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狱中及地下斗争

（转者注：原文比较长，只节选了部分内容转录于此，作者口述时年龄已经很大了，记忆可能有不实之处，只好由读者自己分辨了） 　　 　　　　编者按:田一平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他长期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和联系面广的有利条件，兢兢业业地为革命工作，为发展、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事业无私奉献。即使身陷囹圄，他也未忘记自己的职责，团结难友，争取同情者。积极同反动派巧妙周旋、斗争。1993年1月30日他在成都逝世，享年86岁。在辞世前，即1992年12月14日完成了记录他铁窗生活的《四个监狱》，以教育后代。现将原文刊载，以飨读者。 　　 　　　　……（部分略） 　　 　　　　《四个监狱》之三——渣滓洞 　　 　　　　到了渣滓洞，一道小门进去，迎面是照壁，照壁上面住着武装看守人员，过了照壁就是天井，天井尽头一幢楼房，一楼一底共16间，我们一个一个地被叫进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我是44号，此时已是傍晚时分，重庆、成都被捕的也陆续来到，他们总共大约有20多人，重庆的居多，其中三联书店经理仲秋原、兰又耕、龙盛夫，《民主报》的张真民、李康、阳明、农工民主党的张明泛等，成都的有孙文石、张大昌、刘幕宇、罗启维，还有一个是《新民报》的工人，是夜间从将军衙门被移送到这里的，他们弄不清是什么地方，我在放风时从孙文石门口过，告诉他“我们是在渣滓洞集中营”。这时，关押的人比较少，管理上就比较松，一天放风两次，每次半小时到一小时，不像在白公馆那里，气氛阴森森的，就像死的幽灵围绕着你，一天都提心吊胆，不知马上要发生什么事。逼得你喘不过气来，自从《挺进报》事件发生之后，这里的管理才越来越严。放风的时间缩短成十分钟，看守的态度也变凶了，我们的囚粮从军需处发到炊事班要经过七层剥削，发下来的都是些霉黄陈米，每天要难友在石臼里捣，蔬菜只有一样水煮白菜，偶然，有时吃黄豆，每人可分二三十颗，有时吃蚕豆，只能分七八颗。生活艰苦极了。但我们仍信心坚定，与敌人周旋和斗争。 　　 　　　　……（部分略） 　　 　　　　自那以后，从各地送来的政治犯日益增多，有昆明的、华蓥山的。重庆《挺进报》遭破坏又抓了一批青年工人、教师、这批人意气昂扬，毫不畏缩，“我们要把牢底坐穿”的歌词就是一位青年工人作的，广元送来了七八个人，最初听说其中有个年纪大的姓徐，是刘伯承派到川北游击队的参谋长，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想方设法要和“徐参谋长”尽快取得联系，我们和他说话，觉得很平庸，毫无政治头脑。后经多方打听，整个案情是：广元有批青年人自发组织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常到那里看书买书，这为特务所注意，以为是共产党的据点，把他们抓了送到渣滓洞来，其中有个姓史的汉中人，被汉中国民党县党部抓去审讯，受了酷刑，特务用烙铁在他胸前烙起了黑白两条隆起的烙痕。真是惨不忍睹，狠毒之极。我们问他“你是怎样熬过来的”，他说“我本来就没有他们诬指的那些事，敌人用烙铁烙在我胸上，咬紧牙关，就昏死过去了”。所谓“徐参谋长”不过是个浑名，这七八个人后来移送到别处去了。这个汉中青年的形象久久地铭刻在我的脑子里，他的坚强意志也给了我斗争的勇气。 　　 　　　　