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长篇传记

1946年7月，江竹筠回重庆度暑假，立即投身于革命热潮。抗战后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的群众运动，象地震一样震撼着蒋介石的法西斯暴政。重庆就是地震的中心。1945年2月发生的胡世合事件，打破了1940年以来的沉寂，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市民公开冲击特务统治。南方局总结了这一事件的经验，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对群众斗争的领导，活跃党的工作。同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强有力地推动着和平民主运动。十二月，许多学校的大中学生参加了声援“一二．—”血案的活动，揭开了抗战后反内战反独裁的群众斗争序幕。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加速了这个斗争的进程。特务制造的“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激怒了广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纷纷起来游行示威。讲演队、歌咏队遍及大街小巷。工人、摊贩也展开了争生存的罢工罢市运动。 　　 　　　　这时，国民党一面假装与中共进行和平淡判，一面依靠美国的帮助把军队从水陆空运到内战前线，反动政府强加于人民的内战烽火已经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中原华北……全国范围燃烧起来了。国民党还派特务暗杀了反独裁反内战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国统区加强了特务统治。这些罪恶活动，使更多的青年认清了国民党卖国、独裁、内战的真面目，从而勇敢地投入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觉悟了的人们，四处寻找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江竹筠的战友和同志都在紧张地工作着，此情此景使她热血沸腾。 　　 　　　　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1946年3月南方局决定重庆地下委在公开的四川省委(辖川康云贵，内部称重庆分局)直接领导下，清理和恢复重庆及川东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同年四月南方局迁往南京，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等公开机关仍留在重庆，属省委领导。重庆仍然是共产党在西南各省的领导中心。省委组织部长于江震同志说：“公开组织是炮兵，荫蔽组织是步兵，炮兵打开阵地，还要步兵去占领。”彭咏梧同志是地下市委委员，分管学运及川东一部分地区党组织，担负着占领阵地的重要任务，工作十分繁忙，经组织决定江竹筠不再去川大，留重庆作彭的助手。 　　 　　　　江竹筠征尘未洗，即着手布置党的机关。这时她母亲已去世，弟弟亦远离重庆，观音岩的老家无人居住。但这里作党的机关则很不适宜，便用作过往同志的临时“招待所”。另外以彭咏梧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租了一套住房，除随房附租的一张三抽桌，一架木床外，自己只买了一个黑漆柜、两口箱子的简单家俱。又把云儿带在一起，对外是一个职员之家，老彭作为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有许多无聊的社会应酬，一旦摆脱那些俗务，又必须投入庄严神圣的党的生活。照护机关的任务主要落在江竹筠的身上。他们掩蔽得很好，在这里一直住到下农村搞武装暴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江竹筠本人也不宜单纯以家庭妇女作掩护，为了便于外出活动，她必须有个社会职业，于是在舅父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既有一定收入，又有行动自由，随后就成了挂名职员。看钱如命的舅父能够破格支持江竹筠是时局变化的结果。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舅父这样的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向左移动，表示愿意同他从前不放心的外甥女接近。江竹筠根据党的政策，捐弃前嫌，主动团结舅父。舅甥间的关系得到改善，日渐亲切，彭咏梧也成了李家的得意甥婿和常来常往的座上客。 　　 　　　　江竹筠的党内工作随形势而迅速变化，起先，是守护党的机关，接着又负责市外的通讯联络。但她并不直接收信，而是联系几个秘密通信站。江竹筠全神贯注这项工作的情况，幸存了一个见证。唐永梅当时是个女青年，是江竹筠手下的联络点负责人，专门收转合川方面的来信。她的社会职业是《新民报》的校对，住李子坝，离市中心较远，没有文化娱乐设施。组织上要求她不与其他同志接触，不参加进步活动，尽量少出街。做罢职业工作，便留在宿舍，窗前挂一个安全标志，随时等着江竹筠来取信。唐看到高涨的群众运动，很想去参加实际斗争。江竹筠很理解她的心情，每次见面，都亲切交谈，介绍自己的体会：“我做这项工作，开始也觉得简单，不过瘾，不安心。后来看到很多事例，才明白通讯联络，看似简单实为党的纽带，稍有差误，就会使一些同志失去党的领导。它又是党的前卫，你的地址掌握在许多同志手里，如有一个不坚定的分子出了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你，你顶住了，上级和其他同志就安全了。” 　　 　　　　唐永梅同志说：“竹筠从来不摆领导的架子，很体贴我的困难，我要负担母亲的生活，她常问我是否按月寄钱回家，是否缺钱，缺的话组织可以帮助。她还多次询问我对婚姻问题的想法。为我设法在党内物色对象。有时还带点食品来和我共进一餐。她说话简短，但事事交代清楚，一丝不苟。我们收转信件没有出一次差错。江竹筠象个热水瓶，热在里面，每来一次，就驱散我的孤寂，给我力量，使我愉快地坚持通联工作。” 　　 　　　　江竹筠对党的机关工作，十分负责。经她收转的信，总是迅速按规定送达负责同志手里。她很守纪律，凡是不该她接头的关系，不该她接谈的问题，她立即转给有关同志；每有需要她安排食宿的同志，她就尽心竭力，照顾得很周到。这些同志多半从农村来，穿着往往不合于城市环境，她便给换装；有生病的，便设法治疗。受过她照顾的战友，多已不在人间。当时帮江竹筠带云儿的亲人“四婆”，不止一次向她的幺姨李泽华说：“竹筠才怪气呵！在家里设铺招待客人，把新衣服给罹难的人穿。”江竹筠对没有依靠的老年人也很关心和尊敬，她的幺姨李泽华对此印象极深。 　　 　　　　李泽华，在旧社会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寡妇，只有一个儿子(叫颜矗)。现在她已八十多岁了，回忆起江竹筠，记忆犹新。她说：“有两件事我忘不了竹筠：第一件，(1946年)颜矗考上东北大学，有人对我说，东北共产党多，你一个独子，二天赤化了，回来要杀妈，表示他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你咋个得了?’我被这话吓坏了，问竹筠该怎么办。她哈哈大笑说，‘您在哪里听来这些鬼话?让八老表(颜矗)去东北吧，二天他回来您就好了。’我又问，‘我这样穷有什么办法？’她说，‘好好抚养儿子，将来就是穷人有办法。’第二件，颜矗到东北后，竹筠常常来看我。每次见面她都要给我几块钱。我不要，她就说，‘八老表走了嘛，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原文1982年7月 发表于重庆出版社，《江竹筠传》  浏览：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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