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遗文及史实回忆

（未经本馆允许，请勿转载此文） 　　 　　　　我从1940年到解放，一直在各种社会职业掩护下，在四川(主要在重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先谈第一个时期，是一九四O年到一九四三，从抗战初期的革命高潮转向革命低潮。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党为打击敌人的阴谋，坚持抗战，在白区贯彻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蒋介石要执行假抗日，真反共的方针，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九四O年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九三九年底，汪精卫从重庆逃到了南京，成立了日伪政权，南京政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名单和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名单基本是一个。在白区也是由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各种抗日群众运动比较活跃的状态转为国民党对广大革命群众和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如一九四O年冬有泸州中心县委和合川中心县委遭受破坏. 　　 　　　　—九四O年夏天我从重庆高工毕业(这时学校已迁到泸州)，在重庆找到了工作，党的关系也随之转到了重庆，来和我接头的人，就是当时我们党的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宋林同志。宋林同志在和我作一两次谈话之后，就指定我作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同时也就交来了江竹筠同志的党的关系，并指定她为新市区区委委员；还有一个工人党员，和我是一个单位的，叫温静涛(现在四川省工会工作)，也是区委委员；我们三人组成了当时的新市区区委会，在川东特委直接领导下活动。当时陆续交来的党员，据我估计，除了很高级的隐蔽的关系外，基本上都交到了江竹筠、温静涛和我三个人手上。当时分配给江竹筠同志联系的是沙坪坝的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上级还规定所有的女同志全部交给江竹筠同志。温静涛联系的有一批工人党员，如当时的震旦铁工厂，复兴铁工厂。甚至还有一批从香港撤下来的编报的党员也交给我们。当时党员的行业是很多的，有唱戏的，有汽车司机，有编报纸的，有作工的，有读书的，数目虽记不很准确，但据当时估计，几乎抗日战争高潮中发展的党员和敌占区撤下来的党员，绝大部分都编到我们这里了，区域也比较广，城里城外都在里头。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首先要把这些组织联系拢来，一个个的去找。当时要找一个党员也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间，除了雾季以外，日本飞机几乎每天都要对重庆进行轰炸，所以有的单位为了躲避轰炸，搬来搬去，党员也随他的单位迁走，在这种情况下，有时通知领导接头的时间也来不及，要找一个党员很费时间。但也有个好处，比如说，我那时是国民党经济部水工仪器厂的技术员，由于轰炸的关系，厂长找不到我了，工厂也不开工了，只要解除了警报，时间就是我们的了，所以相反的，我还有很宽裕的时间去找党员。这样，费了相当的力量总算是把上级党交我们的党的关系都有了着落，都联拢来了。 　　 　　　　当时宋林同志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们几乎每周见一次面，每次总要谈好几个钟头。象我这样一个入党才一年多的十八岁的党员，担任书记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基本上是他的办法通过我去实观，我又通过江竹筠、温静涛去推动这个工作。我记得在这段时间，宋林同志向我传授了有关地下工作的一整套办法，包括一个党员第一次接上头、对上口号之后，两个人就要约定公开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见面的时候就要准备被逮捕，如果被捕了，两个人说的公开身份应该是一样的才行。还要约定接头的各种办法，以及如果临时有了问题，自己不能再来，那么要用什么约定的口号再来联系才是合适的，才是真的，这是一套。再说，还必须有一套防止敌人跟踪追捕的办法，既不能一出门就东张西望，但又要自然地观察左右的情况，这又是一套办法。还有一套，就是如果敌人来逮捕你了，你一定不能让他们秘密逮捕走，而应该想尽方法把这个事情张扬开来，因为这样大吵大闹一张扬，就很可能给党一个信号，使党知道某某地方出了事，这是作为纪律来要求的。