不久以后，狱中发生了一起特务无理殴打难友的事，我们毫不畏惧，进行了坚决的抗争，有一位难友在院坝里打扫清洁，一位姓张的管理员不知何故跑过去打了他几拳，被何雪松看见，立即大声呼喊“不准打人”，这一喊声惊动各室，齐声呼喊，有两个狱室正在放风，他们商量，绝食抗议，要求赔礼，各室一串通，大家都同意，中午开饭时，管理员把饭菜提到门口，无人去打饭，这和往常完全不一样。所长知道出了事，跳出来叫嚣几句，大家仍然不理睬，所长当即向行辕二处请示，之后，所长出来说：“张管理员刚来不久，不了解我的意图，打人是不对的，希望大家去吃饭”。大家一看所长道了歉，那位打人的也被调走而另换一个来，认为应该适可而止，就吃饭了，这次事件因我们的抗争而胜利，但事情并未就此而结束，特务暗中追查，又有人去告密：哪些人主其事，哪些人联络串通。特务最先从何雪松、小罗(丰都抓来的青年学生)两人头上开刀，把他两人关到第七室，不准带行李进去，不准吃饭、喝水，中午我们设法给他们送饭去，狗熊组长徐桂林不准许，到了下午，他们已经饿得筋疲力尽，躺在楼板上喘气，直到夜间11点徐桂林下班，刘班长来接班，我们一面向刘班长说理，一面做管理员小黄的工作，才准我们把饭和茶水送去。他们关了三天，被徐桂林叫去臭骂一顿才放出来。接着就把肖宗鼎、李子白也抓到二处去关起。这一次，李子白吸取了我们原先对他的“坦白得太多，幼稚”的批评，什么也没有说，不久他们二人被放回。又把孙文石抓到二处去关起。又把我喊去审问：“你们绝食吗”?我说：“没有，大家都吃了饭的”，又问：“那为什么不去打饭，”我说，“不知道，是自发的”。他们知道我同徐远举、李毓樽像有点关系，也不深究，训了一顿：“你要安分点”。又把李康喊去问，李康也说这是大家的自发行动，并没有绝食。很显然，尽管我们的行动是自发的，但是，我们确是怀着一颗对革命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把监狱当作斗争的特殊场所，以各种方式，有时沉默，有时呐喊，有时抗议，有时绝食……，无所畏惧地与敌人抗争。 　　 　　　　有一回，一位难友叫×明义，重庆市工人组织的组织部长，特务把他的日记本和他所联系的人的名单都拿到了，先在行辕二处审讯，他知道活不成，在审讯面前什么都不承认，审讯完毕他决心一死，下楼趁敌人不防就去碰石壁，被特务抱住未死，送到渣滓洞来，我们只见用棉被包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又继续审问，审讯就在我楼上，我们在楼下故意高声谈话，说些解放军哪里打胜仗哟……之类的谈话给他听，以鼓舞他的斗志。这位难友听说后来在大坪就义了。为难友龙光章之死而进行的斗争，是我们与敌人斗争的一次高潮。它是那样激动人心弦永远难忘，事情是这样的，狱中有两位来自新四军的政治犯，一位姓杨，自称班长，我们喊他杨班长，一位叫龙光章。他二位由特务押送，从安徽到四川，一站一站地转送，龙光章途中颠簸折腾生了病，送到渣滓洞时病得很重，大家要求给点药，好好治疗，特务不答应，后来死了，丢在外面的山沟里，杨班长随时关注到他，看到这种情形，非常难过，在院子里大声嚷嚷“搞的什么嘛，这样对待一个人，弄死了衣服都不穿，随便丢在山沟里”。消息传开，难友们义愤填膺。李子白找我说：“大家有个意见，要求绝食抗议”。我说：“事情要好好想想，绝食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李子白说：“找两个可靠的人撑起。已经传话出去了，以你的名义传出去的”。为什么要以我的名义呢，因为重庆、成都的难友都认识我，都叫我田老大，我说：“不忙，先要求开追悼会，不准，再作绝食的打算”，怎么办呢，我就同胡春浦、仲秋原几个人商量，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照惯例，每天我们每室都有一个人值班打饭。今天，按照我们商量的步骤，先在16个狱室内各另挑选出一个政治上比较可靠的人去打饭、打完饭不走开，人到齐了，一下拥上去，异口同声地向值日官提出；“我们难友死了，心头很难过，要求开追悼会”。