经管的《反攻》的一部分工作及有关人员移交出去。成立学运特支和移交刊物工作的时间是1948年1月，而不是头一年的11月底。第二，目前所接触到的当事人，都想不起当时曾定《反攻》为“社刊”，而从六一社的组织原则看，只建立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基层社组织，没有市或地区一级的机构，不存在垂直系统的领导。照理说，不太可能办一个代表整个社的机关刊物。 　　 　　　　综上所述，《反攻》是党所领导的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秘密刊物，市委后来曾承认它为机关刊物，但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并未导致质的变化，而主要意味着对它的进一步重视与充分肯定。 　　 　　　　(二)组织领导、工作机构与工作队伍 　　 　　　　《反攻》的全部工作，是在廖意林统一掌握下进行的，因此，她无疑是它的直接领导者。上面派来联系廖的，先是上文提到过江竹筠烈士，江调往下川东后，则是李维嘉。 　　 　　　　关于工作机构，“回忆”中说：市委“指定由廖任社长，下设编辑、印刷两个小组，两组互不往来，皆由廖直接联系。”“编辑组的人员是赵令芹、罗承勋和我(按：指苏辛涛本人)，由我负责通读与定稿”，印刷组的人员也是三人，即：李累、苏仲扶与陈明德烈土。“回忆”的《附言》还说明：所记以廖的档案材科和1949年廖、苏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写的自传为依据。所以，其可信程度应是相当高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仅仅反映了刊物创办前上级作过的一些安排，而在实施过程中却发生了许多变化。必须结合工作队伍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才能弄清楚这个问题。 　　 　　　　《反攻》的工作队伍，主要由两部分力量组成。一是本属廖意林领导的育才学校党支部及校内外一批干部、进步人土(包括苏辛涛联系的社会大学，西南学院的积极分子)；二是省委撤离后团聚在廖周围的一些地下组织和干部，如笔者联系的组织，李累联系的一批积极分子。以上两部分几支力量，都是既继续从事学运、青运、建党、建社等多方面的活动，又投入新开辟的《反攻》工作，并非专办刊物。李累在《回忆民建中学的党的活动》一文中说：他本人、苏仲扶、陈明德和参与《反攻》刻印、传递的蒋洛行，林筱卿、扬迅行、罗广斌等，都同时是群众运动的活跃分子，笔者所联系的几个学运和职青工作据点的一批干部、积极分子则几乎全部程度不同地分别参与了《反攻》的各项工作，并非仅仅限于撰稿与编务。至于廖意林本人所承担的其他任务则更为繁重。这些情况说明：《反攻》实际上没有单独的工作机构，没有像通常的杂志那样成立“反攻社”，也没有固定的编辑组织与印刷组织，而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既做这一项又做那一项。例如向洛新所联系的市一中就是一个刻印点，当时在该校工作的黄冶参与刻印过好几期刊物：王大昭在白市驿乡村的他家里印刷装订过《反攻》的创刊号，据杨迅行最近提供的情况，他曾为参与这次印刷工作到过王家与王见面。另外，廖意林在领导刊物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社长”这一称号，而设立“社长”，也不符合地下刊物的特点与习惯。因此，关于此事的记忆可能有误。 　　 　　　　(三)存在的时间与出刊的期数 　　 　　　　《反攻》创刊的时间已有实物为证，是10月17日而非“回忆”所说的10月1日。至于它终止的时间，原因和出刊期数，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说法，终止于1947年秋季始业的那个学期放寒假时(按当时中学放寒假通常是第二年的一月中、下旬，即1948年1月中下旬)，终止原因是陈明德假期还乡在途中被掳，搜出他所携带的《反攻》。至终刊时止，“大约出了5期。”此说见于前文所说的李累的回忆文章。 　　 　　　　第二种说法：终止于“1948年春”，其原因是“根据市委的决定”，“《反攻》及其工作人员并入了《挺进报》，《反攻》未再出版。《反攻》的工作人员还未参加《挺进报》的工作，《挺进报》就被敌人破坏了”。此说见于李维嘉《关于重庆地下党被破坏事件和“挺进报”》—文(辑入《川东地下党的斗争》一书)。 　　 　　　　第三种说法：终止于1948年4月，其原因是《挺进报》遭到破坏，总共出了8期，但第8期与《挺进报》第23朔一起印好后，因敌特搜捕均未能发出。此说见于罗广斌解放初写给市委的报告。罗说，这是在狱中听陈然烈士讲的，陈还告诉过他，《反攻》的工作后来由上级交给了办《挺进报》的组织。 　　 　　　　第四种说法：终止于1948年3月初，其原因是钱瑛调廖意林、苏辛涛去上海工作。“市委因一下子找不到接办《反攻》的人力，才决定把它停刊”。一共出了11期。此说见于“回忆”一文。 　　 　　　　以上四种说法，有共同点或近似点。也有不同点。以之相互对比，可以作出以下判断： 　　 　　　　1、关于终止时间，以1948年3月近乎事实。因为第二说只笼统讲“1948年春”，未讲具体月份：第三说4月中旬印好的第8期并没有发出，实际上终止时间与第四说出入不大，而第一说显然是李累把民建那个印刷点不再承担刻印任务，误为终刊了。 　　 　　　　据此推算，《反攻》从创刊到终止，历时约5个半月。 　　 　　　　2．关于出刊期数， 　　 　　　　第二说没有讲。 　　 　　　　第一说接近于组织调整前的事实(指李累那个点停止刻印和笔者移交《反攻》工作前)。