被抓进了监狱之后，就要求你永不叛党，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还规定，在国民党的法庭面前，你的心要横，能赖的就赖，能拖的就拖，要编造口供，一直顶住，用软的、硬的办法和他作斗争，这又是一套。如果蹲监狱时，还要防止敌人在蹲监中安钉子和特务，所以在里面不能随便串联所谓“志同道合”的人。还规定出了监狱之后，不能随便去找组织，而必须等待，既要设法与组织联系上，但又要耐心等待，不能乱找，不能出了监狱就去找过去熟悉的党员，等等。这些内容都需要谈很久，谈完了，训练完了之后，宋林同志考了我一个题，要我说什么人叫最秘密的人，我就答不上了。宋林同志说，归根到底一句话，最秘密的人就是最普通的人。所以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地方生活都要照顾环境的需要，安排一切活动都要切合自己的身份。是个技术员就要象个技术员，是个工人就要象个工人。这一条要领对我很有启发。当时上级的规定很多，不准订《新华日报》，不准身边有任何书籍，(《新华日报》可以看，但只能到街上贴报的地方，群众围着看，你也围着看就行了)也不准照相，任何人要想与你合影，你都要尽量设法躲开，还规定要尽量割断一些不必要的关系，这样来使自己达到长期埋伏的要求。 　　 　　　　当时为了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因为我们当时都很年轻，缺乏经验，又有日本飞机的大轰炸，还有国民党的追捕，再加上我们党当时没有任何经费，困难是很大的。现在我们能领工资，那时向谁领工资呢?只有自己找饭吃，还要把自己所能找到的钱，除了自己最必须的生活费外，几乎是百分之百交给组织。比如我一九四O年一出学校就是六十块钱的工资，四一年就是一百二十块钱，除了必需的生活费用外，都是全部向组织交了的。当重庆《新华日报》有困难时，我们几个工厂的年轻技术员就合拢来，通过修理仪器(接了生意晚上加班赶修)，挣了点钱交给新华日报馆。还是象现在这样，什么都可以申请，上级给你拨款，我那个区委就从来没有收到过上级的一次拨款。在这种情况下的活动，贯彻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是通过了川东特委很有经验的同志的领导，和学习了当时宋林同志所传达的这套办法，才得以实现的。 　　 　　　　当时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几乎每周都要传达上级的指示，党员也要向领导汇报所在单位的形势和自己的思想。上级还明确规定，一个党员如果约会两次不到，或者到缴纳党费时没有正当理由而不交，就要对党员进行警告，就会引起组织的注意，考虑是不是这个党员的思想起了变化。如果找他谈了话，进行了批评之后还不听，很可能上级就要决定割断与他的联系。我从高工出来后，和我在高工同时入党、后来关系交到我手上的人中，有人就是因为思想不坚定，经过上级研究开除出党的。比如有个叫许光虎的党员，他自己向我提出，说从高潮转入低潮后，他自己应该多做技术工作，而不适宜作更多的政治活动，就由于他的这个表示，组织上就决定他退党。只要你不能保守党的机密，就不配作一个党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竹筠同志，她是个很好的同志。一年四季中，规定的约会时间她从来都是按时到达。关于我和她接头的时间、地点问题，上级曾经指示说，我工作的地点在上清寺，隔一条街就是军统局，就是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而且对那个监狱采取了特殊措施。但特务的生活也有点规律，他们大都比较腐化，晚上都是打麻将，搞得很夜深，早上一般都起不来。因此要我们把接头的时间安排在拂晓，即一般劳动人民在给菜场送菜、送猪肉的时候，也是一些人起来锻炼身体的时候。接头的地点，一个是两路口南区公园，一个是曾家岩的求精中学，那里有很好的花园，早上到那里去，好象是锻炼身体，人家也就不大怀疑，我们曾经用过这种方式。但这种方式也有缺点。我记得有两次，我起得很早，另一个姓鲁的技术员也起得很早，特别是这个人又是从民生公司转到我这个厂来的（民生公司工资是较高的)，而我原来的同学三青团骨干余绥之也在民生公司工作，姓鲁的也承认他认识余绥之，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怀疑是不是那个三青团骨干安排姓鲁的来监视我，在发现一两次我早起时他也起得很早，曾经与我和江竹筠碰上，我就向上级反映，认为在白区的环境中出现了这种事情，就有必要撤退，因此我就离开了水工仪器厂。当复兴面粉厂招考技术员时我就去报，虽然考上后并没走多远，只是从上清寺到了牛角沱，但总算把原来的摊子甩开了；使别队不知我到那里去了。包括温静涛(他是我那个厂的钳工)也不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 　　 　　　　以上所说的就是从高潮转向低潮时期，贯彻党的十六字方针的一些具体活动。这个时期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把进行秘密活动的各种方式方法对党员重新训练一遍；第二是暴露了的党员一律都要调动工作，割断原来的联系，这个工作量就很大；还有就是对党员的思想行动要求严格了，不准有任何不请示的活动，不能象过去高潮时期那样，自己想搞个读书会或其他什么群众组织就自己搞起来，在新形势下就不准许这样搞了。