值日官分不出谁是头头。这个办法真好，运用集体力量。集体去交涉，既不暴露哪一个。也使狱方能够接受。值班长只好答应转达，那晚上我们秘密开会决定：万—不答应，我们就绝食。第二天，所长把我们几个人叫去，说：“我们同意举行公祭，四十分钟布置好”、我们忙着布置，设灵堂，摆桌案，写标语、贴挽联。女室的每个人还做了一朵白花，全体难友站立两边，所长主祭，讲了一通敷衍塞责的话就宣布散会，杨班长立刻站出来说：“我是新四军的，我们新四军对国民党战俘，生者优待，死者安埋。而我们，从安徽送到四川，饭都吃不他。生了病得不到治疗，一路死了好几个。今天，这位难友的死，就是因为受了这种折磨……”。声泪俱下的控诉，全体难友—片唏嘘。这样的追悼会，是集中营里从来没有的。 　　 　　　　在狱中，常常是欣喜与悲愤交织，胜利与挫折并存，那时，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刘国定，在重庆被捕，招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蒲随之被捕。刘国定又招供了川东地下党组织，该地区作联络的姓沈，即《红岩》上的那个甫志高。他本姓沈，名字记不得了。姓沈的被捕后也叛变。特务带上他在川东走了一转，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就有江竹筠江姐，中等身材，丈夫彭咏梧，又名彭涛。江的任务是交通员，特务把与她并肩战斗的同志都弄来会审，逼她承认，她知道说不脱了，顽强抵抗“不知道”或根本不开腔，特务就用刑，用上几根圆竹棍夹在手指中间，一个土机器用力绞，十指连心，江竹筠就昏死过去了，用冷水泼，醒来时逼她招供，回答仍然是“不知道”。被抬出来后，她单独住一个房间，手指受刑过重，不能活动，打饭，吃饭都没法，狱方另派一女政治犯去照顾她。江姐的坚贞不屈，激发起了难友们的共愤，我们借机发动慰问，有的送一块肥皂，有的一勺白糖，有的送草纸，上面还写上鼓励的话，总之，各尽其有。有个难友、送了一大块白布，告诉她，布撕成条，把足镣缠起来、以免擦伤足，再用布条把足镣提起来系在腰间，减轻足的负荷，行走就方便了。我们的慰问对她鼓舞很大。第二天下午又被提去审问、用刑，又昏死过去，待她慢慢舒缓过来，徐远举软化她说：江竹筠，你的问题是明白的，是共产党员，证据确凿，这是不容怀疑的，你的上级、同志，统统都在这里，我替你想个办法，我们两边都省事，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员，案子就定了，其他的人和事，通通不问了。这样，你也免得经常应付受苦，我们也省事”。小江寻思了一阵，坚定地说：“我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其他的人和事一概不知道”，消息传下来，难友们对她的凛然大义，表示由衷的敬佩。大家唱歌，送食品，齐声赞颂她，何雪松写了一首散文诗《灵魂颂》 　　 　　　　　　　　　　　　灵魂颂 　　 　　　　　　　　　　——献给小江—— 　　 　　　　　　　　　　你又镣铐着回来了 　　　　　　　　　　毒刑，没有屈服你的忠贞 　　　　　　　　　　同志因你的忠贞而安全 　　　　　　　　　　革命工作因你的忠贞而沸腾 　　　　　　　　　　你是索菲娅的精灵 　　　　　　　　　　你是丹娘的化身 　　　　　　　　　　啊…… 　　　　　　　　　　不！ 　　　　　　　　　　