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遗文及史实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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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我们这些当年战斗在川大的战友，曾多次从辽阔祖国的四方回到母校，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踏着青年时代的足迹，谈笑着往事穿越校园。可当我们指点队伍，却已经有十二位亲密的战友不能回来了。江志伟、何懋金、李惠明、马秀英、张国维、蒋开萍、郝跃青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英勇就义；缪竞韩、余天觉、张大成、田中美、方智炯在成都十二桥壮烈牺牲。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我们怎么能够忘却他们呵！于是，我提起笔来写下这篇忘却不了的回忆。 　　 　　 　　在同窗共读的日子里 　　 　　　　原国立四川大学学生注册档案里，有一份江志伟的注册档案，那上面写着，江志伟，女，二十二岁，四川巴县人，一九四四年九月进入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一年级，学号33l044。一九四五年秋季，转系到农艺系，读二年级。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申请休学一年。 　　 　　　　江志伟出生于一九二O年，一九四四年年龄应是二十四岁，为什么只填二十二岁呢?因为这个江志伟不是她的真名。她，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江姐——江竹筠。江姐没有读完高中，地下党要地考川大，可是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于是借了江志伟的文凭来报考，姓名、年龄、籍贯都是按江志伟的文凭照填的，名字也因此改叫志伟了。 　　 　　　　江姐初到成都时，借住在重庆银行一个小职员(地下党员)的家里，只自修三个月的高中功课，就考上了四川大学。 　　 　　　　在考生口试时，她遇见了从郸县乡间来应试的女同学小董，好象同坐一船同乘一车的旅客一样，很自然地互相攀谈起来。小董比江姐稍为矮胖一些，朴实厚道，语言不多。江姐对她产生了好感。后来碰巧都考上了同一个系，又做了同班同学，还同住一个寝室，上下课走在一起，渐渐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小董的功课比较扎实。江姐的功课有困难时，就请小董辅导。听小董说，江姐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读满过，都是跳级升学的，基础比较差，学大学的课程，自然有困难。但是，她以顽强的毅力学下去，上课时专心听讲，努力作笔记；自修时抓紧复习，不懂的及时请教小董。后来，生小云儿又缺了些课，她就利用星期天从城内住地赶回学校找小董帮助，终于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江姐在学好功课之余，时常在夜里抽时间阅读课外的进步书报，有时一直读到深夜。党的《新华日报》是她经常细读的报纸。她阅读这些书刊报纸都很专注，读后常写笔记或摘录。 　　 　　　　党开设在祠堂街的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是城内最吸引我们的地方。那里不但有《新华日报》，还有其他进步书刊。我们进城时总要到那里去看看翻翻，有时买上一两本书刊。书架上陈列有不少来自列宁故乡的俄文书刊，我们虽然爱不释手，但由于文字不通，只能看看插图或画报而已。 　　 　　　　能够学点俄文该多好呵。二年级可以选修三个学分的第二外国语，可是学校只开了法、德、日三种第二外国语，没有开俄文。 　　 　　　　一位性徐的东北籍同学会俄文，我去请她教我们，她欣然应允了。于是我便约了江姐等几位同学间日傍晚从望江楼前过河，到河边街八号一位同学的姐姐家里去学俄语。 　　 　　　　　　我是学生 　　　　　　我是女学生 　　　　　　同志 　　 　　　　这就是我们初学的单词。 　　 　　　　可惜我们只学了几次，就停止了。因为我们从沿江马路过河时，三四个人走在一起，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徐同学是川大话剧团的演员，那个话剧团是特务控制的团体，里面的特务看到她同我们来往，就警告她，“你少和那些共产党伙在一起开会呵，”考虑到已经引起特务的注意，我们只学了几个晚上，初识几个单词，就中辍了。 　　 　　　　江姐善于做群众工作，经常通过日常生活的接触，启发同学们认识社会。 　　 　　　　和江姐同寝室的，还有一个同学，在班上年龄最小，聪慧纯良，思想进步，大家都很喜欢她，亲切地叫她妹妹。江姐晚饭后喜欢邀几位同学一起出去散步。有一次，她们散步从培根火柴厂门前经过，江姐问大家到里面工作过没有，接着说：“厂里的工人都是很好的人，一天要为社会作很多贡献，我们生活上都离不开他们。可是她们生产很多，资本家给他们的工资却很少。”