所以我们在川东特委领导下，在这一年多两年中就是搞了这两件事：把组织联系拢来，把它整顿好，训练好，坚持下来。 　　 　　　　一九四二年，廖志高和宋林同志从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调回延安，分手时宋林同志对我作了交代，他说：“你这两年只能说仅仅把组织联系拢来了，组织起来了，但你这个区委书记还没把党的工作领导起来”。我估计他们回延安时是对我们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以后彭咏梧同志从万县调到重庆来，也就带有加强重庆党的领导工作的意思。(当时万县地区有些党员比较暴露；也转移了一些)宋林同志当时还告诉我他要走了，并说下一步会另外有人来接头。果然一两个月后(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彭咏梧同志就带了口号到牛角沱复兴面粉厂来找我接头，他结我的印象是穿着朴素，但是比宋林同志还穿得好，他穿的是旧料子的西装。从他的身份估计，可能是一个不很高级的职员或者是个低等技术员(当时彭在伪中央信托局任会计员)。我们当时也是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办，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好两人是什么公开关系。接头时，他说他叫彭文谟。他是上级，在对我们这个新市区的党员的各种情况作全面的了解后，继续维持我们这个组织单线联系的体系，还是我联系江竹筠和温静涛，我们三个人手上各有一批党员。彭咏梧同志曾想给我们增加一点任务，就是江北统井场有—个组织，我曾经介绍过—个同学去那里工作，所以他想把那个组织交过来，我说那里路程太远，我从复兴面粉厂跑城里这一堆就够忙了，因此未交过来，估计后来他自己担负了这个任务。 　　 　　　　我和彭咏梧同志还研究了如何继续贯彻党的方针的问题。他那时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要把党的活动转到农村去开辟根据地。从这个概念出发，就希望把很多党员转到农村去，甚至包括撤离重庆这个大城市，因为他认为重庆有日本飞机的轰炸和国民党的控制，开展活动不如在农村那样容易。当时铜梁西温泉纸厂要一个本地人去作技术员，培养本地人，虽然这个厂是国民党经济部的，但可慢慢交给地方上去。我也向他汇报说，该厂是办在铜梁的东山上，山势连绵，一直和合川华莹山在一起。是将来在农村打游击、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他同意这个观点，并支持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我从复兴面粉厂转到铜梁西泉纸厂去工作，但关系仍然留在重庆，还一直是他领导我。纸厂的营业部门在重庆，每个月都要运纸来重庆，所以经常都有汽车来往。为了我们两人接洽方便，他规定，要我下来时，就写信到西泉纸厂，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备用联络方法，就是在过街楼我姨妈开的餐馆，其中管帐的是我的表哥刘云凡，老彭叫我把他介绍给我的表哥，说我们是老朋友，大家在做生意的各种活动中，有时不易碰头，请他转一下信函，所以老彭可以在那里留信给我，我来重庆后也可以在那里给他留信。这样的信件就可以不通过邮政检查，这又是一个很好的联络方法。我们还认为，要建立这样一个根据地，首先还要解决一个有群众的问题。当时该厂正在扩大，要招工，我又是本地人，所以通过我的关系介绍了好几十个人去那个厂工作，我的亲戚朋友打进去了一帮子。但由于当时停止发展党员，也不能进行许多教育，开展很多斗争，主要是通过交朋友的办法把人联络拢来，逐渐形成了一股力量。 　　 　　　　当时西泉的开辟工作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白崇禧、钱大鈞和中统局长徐恩曾等为了躲飞机都住在西泉镇上，中统局还在山上办训练班，架了电台，白祟禧还因为和蒋介石有矛盾，把他的军训部设在壁山，不到重庆去上班，一是躲飞机，一是和蒋介石勾心斗角，怕蒋介石整他，他还摆了一连广西宪兵(完全是广西人)给他作警卫。大概蒋介石为了控制他，也把钱大钧等安在他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我们估计，钱大钧手上也有一帮特务，包括他的几个副官。我和老彭研究了这个情况，认为要在那里开展很大的群众运动，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那里的局面太小，一有动荡，很快就会被看出苗头来，因此要在这里开展更多的工作是有困难的。比如周继开失业后，我介绍他来西泉教书，他想专门给穷学生们搞点什么好处，就这一点小活动已引起了地方上保安工作的头头的注意，说什么如果东山上出了事，周继开肯定是什么重要头目。这风声已传到我们耳里了。我和老彭研究，决定不再继续开辟西泉这个点，让我再回重庆找工作。后来纸厂要送一个人去成都建国纸厂实习，我就积极设法利用这个机会到了成都。到成都后写了封信给纸厂，说明我自己还年轻，要升学读书，后来果然于一九四四年初老上了中华工专。此后仍然通过我的表哥和老彭联系。