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优秀儿女的典型 　　　　　　　　　　叛徒见你而战栗 　　　　　　　　　　敌人见你而震惊 　　　　　　　　　　你今天的事迹 　　　　　　　　　　将化成美的旋律 　　　　　　　　　　成为千万人颂赞的歌声 　　　　　　　　　　姑娘啊 　　　　　　　　　　你在那边呻吟 　　　　　　　　　　我们确十分痛心（田潸然泪下） 　　　　　　　　　　请将息你的创伤 　　　　　　　　　　我们将熬过这深沉的黑夜 　　　　　　　　　　迎接那霞光焕发的朝暾，朝暾 　　 　　　　这首诗由难友古承砾谱成曲，狱中难友人人会唱，像这样动人的事，我记得还有一位刘国志。他是因《挺进报》案而被捕，哥哥刘航琛，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国民党中财部副部长，政界要人，五哥，香港美丰银行经理，金融大亨。五哥专为他坐飞机到重庆，筹划营救，知道徐远举有些私产存放在省建设厅长何北衡那里，就通过何北衡找到徐远举，五哥开门见山：“希望你放人，我愿出200条黄金”徐远举说：“只要他承认退党，我就放他出来”，在二处三方(刘国志、刘的五哥、徐远举)会面，他哥哥就去给刘国志说这个条件，“你出狱后，环境很困难，只要你出来，我就送你到美国”。可是，刘国志却不答应这个条件而未能出去，后来被送到白公馆去了。还有罗广斌，当时是个学生，因《挺进报》被破坏而被捕，关在渣滓洞，他母亲要罗广文营救，罗当时是兵团司令，以杀害共产党而闻名，被称为七十二将军，罗广文向徐远举要求释放罗广斌。徐没有答应，只说：“决不加害于他”几天后，就被送到白公馆去了。 　　 　　　　1948年底，眼看胜利在望，我们粗心黎明前的黑夜敌人会下毒手，便分头去做狱中管理人员的工作，以争取分化他们。这一招果然见效，仲秋原去联系管我们的大黄、小黄。那时所有难友都害疟疾。仲秋原从外面得到的“阿的平”就靠大黄小黄传递，使难友们得到及时救治，我和胡春浦也做了他们的工作。胡问小黄：“你姓黄，认不认得国民党省党部主委黄季陆?”小黄说“我不认识”。胡春浦说：“我同他沾了一点亲，熟得很。对我们这些人希望你高抬贵手”。那时，形势已趋明朗，国民党崩溃已成定局。牢内管理比较松。大家讨论1949年元旦要好好过一下。要先约定：早上以警卫连的起床号为准，齐集院坝进行庆祝，而结果呢，这天除值日以外都放假，警卫连也不吹起床号。预定的以齐唱洞歌开始，而改由女室的出来带头唱。洞歌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的头一段，是我们每个人进去时都要学会的。当天，蒋介石下野，大家兴奋异常，各室相互拜年。平常不准交谈，不准进别人的牢室。而这时我们却拜起年来了、互致问候，女室有一刚满月的女婴，我们都叫她“监狱之花”。女难友把“监狱之花”打扮起来抱到各室拜年，叔叔们给她的贺年礼是糖果，一小块肥皂，一块布等等。继后是篮球赛，球赛时一群人站在台阶上围成人墙，难友们在人墙后会见交谈，交换情报，预留遗嘱，球赛以后是杂耍，剧作家屈楚，睡在木板上，以石臼置于腹上表演气功。南林学院教授罗克汀唱起了霸王鞭，还编了舞由一个难友挥“鞭”跳，兴之所至，随情发挥。这时，有人还唱起了秘密流行的茶馆小调：古怪歌，歌词是：半夜三更里。老虎闯进门，我们问它来做什么，它说保护小绵羊，古怪多，古怪多，古怪呀多！清早走进城，只见狗咬人。只许它汪汪叫。不许人家来说话．古怪多，古怪呀多。 　　 　　　　难友们想起了郭沫若的诗句：监狱中囚徒也要唱唱情歌，抒发对人间幸福温馨的憧憬。于是唱起了北方小曲： 　　 　　　　“三月桃花开，情郎带信来，传书代信要一个荷包袋。 　　　　一绣一支船，船上张着帆，此中的情意；情郎你去猜。 　　　　二绣鸳鸯鸟，栖息在河边，你偎我依，永远不分开。 　　 　　　　突然难友个传出了革命歌曲：“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一起，难友们更加昂奋，齐声唱和。