据在市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的当事人共同回忆，除现存的4册刊物外，大家还经手出过封面刻有套红雄鸡图案的一册《反攻》，同时，印发过一册刊登毛泽东所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的专辑(至于两者是同一期还是分别为两期，已记不清楚)。按：该文发表于1947年12月25日，则专辑出刊不会早于1948年1月上旬。由此可见在组织调整前，《反攻》共出了5期或6期。 　　 　　　　第三说提供的印发期数与第一说相差只2期或1期，这个相差数，即组织调整后的出刊期数。既然后一阶段只出了至多2期，那么，李累误认为他们停止刻印后而终止出刊，笔者误认为移交后《反攻》即未再出，就不为无因了。 　　 　　　　第四说提供的出刊的期数与其他几说相差很大，恐不可信。因为如果总共出了11期，那么，从1948年1月中、下旬至3月初，就应当出了5期或6期，这在当时很难办到。并且，如果出得这样多，而这之前曾参与《反攻》工作又继续留在重庆从事地下活动的人却完全没有接触过，是难以解释的。所以，11期这个数字，有可能是从半月刊在五个多月里应出的期数推算出来的。其实，每半月出一期的进度，只有前四期得以保持。从开始组织调整起，就变成不定期的了。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反攻》出刊的期数，以定为总共6期或7期为宜。 　　 　　　　关于终刊原因，第一说肯定是误解，第四说，可能是把《反攻》并入《挺进报》误为终刊，因为市委也许正是得悉钱瑛调廖意林去沪，才决定把《反攻》并入《挺进报》的。第二、三两说一致证明《反攻》并入了《挺进报》。据文炳焜回忆：他的党员关系因笔者移交《反攻》工作转出后，开初是由廖意林接下的，不久，廖又将他转出，接手联系他的则是蒋一苇。由于《挺进报》遭破坏，蒋通知他无法继续联系，才又回过来找笔者接上。这一情节，从侧面为《反攻》后来并入《挺进报》提供了论证。因此，应当认定《反攻》终刊的原因，是《挺进报》被破坏。 　　 　　　以上判断是否确当，有待于实物的继续发现和其他健在的当事人进—步回忆，才能加以验证。 　　 　　　　(四)资料来源和撰稿者 　　 　　　　来源有三：1．由在报馆工作的几位参与者从香港报刊(主要是《华商报》)抄录；2．设法收录解放区电台播发的新华社稿件，但收听解放区广播，当时悬为厉禁，且干扰严重，只有具备性能良好的收音机与宜于收听的场所，才能办到，据“回忆”说，在这一方面给予《反攻》支持帮助的有朱宝粹、胡启芬烈土等；3．从国统区的出版物中侧面或反面透露的情况中加以过滤整理。 　　 　　　　撰稿者现已难准确、完备地列举，从现存1—4期看，化名“在我”撰写的论述思想修养、工作方针的3篇文章，是出自廖意林或某位上级负责人的手笔：分别化名为“松涛”“克介”撰写的《世界现局的研究提纲》等3篇文章，估计是苏辛涛的作品，化名“固公”撰写的《四川民变队伍》，作者是文炳焜；“帅敏”和“念”这两个化名，则是当时笔者所使用的。罗承勋、向洛新肯定写过稿，但写的是哪几篇，目前还不清楚。 　　 　　　　(五)刻印场所、份数、传递范围和渠道 　　 　　　　刻印场所肯定不只一处。民建中学，由于有吴朝禧的全力支持和李累周围一批骨干的积极参与，是主要印制点之一。前文已经讲到，同时还有市一中等处。另外，这些印制点都是自行解决印刷工具的，那部专为出刊《反攻》而购买的进口手摇油印机安置于何处、由谁掌握使用，还没有弄清楚。按3处印制、每处平均印150份估算，每期份数应达到450份左右。据“回忆”所说，有一期刊物因需求量大，还曾在出刊后重印过。 　　 　　　　传递范围主要是重庆和川东许多县。据“回忆”所述，通过朱立彬，还按期托人带给贵州省党组织的投资人。传递渠道大致有三：1．由廖交给上级去分发，2．由经办者仍通过各自联系的组织及其成员去传阅，3．据林筱卿回忆，在民建印制的《反攻》，由她成批地送往位于胜利大厦(今重庆宾馆)右侧马路对面的开明图书局，据了解，该局是《挺进报》的主要发行点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两者的发行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交错在一起的。 　　 　　　　(六)经费 　　 　　　　但所费不多，—般由经办者自行解决。另外，也得到过友人的—些资助。 　　 　　　　《反攻》与《挺进报》等地下报刊，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出现于重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1947年夏季，从全国看，解放战争开始转入全面反攻，革命高潮的来临，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与震动，但从当地看，重庆仍然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的统治中心，继“六．一”大逮捕之后，特刑庭、清乡等镇压措施层出不穷，经济上横征暴敛日益加剧，因而激起了各阶层人民更为强烈的不满与抗争，愈来愈多的人把希望转向中国共产党，渴望突破统治者对舆论的严密封锁与多方垄断，穿透慌言织成的迷雾，了解时局发展的真象，并发出自己的呼声。另外，《新华日报》在这里存在过八年多、形成了—种潜在的传统影响，一旦失去，长期与它有过密切联系的革命家，自然而然地就会渴求和设法创作种种替代物。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地下报刊应运而生。 　　 　　　　尽管目前所已发现的《反攻》尚非全整，但已经足以说明，在革命斗争中，它是感应的神经和攻防的手脚。