他经常去我表哥那里，他们已经很熟，老彭也认为那个关系可靠，估计他不仅利用这个点和我联系，还通过这个点和其他同志联系。 　　 　　　　第二个时期是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攻下了贵州的独山。南方局当时分析了形势，认为从国民党腐败的军事政治力量来看，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尽管西南山区作战有有利条件，国民党还是会不抵抗，广大地区也会如华北、东北一样丢给故人。因此决定在西南的广大地区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此我们党当时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彭咏梧同志积极参与和组织了这项工作。我那时还在中华工专，也积极贯彻上级的指示。 　　 　　　　从抗日战争期的高潮转入四O年至四三年的低潮阶段后，我们党虽然经过了整顿，联系和恢复了一些组织，但仍然做得不够，所以一九四四年我又在彭咏梧同志领导下去整顿合川、潼南和铜梁一带的组织。那时我还在学校读书，彭咏梧同志叫我通过适当的形式，由重庆到铜粱联系那地区的党的负责人姜鉴明同志，他在那里教小学。我化了装，乘小火轮由重庆到合川，再沿涪江走，这些地方都是我的老家，一般道路比较熟，结果找到了他。他在玉清小学教书，非常困难。我去后，对他掉了关系后组织无人整理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他本人身体不好等情况作了详细了解，曾想把他带来重庆，后见他的身体实在大衰弱，如果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简直带不走，所以和他商量还是把病治好，并约定了接头方式。我向彭咏梧同志汇报的情况，组织上就不断为他们安排了工作。为了迎接游击战争，要把过去失散了的党员再联系起来，把组织整顿好，这是当时老彭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第二是要通过我党还能控制的一些学校 (如蜀都中学，民建中学以及育才中学等党员较多的学校)，继续宣传我党坚持抗战的主张，当时抗日战争虽已进入末期，但仍有曲折，所以我们还是很紧张的。老彭对整顿组织、安排我们能控制的合法机构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由于当时日本兵力分散，困难很大，没有继续进攻。所以在西南开辟抗日游击战争的布署没有实现。老彭还布置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美军情况。四五年我在化龙桥的竟成化学厂工作，那一带是美军的大本营，老彭要我经常观察部队调动情况，积极向上级汇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我们党就面临着新的形势，以后签订了“双十协定”。在这种情况下，老彭又经常和我接触，根据上级的指示进行研究。一般都是他到化龙桥我所在的工厂来。当时我们党估计到，在日本投降后，一方面有和国民党合作下去在和乎环境中作斗争的可能性，另方面也有发生内战的可能，因此党也应作两手准备。这一点就和日本投降前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要求我们党的活动更加活跃一些，需要掌握合法团体，打入合法团体，包指国民党的各种工会、学术团体、文艺团体，凡是能掌握、能打进去的，都应尽量打进去。如那时郭沫若同志就很活跃，许多集会他都出来讲演。朱学范当时在南方局推动下，掌握了“劳协”，阎宝航则抓住了青年会。我们在地下的也得去加入一些团体。老彭在这方面的思想也是很解放的，我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加入我们重庆高工的同学会，还要争取掌握一定的领导权。 　　 　　　　我还根据他的安排，对新闻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利用老同学等关系，和新民报、新民晚报、大公报、世界日报的记者交朋友。世界日报的记者主任刘迪明是我的初中同学，通过他我结识了张学孔、浦熙修以及高洁、高芬两姊妹。这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马歇尔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一散，我就可以知道会上的情况，因为刘迪明是记者主任，英文也很好，他亲自参加了会议，当天晚上我就可以从他那里得知招待会的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 　　 　　　　对我和统井场的川东公司的旧关系也曾加以利用。这个公司四一年时曾用过我的钱。后来他们到香港去买东西，刚回来滇缅路就被封锁，和香港的联系断绝，因此国统区的五金器材等的价格成百倍地上涨，他们赚了一大笔钱，办起了纸厂和川东公司，在重庆盖起了五层大楼。尽管我不是他们的大股东，但在他们起家时是支持过他们的，旧社会讲有来有往，所以总得受我一点影响，起码可以介绍点人来，安个立足点。 　　 　　　　