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长篇传记

离开了中华职校，江竹筠的学生生活告一段落，开始以小知识分子身分踏进社会。 　　 　　　　那时江竹筠已二十一岁，妈妈早已在为她的婚事操心了。有个姓刘的青年通过母亲向她求婚，此人很有钱，会献殷勤，用甜言甜语说动了母亲，母亲力主江竹筠同意这门亲事。经竹筠了解，此人思想反动，又置身反动机关，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一向同情穷人支持江竹筠的妈妈却不能了解女儿的抱负和立场。母女间第一次发生严重的争论，以至有一段时间竹筠拒不回家。竹筠爱母亲，但尤爱革命。最后，还是好心的妈妈依从了女儿，竹筠也更爱妈妈了。 　　 　　　　江竹筠走出校门，在反共逆流泛滥的时间和地方，毅然执行重庆地下党组织给她安排的工作任务。明知等待她的是动荡不安和艰难险阻。她是义无反顾了。 　　 　　　　1941年秋天，党组织指派她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社会职业选在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早晨步行到曾家岩办公，晚上回观音岩家里住宿，在外活动的机会多，有利于做党的工作。 　　 　　　　江竹筠的任务是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具体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川东特委宋林同志的帮助下．她正确领会和掌握了一整套在反共高潮条件下的地下工作方法。如：言行举止要符合自己的社会身份；两人开始接头就要约定公开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见面的时候就要准备被逮捕，被捕后两个人说的应该一致；被捕时要尽量把事情张扬出去，结党一个信息；被捕了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在敌人的监狱和刑讯中，心要横，口供(随时都要预先编好)要少，要一成不变……对群众进行领导要不现形，要荫蔽在群众之中，“看不出领导才是最好的领导”，“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这些工作方法，对于作风朴实，对党忠诚，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是容易接受并能认真实行的。她也经常向她所联系的同志传授这些方法并用恰当的方式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由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日益强化，出墙报等活动方式已不适用；开展群众运动，公开聚集力量已不可能。要发展进步势力，必须个别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南方局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号召，以便革命者在各自的岗位上站稳脚跟、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要求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自己接触的人群中选择可靠的人，尤其是青少年，长期培养教育，不拘形式地安排任务，进行考验。江竹筠积极做了这种培养工作。例如，她的表妹杨蜀翘从自贡来重庆精益中学读书，她年轻单纯，早受江竹筠的影响，思想进步较快，皖南事变后，江竹筠要她把传单带回学校，悄悄放在一些同学的课桌内，在菜市上塞进别人的菜篮里。她人小，不受人注意，做得很利索。但也由于她年轻幼稚，谈话天真，有时在家里和在三舅家里讲些揭露国民党的话，不大顾忌；还把《新华日报》带到三舅家里去看，对江竹筠表示特别钦佩和亲近。三舅曾骂她；“江竹筠是共产党的尾巴，杨蜀翘是江竹筠的尾巴。” 　　 　　　　二表妹李秀清(三舅的女儿)、表弟颜矗(幺姨的儿子)也是江竹筠教育培养的对象，并取得显著效果。这样三舅家的子女侄甥分成了两派，有时对国家大事不免发生争论。三舅不无遗憾地慨叹道；“我家也有共产党了！”尽管他不愿子女们做危险的事，又有家长的尊严，仍没有能够阻止子女对江竹筠的靠近和信任。江竹筠在谈话和通信中，对他们关怀备至，帮他们抄写语文复习资料辅导他们学习，结他们介绍课外读物。