几句话就发人深思。 　　 　　　　妹妹的父亲，是新民电影院的股东，因此她可以随时去电影院拿票，请同学们看电影。 　　 　　　　那时候的电影，多数是美国片，少数是国产片。苏联电影很难见到，几年中只放映过两部。有一次，妹妹邀江姐等几位女同学去看苏联影片《夜莺曲》。看罢电影回来，江姐很兴奋，走过九眼桥到了沿江马路人少的地方，使低声哼起影片里的插曲来：“河边林中，夜莺在歌唱……”接着，她激动地对同伴说：“今天的电影，看起来就是好看。《夜莺曲》很好。那个女的好勇敢呵！象丹娘一样。”回到宿舍，她又讲起丹娘的故事，说：“丹娘是苏联内战时期的女英雄，她被捕后，坚贞不屈，忍受了一切酷刑，还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就义之夜，她光着脚，在风雪中从容地走向刑场，带头高唱《国际歌》。” 　　 　　　　还有一次，江姐和同学们一起看了一部美国影片，上面有苏联妇女的形象。看后回到寝室，她问同房的同学，“你们说，这部电影好不好？” 　　 　　　　有人回答说：“不大好。” 　　 　　　　江姐气愤地说：“歪曲！” 　　 　　　　有人问：“你怎么知道？” 　　 　　　　江姐说：“看也看得出来嘛。影片上的苏联妇女，咋个都是多硬一个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她模仿着一些影片上的动作说：“你看，这叫啥子嘛！” 　　 　　　　江姐认为，革命的妇女，还是应该有人情味，应该活泼有生气。她自己就是这样的革命女性。 　　 　　　　有一位姓王的同学，善良而文静，不喜欢活动。她思想上同情进步，但参加进步活动不多，和男同学交往更少。有一天，一位男同学到女生院门口请传事叫她出来，小王迟疑着不想出见。老传事见此情景，便诙谐地说：“我去说她说她不在好吗？” 　　 　　　　“不，你说她跟着就出来。”江姐在旁插话说。等老传事出去后，抛便直率地鼓励羞怯的小王，大胆地去会来找她的男同学。江姐说：“人家没有啥子不好，人家找你，总有啥子事嘛！”还笑着说：“我是采取主动的。” 　　 　　　　但是，江姐历来反对早恋，反对在恋爱上花过多的时间。有一位男同学，过早地谈恋爱，后来受到波折，异常苦闷。江姐同一位女同学谈起此事，说：“这些青年都很好，可惜在女孩子身上花的时间太多了。”希望那位同学丢掉烦恼，把精神寄托在大事业上。 　　 　　　　在个人生活上，江姐十分朴实勤俭。蒋介石政府的法币快速贬值，物价飞涨，学生伙食很坏。江姐在女生伙食团吃饭，从不加菜。有时错过吃饭时间，便到女生院围墙外的小棚内去吃一碗酸辣面就算了。她的衣着，老是海昌蓝布旗袍外罩一件紫红毛线衣，只有夏天，穿过一件白底蓝小圆点花短袖旗袍。就是穿这些朴素的普通布料衣服，她还嫌贵呢。有一次，她和小董去买原白布来自己染色，一段染成苹果绿，一段染成克力登，各自做了两件新旗袍。 　　 　　　　我们那些女同学，一般都梳双毛根，穿素色的旗袍，夏天才穿浅细花的短袖旗袍。只有个别从金女大转学来的才烫过头发。特务们说：“女的梳双毛根，男的穿草鞋，都是共产党。”江姐听了，就把头发烫卷了足子，还略涂口红，再穿上一双半高跟皮鞋，用来迷惑反动派的看家狗们。她发觉我注意她的改装，便顾盼一下自身，先笑了，我也会心地笑了。 　　 　　　　她的星期日，过得朴实无华但饶有意味。有一位身材修长、衣着朴素的姑娘，每个星期天都要远从西门外的金牛坝，穿城赶来看她。有时星期六来，夜里就和她同住。她向人介绍说是她的表妹。其实是她小时候在重庆住孤儿院时的同伴。她俩是那样亲密，一见面就是没完没了的低声亲切的叙谈。她们促膝谈心时，不避讳在旁的小董。小董也没有注意听，只听到她们时常提到“四哥”，这四哥就是江姐的爱人彭咏梧。 　　 　　　　江姐十分爱自己的丈夫。但她在处理家庭生活时，把服从革命需要放在第一位。她是和“四哥”结婚后才考进川大的。老彭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江姐只有寒暑假才回重庆，一来联系工作，二来同爱人欢聚。 　　 　　　　一九四六年春天，江姐要生孩子了，托人帮忙在东大街的一个半节小巷里找到一间小屋。 　　 　　　　暮春初夏之际，孩子快要出世了，江姐由于难产住进华西大学附属医院，做剖腹手术。妹妹按医院的规定，代表亲属在手术书上签字。剖腹时，江姐要求医生一并做了绝育手术。她对同学们说，这样，免得孩子多了拖累。当时中国人口四亿七千万，只有现在的一半，没有人提倡计划生育，象她这样生第一胎的二十几岁的女青年，就自己提出绝育，一般人觉得难于理解。江姐是怎么想的呢？她想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新中国的实现还需要艰苦曲折的斗争，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面临着许多艰险的工作，必须轻装战斗，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能过多地拖几带女。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坚毅的意志，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具有的。 　　 　　　　孩子平安地降生了，是一个胖胖的男婴。取名彭云。 　　 　　　　出院后，母子俩住在东大街那间小屋里。她托小董买了一床小棉絮，一剖为二，小云儿盖的、垫的就都有了。 　　 　　　　