我们还曾利用中小企业和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进步人士组织下，发起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联合会，由我们党的有影响的人去控制这方面的组织。 　　 　　　　也曾利用进步的中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筹钱办学校，如蜀都中学的筹办等，基本上都是我们周围的人，不是党员就是进步群众，如张仲明(当时是该校的教务主任)、陈俊逸都是党员。 　　 　　　　日本投降后还整理了一些组织，恢复了—些过去散失的党员或暂时停止联系的党员的关系。如大渡口的徐世森是四一年被割断的，四五年罢工后，找到办事处去，由办事处恢复的，还有周继开是这段时间找到办事处去的。 　　 　　　　上述事实说明，在日本投降后党的工作是很活跃的，我们在上级党的方针指导下，在彭咏梧同志的布署下，广泛的利用了各种社会矛盾，开展了许多工作，在各条战线上和国民党进行了争夺，使党的工作更加活跃起来，为党积蓄了力量。由于左、右两派力量都在发展，有名的较场口事件就是一次较大的力量冲突，一直发展到后来群众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轰轰烈烈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政权基础。彭咏梧同志当时是市委的负责人之一，他在贯彻党的方针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效果也是很好的。为以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三个时期是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到解放。这时的特点是内战已经开始，接着，四七年办事处撤走。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要求四川的党迅速发展组织，迅速发动武装起义，拖住国民党在南方的军队，使其不能北上，以减轻东北、华北战场上我军的压力。老彭和我经常研究党的这个方针，他认为过去办事处在重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现在办事处迁了，就要靠我们独立活动。因此，他经常到我这里来，并带上他剪的报纸，地图和我一起研究我们和国民党的军事形势。他积极主张在原有的群众基础人要抓枪杆子，就是说一定要抓住一点武装力量。他知道我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要我积极设法。我考虑到我父亲过去的同事兰上清是个旧军人，是个师长，他的队伍驻在川北达县一带，他又和陈兰亭、范绍曾等认识。这些旧军人即使在蒋介石控制四川时也多少有点枪，所以他就叫我去接近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从小就认识。我就设法接近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我搞工业技术，没有出息，如果他们的军队里愿意收留，自己愿从事军事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抓枪杆子，为下一步的武装斗争作准备。但效果不大，因为他们的年纪老了，也不一定有权给我们作些什么。 　　 　　　　又如国民党成立青年军时，在西温泉工作的周继开问我可不可以参加，我请示了老彭，他认为，只要能抓到枪，抓到实权，就可以参加，那怕是一个连、一个营也行，所以周继开就去参加了青年军，后来到壁山才知道是搞政治工作，投抓住枪，所以经过研究后又退了出来。 　　 　　　　当时为了配合武装起义而开展的斗争是很紧张的，主要的是想尽办法弄枪。我曾通过兵工厂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弄枪，华莹山的枪，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弄的，如现在重庆市工会工作的刘宗灵同志，甚至曾经穿上国民党的衣服，假装提枪，从鹅公岩那边弄走了一船枪，还通过那里的党员和进步群众，从厂里拿了很多轻机枪的零件，各种零件部是“偷”齐了的，拿到华莹山就可以装起来。 　　 　　　　当时情况紧急，老彭是个急性子人，从各方面设法贯彻上级的指示，通过各种活动为搞四川的武装起义作准备。据我所知，学校的力量也用上了。四七年夏天彭咏梧同志曾经通过刘国志亲自写名片介绍我到民建中学教书，积极为武装起义作准备。以后他去下川东起义时，就曾带走了一些民建和育才的师生去。 　　 　　　　四七年冬，彭咏梧同志离开重庆前，并未讲明是否立刻就要举行武装起义，但曾对我说：“办事处撤走后，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在蒋介石对我党发动总进攻的情况下，四川党的责任很重。最近我很可能要离开重庆。铜梁的组织和你有关系，姜鉴明还在玉清小学。如果我走以后，我们两人的约会时间未能碰面的话，你就离开重庆，回铜梁去，和姜鉴明他们结合起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各项准备活动。”