具体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及时宣传了中共中央的某些重要决策。如刊登《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央的有关说明，是在这一文件发布后仅仅7天。从1946年5月起在各解放区陆续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场销毁封建制度根基的伟大社会变革，在国统区，它引起了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同时，遭到了敌对势力的猛烈攻击与严重诽谤。文件的刊出，帮助人们透过封锁，直接了解党对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对于驳斥谣言，澄清误解，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苏辛涛在1978年写诗追怀江竹筠烈士时，忆及她在离渝前叮嘱今后《反攻》要更多地刊载新华社的稿件，诗中有“最是难忘临别语，勤偷火种照人心”之句，这个比喻相当贴切。的确，在长夜未尽，曙光来临的那些艰难岁月里，《反攻》这一方面的内容，是起了偷来火种，照亮人心的作用的。 　　 　　　　(二)紧密联系当时干部、积极分子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迫切问题，刊登了一些针对性很强的文章，在方针、策略上具有指导意义。如《迎接总反攻在思想上的准备》一文指出：“第二战场的斗争，并不就是和平的斗争，其残酷曲折的程度。也许甚于第一线。”根据这—认识，一方面肯定仍然需要“必须的转移以及迂回战术”，另一方面，着重提出要从思想上清除隐蔽主义、退守主义、等待主义的观点，做“在危难中，艰苦中”“坚持以身许革命的战士”，“随时响应紧急的导召和接受突然的任务”。《准备接受最大的考验》一文，则强调必须保持“最高的警惕”，准备承受“最大的考验”，包括监狱、法庭、刑场的考验，并详细阐明了革命者如果一旦不幸陷入敌手，应如何保持气节，掌握斗争策略与斗争艺术。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距离后来在重庆发生的对党组织的大破坏不过半年，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 　　 　　　　(三)针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用转载或撰写评论的形式，加以剖析，锋芒所向，遍及国统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有助于人们正视现实，清除幻想，掌握动向，磨砺斗志，是对敌斗争短兵相接中的一束锐利的投枪与匕首。 　　 　　　　(四)除了在宣传教育方面的作用外，通过《反攻》的传播，显然还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 　　 　　　总之，《反攻》在特定的时期与特定的环境里，忠诚地履行了它的光荣战斗使命，起到了它所可能起的历史作用。 　　 　　　　为了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应当承认，虽然当时出刊地下出版物很有必要，从与《反攻》有关的组织来说，也并未遭过破坏，但是，它所采用的类似合法刊物的若干作法，如使用固定的刊名，标明出刊时间、期数，从内容上间接透露出刊地点，传递发行无严格的内外界限等，是不利于隐蔽，容易招致组织暴露的。这反映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主办者们经验之不足和思虑之不周。回忆1948年12月和1949年3月在香港逗留期间，听钱瑛和其他领导同志在谈到类似问题时。发表过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至今记忆犹新，特在这里写明，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有不实、未尽之处，也希望知情的同志与党史工作者给予指正。 　　 　　　　笔者在撰写此稿的过程中，触及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廖意林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历历如在眼前，引起无尽的追思。从1939年起整整九年，她在重庆倾注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这一期间，她的主要精力是用在培育干部、建党和统一战线工作上，创办和领导《反攻》，只是最后半年留下的业绩之一。廖意林对事业勇敢坚定，竭忠尽智，待人接物肝胆相倾，严于律己的风范，往往使与她交往过的同志、友朋为之感奋，历久不忘。然而，在解放后她仅仅工作了十年，就受到了“左”的错误的长期迫害，并在“文革”中被夺去了生命。虽然身后得到了昭雪，但她蒙冤早逝的悲剧，在熟悉她的生者的心灵里却留下了很难随时光流逝而消失的创伤。并且，黄钟毁弃，精英摧折，耕耘者不见容于自己的故土，这种产生于旧制度的腐败现象，竟然在新的条件下重现，这是不能不引人深切反思，从而去认真寻觅根治孕育这类悲剧的土壤的良方的。

原文1989年11月 发表于重庆出版社《巴渝文化》  浏览：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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