体现了表姐对他们的真诚挚爱；而江竹筠本身的生活作风、工作学习态度，处世为人的态度等等，对他们很自然地产生着感染力和吸引力。这种力量是李义铭无法阻拦的。后来颜矗参加了地下党，李秀清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协”，都是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还有几个表弟也同情和支持共产党，有的还为武装起义购买医药物品。 　　 　　　　江竹筠的弟弟江正榜初中没有毕业，成绩也差。然而侥幸找到待遇优厚的无线电台工作，自己觉得很满足，停留在单纯技术观点上。江竹筠和他见面的机会虽少，但总是尽力教育帮助。起先，弟弟还有些听姐姐的话。1940年江正榜在中央无线电总台工作，订了《新华日报》，并在一次议论时局的场合，无意中引用了《新华日报》的论点，差点要抓他去坐牢，幸亏他的师傅竭力为他辩护和担保，才幸免于难。1942年终因他订《新华日报》的问题，反动当局决定调他到西北边远地区去。这是相当于“充军”的惩罚。逼得他放弃了自感满意的工作。他经不起打击，便视革命为畏途，只管拿饯吃饭了。1944年他到贵阳防空学校工作，该校属国民党空军，受美国直接支持，待遇特别高，江竹筠要他离开，未被接受。一次他穿着漂亮的美制呢料军装回家，江竹筠指责说“看你这—身，穿了多少人民的血汗！”抗日战争胜利，该校要迁往内战前线的北平。江竹筠在信上告诫：“要是不能离开，就好好学技术，不要去打内仗，不做危害人民的事。”江竹筠与在患难中长大的同胞弟弟就这样疏远了。她常对人说：“我感到遗憾的是未能使弟弟走上革命道路。”但是她对弟弟的希望并未完全落空。江正榜后来脱离了防空学校，不仅未做害人的事，而且一直在医药战线老实地工作着。解放后自己不拿姐姐的荣誉来谋利，还谢绝组织上的照顾。 　　 　　　　1942年春，一位失业和被追捕的女青年谢若英来到重庆，经进步朋友介绍与江竹筠认识了。江竹筠对谢热情关怀，留她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时她家仍不宽裕，母亲患高血压病，仍摆着小摊。江竹筠除了做好职业工作，还要做党的工作，回家还要做很多事，确实很忙。但她能很好地安排时间，稍有空隙就与谢若英坦率交谈。给谢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江竹筠对应付突然事件——转移或被捕等，有充分准备。她对谢说；“我自信能受得起打击，因为我是在冷漠中长大的。 　　 　　　　江竹筠任新市区区委委员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时日本飞机经常来空袭，躲飞机的时候很多，要一个一个去找党员接头，很不容易。加上环境很恶劣，军统局特务机关距她的工作地点不远。她与区委书记魏新学接头的时间，都是安排在拂晓，特务们还未起床的时候，接头地点是南区公园或求精中学，早晨有些人到那里去锻炼身体，这也可以作为江竹筠去接头的借口。每次约会，她都按时到达。1942年下半年，在与魏新学接头时，两次发现有人监视，上级就决定她撤退。她离开了慰劳总会，考入綦江铁矿当会计，临时避险。只干了几个月，因工作需要，组织上通知她到赖家桥工作。她从綦江回重庆时遇见挚友何理立，按照地下工作的铁的纪律，江竹筠每次转移新的地方，对亲友都是保密的，同志间也不告诉。何理立询问她的去处，江竹筠照例不说。何故意强求：“这次我非跟你一起不可。”江说；“我还要走。”何说；“你走哪里，我也走哪里。”江着急地说；“怎么不讲理?”其实，党组织已告诉何理立让她与江竹筠一起去赖家桥。江竹筠知道后也很高兴。作为一个地下党员，朋友再好，不该说的也不能说。江竹筠是认真这样做的。 　　 　　　　1943年初，江竹筠等三个女同志到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合作社工作，地点在重庆郊区赖家桥。该社规定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参加国民党，江竹筠以应先征求母亲的意见为理由，予以拖延。党的组织就是母亲，并且高于母亲。江竹筠尊重母亲的意见是有条件的；服从党的决定则没有任何条件。在得到组织答复后，四月底她们才告诉合作社当局：“妈妈不同意我们女孩子参加什么党派。”随即离开该社。

原文1982年7月 发表于重庆出版社，《江竹筠传》  浏览：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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