从此我们两人就分手了。他走之后，我就按照他的交代回到铜梁，见着姜鉴明，当我把老彭的意思转达后，他说，行！反正我们要把铜梁的组织好好整顿一下。他还要我把我认为比较可靠的原来的党员名单开出来，我那次开的名单很多，包括游文俊、游光明、尤作章、罗世梦、秦新泉、张仲明、王继纯等等，他说要把人好好的组织起来。这次整顿就是按照王璞和彭咏梧同志的交代进行的。通过整顿组织，我们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建党工作的进展也很快。我四八年初进了铜梁中学，组织上规定我进去后，很快就要发展党员，所以不到一个月就发展了学生党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武装斗争的骨干，铜梁的组织，经过整顿和大发展，党员人数很快就超过了五百人以上。能控制的乡镇一级的武装也有相当的数目。在彭咏梧同志起义不久，我们也有所安排，我们的步骤是：华莹是第一炮，华莹一打响，我们就跟上，当时在铜梁县西北平滩一带山上已经有了近二百人的队伍。枪很难解决，是靠乡镇长那里买一点，还有粮库主任凑点钱来东拉西买。此外我还和游文俊等商量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计划，想把国民党二十一兵工厂的枪弹全部搬走，这是作为中心县委的计划定下来的。二十一兵工厂是国民党的老金陵兵工厂，是中正式步枪，以及迫击炮、轻重机枪的生产基地。四七年冬我曾进该厂技校教书，情况也敦悉，四八年上半年，该厂地下党员泰新泉等的关系已正式交给我，因此设想，如果党员能有较快的发展就可以设法夺取枪弹。那时厂里只有约两个连的警卫部队。所以打算让华莹山地区几个县的群众武装作为外援，厂内则发动上百个党员作为内应，乘刘家台赶场的机会，里应外合，封锁厂警驻地，把整个江北渡口也封锁起来，夺取枪弹后很快就可以拉上华莹山。后来由于很多措施未跟上，使计划未能实现。主要原因是厂里的党员发展得不够，因为当时国民党给工人脸上抹黑，不经同意就强迫加入了国民党，扣党费，另一部分加入三青团，扣团费，弄得鱼目混珠，真假难分。加上一部分技术人员和工人中存在着正统思想，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在美国人支持下有前途，因此，虽然秦兴泉、赖宗以及一部分工人党员高俊明、余祖德等都开展过各种活动，我给他们传达的关于发展组织的要求也很严，可是发展仍然不快，效果不大。加以四八年挺进报被破坏后，余祖德被抓，高俊明得到消息后，就跑了，使党的力量被削弱。所以那时外面虽然作了充分准备，但内应的力量不足，致使计划难以实现。 　　 　　　　一九四九年初，姜鉴明和肖泽宽同志调经香港到解放区，他们是四九年初从铜梁起身，通过我叔父的关系买的飞机票飞在香港。南方局钱瑛同志听过汇报后，先把姜鉴明派回来，传达南方局的指示，说四川党搞武装斗争缺乏经验，解放大军已经渡江，足够解放全中国，四川的同志用不着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再搞武装斗争，要迎接全国解放。四九年下半年的任务就是按照约法八章办事，要保护工厂，要对国民党机构进行调查研究，使得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财产和各种生产力完好地转到我们手里，而不要求我们进行武装起义。但我们那个县的几百人枪都始终未散，一直到解放后还在消灭土匪中发挥了作用。 　　 　　　　四九年党派我到重庆来组织护厂斗争，十月来到二十一兵工厂。临解放时，国民党在厂里放了炸药准备炸二十一兵工厂、电力公司、大渡口钢铁厂及其他几个大兵工厂。但由于我军进展神速，所以没来得及，不过在这以前我已作了部署。二十一兵工厂的精密仪器是全部用沙盖了的，锻锤是打倒了的。该厂的少将厂长余沼之不愿跟着跑台湾是我在听了党员的汇报后代表组织同意的。 　　 　　　　为了使整个重庆的工业比较完整地转到人民手中，地下党作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大渡口钢铁厂的护厂斗争中，我高工的同学刘家彝就是搬炸药时牺牲的。是我们的党员和进步工人一齐带头，把这些厂从敌人手中保存的。 　　 　　　　以上事实说明，四川地下党在各个时期，都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形势的要求，作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他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重庆市总工会工运史资料研究组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　供稿 　　(黄淑君整理，登载时有删节)

原文1981.8 发表于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  浏览：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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