四十天后，江姐回校继续上课了，还抱着小云儿来参加了一次文学笔会的活动。女同学们争着抱小云儿，都说这是文学笔会的下一代。 　　 　　　　暑假到了。这次要带着小云儿去见爸爸，江姐特别兴奋。她满怀惜别心情，把贴有自己照片的借书证留赠给小王，同时送给她一本《辩证法》。回到重庆以后，又给小董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自己的，没有题字；一张是云儿的，背面写着：“给娘娘，云儿。” 　　 　　　　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好准备，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地下党给江姐另外安排了工作。秋季开学的时候，她写信请女同学帮助办理休学一年的手续。她还想有机会再回校继续读书的，谁知从此竟与母校和同学们永别了！ 　　 　　 　　在地下革命青年组织里 　　 　　　　一九四三年冬，日寇攻占贵州独山，震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对反动腐朽的蒋介石政府更加不满。一九四四年，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的呼声此起彼伏，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起来。在成都，十一月十一日，全市大中学生游行示威，抗议警察鞭打市女中同学，爆发了“市中事件”，冲破了一九四O年“抢米事件”以来的长期白色恐怖。 　　 　　　　“市中事件”前夕，成都各大学的进步学生骨干，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成立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会(抗战胜利后删掉“救亡”二字)。这是一个党的外围地下革命学生组织，相当于地下共青团。 　　 　　　　在抗战高潮时期，川大的共产党员较多，国民党反共高潮后，许多共产党员转移到延安去了。一九四四年时，川大只有几个共产党员。一九四五年底又发展组织，才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川东党组织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用“转地不转党”的办法，派遣江姐考入川大读书，从事地下工作。她的组织关系仍在重庆，利用寒暑假回重庆汇报请示工作，没有和川西地下党发生关系。 　　 　　　　民协是地下党的助手。早期会员近三十人，都是进步学生骨干。江姐为了便于在进步同学中开展工作，也参加了民协。民协女生小组组长黄立群，是徐特立同志的外甥女，是延安派来的党员。她和江姐没有横的组织关系，但保持精神上的默契和工作上的配合。 　　 　　　　民协领导着一些公开的进步的学术团体，其中较大的如“文学笔会”(简称文笔)、“文艺研究会”(简称文研)、“女声社”、“自由读书会”、“时事研导社”、“自然科学研究会”等，都建立了秘密的民协小组，作为团体的领导核心。 　　 　　　　各个进步的学术团体，都按照学校的规定，办理了登记手续，因而可以公开活动，经常出壁报，举行文艺晚会，时事和学术报告会或座谈会，通过这些方式，揭露社会黑暗，宣传党的主张，教育广大同学。但团体内部的活动却严守秘密，在学校也只登记负责人的名字，不登记成员名单。这些团体后来发展到将近三十个之多，它们的成员，便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 　　 　　　　江姐先后参加了女声社和文学笔会。 　　 　　　　女声社设在女生院，是团结教育女同学的进步团体。黄立群就是女声社的负责人。 　　 　　　　文学笔会早期是几位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的研究文学和创作的团体，出版的壁报有诗歌专刊《旗》、小说散文专刊《山·水·阳光》和理论批评专刊《野花与剑》三种，思想进步，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我参加文笔后，便先后介绍了黄立群、江姐等民协会员参加；后来，在文笔内建立了民协小组，推动文笔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文笔初期规定只吸收有文学修养的人参加，后来我们根据民协的意见，说服大家取消了这条限制，壮大了队伍。活动内容增加了歌舞，成都市第一台秧歌舞《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就是一九四六年冬天我们文笔排练演出的。 　　 　　　　一九四五下半年，我被选为文笔的负责人。我当时只有二十二岁，所以敢于挑起这个担子，主要是因为有民协的领导，有黄立群和江姐这样的老大姐的具体帮助。黄立群和我都是民协干事会的干事，她比我大一两岁，能干，懂得的事情多。江姐又比黄立群大两岁，更显得沉着老练。她们经常给我讲革命理论和时事，在工作上经常给我出主意。那时我虽然不知道她俩都是共产党员，但深感她们就是我理想的革命者，因此很尊重、很信赖她们。 　　 　　　　江姐出生在乡间，由于生活所迫，妈妈带着她和小弟弟到重庆投靠开医院的舅父。可是，一心行医赚钱的舅父和舅母认钱不认亲，经常虐待她们。母女俩愤而去纱厂做工。