几个女难友扭起了秧歌舞，大家都跟着跳起来，唱呀，跳呀，简直把集中营的处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晚上，监狱内给我们准备了晚饭，每人二两肉，二两酒，各人举着酒杯，到别的牢室找自己的熟人敬酒，欢乐一团，我们在狱中的斗争、活动，与外界党、盟组织有无联系呢?有的，但这种联系是个别的而不是有组织的，例如胡春浦，通过肖宗鼎用鸦片烟去收买了一个有鸦片瘾的刘管理员，胡写了一封信请他到重庆城内一商号去取100万元，另给刘管理员50万元，结果姓刘的把100万元吃了，只给胡春浦50万元，但胡春浦问的暗号却得到了答复，后来我问过重庆的党员，他们是否有组织联系，也说没有。鉴于当时消息来源不可靠，我们担心上当受骗，觉得有集中统一的必要，我们五个人：我、胡春浦、仲秋原、肖宗鼎、重庆一位音乐教师古承砾，常常在一起开会研究，我是狱中难友不公开的带头人，无名称，无党组织，与外界也没有接触联系，指挥了一些活动。如元旦活动。那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我们几个常常在一起研究分析外来的消息。研究以后再传下去，以免上当。消息的来源，一是新来的难友，二是难友家中的信，其中往往有一些隐晦含蓄涉及政治时事的内容，三是狱中医宫处的医生，他姓刘，为特务机构服务但未加入军统，与难友杨秉玺是山东老乡，他们常有接触，交谈中，刘医官要透露一些消息，四是带进来的包东西的旧报纸，一次从—个难友处得到的一张包腊肉的旧报纸，上面有“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大好消息，我们欣喜异常，立刻将此消息传达到各牢室，并布置各寝室于当晚以各种方式庆祝。 　　 　　　　自庆祝元旦以后，难友仍余兴未尽，每日高谈阔论，似乎胜利就在眼前，指日可待了。特务们预感起前途末路，各种手法交替使用，有时又装着一副伪善的面孔。我们的对策则是区分善恶，认清伎俩、巧妙应付，避其锋芒。例如，李毓樽送钱给我的事，由特务、队长徐桂林来通知我，叫我理好发，穿好衣服，跟随他坐上一辆吉普车，司机问“到哪里?”他说“到大队部”。所谓大队部的地方，我依稀记得是一排平民，约有十来间房子，所长李雷也同车来，喊我下车，说：“叫你来会一个老朋友”。我问“谁呢?”他说：“老李，等会儿你就知道了”。我在会客室坐定，一会儿进来一个人，哦，原来是李毓樽。这个李毓樽，我在白公馆那一段里已经详细谈过了，此时此地见到他，很感意外。他问；“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搞民盟的工作?”他没有说我是共产党，我就放心了，于是我说：“是的，我就是搞民盟工作”，“你们民盟对时局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们民盟是中间派，对时局是中立的眼光，希望国共两党不打仗，很好地合作”。沉默片刻，他在身上摸了一下，拿出三叠金元券，“送你拿去作零用”。我说：“牢里的规矩是犯人不准直接收钱”。我没有接钱，他没有开腔，就分手了。过了两天，我想，这些钱可以为难友做些事，就写了一个条子取100，买了肥皂白糖之类东西分送有困难的难友，如伍时英、罗启维。又过一个星期，写了条子又取100，这次的钱所买的东西多数由肖宗鼎转送，还剩100，在我由渣滓洞转到杨家山之前，写了一张取钱的条子，委托肖宗鼎把钱取出来分送给女室，如女婴“监狱之花”的母亲左大姐。 　　 　　　　……（部分略）

原文1992.2 发表于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三辑》  浏览：393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2/4 14: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