在资本家的压榨下，妈妈患了伤寒，资本家不给医治，还停发了工资。……苦难生活的磨练，使得江姐爱憎分明，意志坚强，朴实勤恳。 　　 　　　　她是我们的大姐姐，又是我们中的一员，公开的斗争她不便领头出面，总是勤勤恳恳地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实际工作。江姐在政治上比较成熟，但她不让这个特点在同学中显得突出，总是平等地和同学们交往，在亲切的谈笑中，很自然地给予我们许多启发和帮助。文笔曾经只顾自己的壮大，把有些更适宜参加其他团体的同学也吸收进来了，兄弟团体对此有意见。江姐得知后，立即转告我，并说：“还是要其他团体都壮大起来，我们进步阵营才有力量。单是一个文学笔会，特务又会象过去一样藐视我们，说我们‘不过就是这七八个人’，我们会再被孤立的。”江姐说的特务藐视我们的事，发生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反动势力煽动几个在川大先修班读书的反动军官的子弟，捣毁了进步报纸《华西晚报》的营业处，我们用“十七学术团体”的名义，严正地谴责反动派的暴行，声援《华西晚报》。那时，我们只组织了几个团体，为了壮大声势，临时把一些系级学会、中学同学会也凑数署名。特务策动那些学会中的一些人出面反水，声明不能代表他们，弄得我们很被动。特务头目马云声、段兴典在望江楼茶园拿着一张黑名单，说：“所谓十七学术团体，不过就是达凤德、赵锡骅这七八个人！”江姐用这个往事，启发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一个团体，只突出自己一个团体，要同兄弟团体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 　　 　　　　进行革命活动和学好功课两者，往往顾此失彼，我们总是处理不好。有一天，江姐得知化学系有一位功课好的同学，新近参加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用这个同学的作用启发我们，她说：“他功课好，在中间同学里面有威信，他们愿意和他接近，比较听他的话。达凤德和你比较暴露，特务们又有意把你们往红的方面渲染，使中间同学对你们心存疑惧，不敢靠近。我们和反动派公开斗争，需要人打冲锋，这就难免暴露，但还是尽量不要脱离班上的同学，想法子多上课。”江姐的话，对我和一些参加活动多而上课少的同学，是及时的帮助。不久，民协便作出决定，要会员不要跨团体，以适当减少参加活动的时间，保证上好课。 　　 　　　　有一次，女生院伙食团要选一位年度经理，主持全年的伙食管理工作。进步团体“女声社”里的一位姓陈的同学当选了，可是她嫌管伙食耽误读书，不乐意干。江姐知道后，便鼓励她说：“对同学们真正的福利事业，我们应该多做一些，而且要把它做好，使同学们相信我们是真正关心大家的。”陈同学终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江姐总是这样，对我们循循善诱。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文学笔会成立一周年，那天是个星期日，我们举行郊游庆祝。雨后初晴，和暖如秋，我们从望江楼坐船过河，到狮子山去，在农改所所在地的庙宇侧边席地图坐，讨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朗诵田间、艾青的诗篇。饿了，我们把带去的拌红白萝卜丝夹锅魁拿出来野餐。江姐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一起，度过了那难忘的一天，彼情彼景，至今记忆犹新。 　　 　　　　江姐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是基于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护。我们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我们开展的活动比较多，在学生运动中总是积极带头。发表宣言或声明，我们文学笔会经常第一个署名；集会或游行，我们也走在前列。 　　 　　　　我们的青春时代，在党的领导和改育下，生活在地下革命青年组织中，经受着严酷斗争的洗礼。这期间，江竹筠同志以一颗共产党人热忱的心，关怀和爱护我们这批青年学生，指引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江姐的崇高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学校里火热的斗争，江姐为了长期隐蔽，没有站在前列，局外人看来，她象一般进步同学一样。其实，她是学生运动的指导者。斗争在酝酿时，她就启发周围的同学注意事态的发展，认识事件的性质；斗争开始后，她就鼓励大家积极投入斗争。在事件的进程中，她经常和大家一起，分析事件的进展，评论斗争双方的人物，给学运骨干和领头人当参谋，出主意，帮助他们研究斗争策略，总结斗争经验，指导运动健康发展。而这一切，她都是以一个普通进步学生、学运参加者的身分出现的，是那样地不露声色。 　　 　　　　《华西晚报》事件发生时，正处于三次反共高潮之后，进步力量比较弱，在反动势力的围攻下，处于不利的地位，有个同志焦虑不安。有一次，在从图书馆到望江楼的那段校园路上，江姐开导那位同志说，“他们‘护校团’利用了同学们爱护川大校誉的心理，蒙蔽了许多同学，占着优势。我们要揭穿他们的阴谋，不能笼统的讲校誉，要分清是非，让大家知道，我们才是真正卫护川大校誉的人。他们的目的是打击进步报纸，扼杀人民的言论自由。不要怕他们一时的嚣张，只要把不明真相的中间同学争取过来，他们就闹不起来了。”一席话，使那位焦虑不安的同志，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前途。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我们逐步把部分中间同学争取过来，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就被打下去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下午，我们在书库三楼举行“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反对内战大会”，特务们事前进行威胁恐吓，开会时又聚集在会场后面，企图伺机破坏。面对此情此境，李相符老师(地下党领导人)义愤填膺，上台讲话说：“抗战胜利了，我们不能笑，难道连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他愤怒已极，在讲桌上猛拍一掌，凛然正气，使后面围立的特务们不敢动作。同时，悲愤使他掉下了老泪，江姐和同学们也都愤激得哭了起来。接着，西南联大在成都的校友代表和川大师生先后义正词严地痛斥了蒋介石政府的法西斯特务统治。会开得悲壮激烈，显示了巨大的正义力量。 　　 　　　　特务们会上不敢行动，会后又来陷害曾经在大会上当面点名要特务头子训导长丁作韶“拿出良心来说话”的李实育同学。当伪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审判李实育时，江姐和同学们一起去伪法院旁听，给李实育同学撑腰。当李实育据理批驳，弄得伪法官无言可对、假证人狼狈逃席时，江姐和同学们一起为李实育同学尽情鼓掌。 　　 　　　　江姐不但关心我们当前的斗争，还想到下一步的斗争，对我们进行气节教育。她对一位参加了民盟的同学说：“在这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要革命就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可能。必须有准备。如果被捕了，只说自己的，不涉及别人，一概推说不知道。” 　　 　　　　一次，我谈起读高中的时候，看过一本巴金翻译的俄国剧本《夜未央》，其中有一个动人的情节令我经久难忘：一个少女颤抖着双手将燃着的腊烛放上窗台，她的情人见着这个信号，知道迎面驶来的马车里坐的是总督，便拿起炸弹向马车冲击……我还说，后来我做过一次类似的梦，我也为革命而献出生命。江姐听了点头笑了笑说：“有你献身的时候。你几个已经暴露了，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但是，牺牲并不是目的。如果被捕了，就把法庭和刑场作为新的战场，揭露反动派，宣传革命真理，斗争到最后一刻。讲些什么话都要先想好，到时候才能沉着从容。你小说、诗歌看得多，热情，还要注意冷静，才好想对策。” 　　 　　　　江姐教育我们，随时淮备献身革命；她自己早已作好这样的准备，后来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里，英勇斗争，从容就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一九四九年秋，和江姐同囚在渣滓洞女牢房的小曾被营救出狱后，来到西康和我一起工作，住在我的家里，多次向我讲述渣滓洞的情况。 　　 　　　　“江志伟你知道吗？你们川大的。” 　　 　　　　“知道，知道……” 　　 　　　　她向我讲述了敌人把竹篾子扎进江姐的十指，她坚贞不屈，难友们写诗歌来赞颂她是丹娘似的英雄的情景。 　　 　　　　十二月初，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的消息传来，我们沉浸在无比的悲愤之中。小曾正在饰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一角，她连天台上哭，台下也哭，台上哭爹，下台哭江姐。 　　 　　　　江姐狱中斗争的英雄事迹，小说《红岩》、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已经作了形象而深刻的描写。我和全国青年一样，每看一次，都受到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不过一般读者或观众看到的，是烈士的文学或舞台形象，我们看到的却是战友的音容，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激动。 　　 　　　　江姐，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原文1980年8月 发表于《青春的脚步》, 中国青年出版社  浏览：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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