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遗文及史实回忆

（未经本馆允许，请勿转载此文） 　　 　　（转者注：偶然发现这篇回忆文章，读后发现很多内容是以前所不知晓的，文章是从时任军统少将沈某的角度去讲述江姐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有关审讯的内容看上去主要发生在军统二处，所以很难从其他回忆资料里读到，也许某些地方亦会有偏差，但总体感觉比较真实，很值得一读，另外，我觉得徐远举在自己所交代的材料中，对其参与对江姐的审讯经过似乎有所保留，是何缘故大概只有他本人清楚了） 　　 　　 　　　　江竹筠烈士英勇就义已经三十四年了!但她仍然活在人们心中。 　　 　　　　多年来，我不止一次想把我所见到和听到有关江姐与敌人英勇斗争，以及从容就义等情况写出来，但每一提笔，总是悔愧交集，内疚于心。刚写几句，就为满面忏悔的泪痕而弄得两眼模糊，难以制止自已内心的苦痛，无法写下去。同时也深感自己过去的一切太见不得人，不想去写。去年七月二十二日，读了《北京晚报》长安同志写的《杨度和康有为的晚节》一文之后，对我启发很大。这一文章内有几句话，给了我对写过去的丑恶罪行极大勇气。他说：“揭前人之得失，正是为了正后人之言行。此时此刻以前，无论你是非常遗憾地失过足，还是很荣幸地有贡献于人民，而在此时此刻以后的路程，都是一张待写的白纸。……”这短短的几句话，不仅鼓舞了我今天来写这篇敬怀江姐的文章，更鼓励我在去年七月以后，能在我女儿沈美娟的帮助之下，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我这三十年》的著述。当然，我这张待续写的“白纸”，是经过我忏悔的热泪和汗水把它冲洗后才能写上这些字的。 　　 　　　　敌人为了要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力，是竭尽全力了的。过去我写揭发反动派的文史资料，特别是写军统特务的罪恶史时，总是按照要求，写重大的事件，而认为是不关重要的小事，自己不写，别人也不要。其实，有许多看来是细微末节的东西，但说明敌人的阴险、残暴和在斗争中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方，不是当事人，让别人去想，怎么也不易想得出来。 　　 　　　　举这样一件许多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我认为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九四九年九月九日晚，我在昆明主持一次大逮捕时，黑名单上的革命人士与爱国分子等，有四、五百人。我在下令执行时，只叫看守所腾出十几间牢房。不一会，看守所的负责人向我报告：“房间已关满，实在无法能睡下去。”我把桌子一拍：“我是抓他们来坐牢，就是只要能坐就行，谁让你叫他们来睡大觉!”过一会又来报告：“也坐不下了！”“站!”我只答复他一个宇。又过一会再来报告；“站也站不下去了！”“立刻把所有的扒手、小偷、强盗都给我放出去，把房间腾出来！”看守所长和刑警大队长听了我的话正在犹豫时，我的阶级本性暴露无遗了，我大声斥责：“马上给我放！放出去，这些人只能扰乱社会而不会扰乱国家，被他偷、抢的是老百姓，抢不到我们头上，政治犯是在和我们争天下，是要我们的命的!这一点你们难道还不清楚吗?”这就是作为一个特务头头在这种时候的真正嘴脸。 　　 　　　　江姐被捕后，并不是和外间传说那样，一开始敌人就对她酷刑拷打，什么刑罚都使用了出来，江姐还不肯招供。敌人如果只懂得那种简单粗暴的办法，就不需要那么多先烈去抛头颅、洒热血，而是轻而易举地就能把统治中国廿多年的反动派，在一个早上或一个晚上就打垮了。 　　 　　　　敌人是十分狡猾、阴险、毒辣的。在他们统治时期，他们为了达到长期骑在人民头上，为了妄图巩固他们的统治，是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来研究，怎样和共产党与反对他们的人来进行斗争的。他们不但如此，而且花大量金钱请了不少外国专家、顾问来帮助他们工作，是集全世界反动派的大成。他们这一套，打垮了许多割据多年的大小军阀与地方势力，所以要推翻这一反动政权，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除了中国共产党，除了以毛主席为首的许多英明领导人，其他党派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江姐是经过—段时期的利诱的考验和各种不同的人的劝降、威吓之后，才进入刑讯阶段的。 　　 　　　　江姐被捕后，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开始对她并不很重视。因当时被捕的地下党重要负责人很多，徐远举正在妄图破坏地下党长江局和云南、贵州、西康等地组织，所以他认为派一个科长、几个审讯特务就可以对付她了！ 　　 　　　　谁也没有料到，一个女人会那么坚决，不但什么话不听，而且什么也不说。这时，徐远举才有点着急，因为敌人对“收编”华蓥山地区和原来由江姐的丈夫彭咏梧在川东所搞的地下武装，一向很重视。反动派认为彭咏梧被杀害后，这些地下武装肯定是由江姐继续在领导或仍由她在联络，因过去她是担任过联络工作的。这些人民武装部队人数虽不多，但却像一把随时可以插进敌人心脏的尖刀。敌人千方百计要逮捕江姐，就是把解决这最严重的后顾之忧问题，全部寄托于江姐身上，认为只要她肯叛变，即使游击队不能全部“收编”，也能在她指示下全部消灭掉。 　　 　　　　有一天我从昆明飞往重庆，徐远举到机场去接我到他观音岩下边的家中吃午饭。谈话的主题，开始是从准备把出卖江姐的那个叛徒带到昆明，去破坏云南地下党工委组织。后来才扯到他对江姐这样一个人竟弄得伤透脑筋，毫无办法。 　　 　　　　他非常泄气地告诉我，他自己和江姐耐心谈过三次，毫无结果，使他越谈越生气，又请了自认对审讯有相当经验，当过军统局法官多年和军统息峰监狱主任的周养浩出马，也同样是没有一点进展。我便问他：为什么不让出卖江姐的那个叛徒去现身说法劝—劝，他领导过江姐，他的话江姐可能听得进去。徐远举等我的话刚—说出，就连连点头：“我们想在一起了！今天正要想用用最后一张王牌。已派人通知他上午来见。” 　　 　　　　不—会，徐远举的副官便带着一个穿着整齐军装的中校军官轻轻地走了进来，我猛—看，差点认不出他来。过去我虽然见过他多次，从他刚被捕时穿一件褪了色的兰布长衫，到以后的毛料中山装、笔挺的西装……，他穿上军服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正在替他担心要出洋相，他刚—走进会客室，就两脚一并，半长筒军皮鞋碰出了很干脆的响声，接着是把帽子用右手摘下，恭恭敬敬地向徐远举和我各行了一个室内敬礼。一看到他这熟练的动作，我暗地里感到有点好笑了。刚投降不久，这—套马上就学会了。（转者注：这个叛徒可能是刘国定，因其职位当时比江姐高，虽不直接领导她，但工作上应该是有过接触的，对徐远举交代过彭咏梧和江姐的一些事） 　　 　　　　“报告！处长我我……”他的话还没说完，急性子徐远举就开口了：“有个人需要你去好好劝一劝。”还没等对方问话，徐便从沙发上略一起身，将放在前面茶几上的听装英国三五牌香烟取出一支，向他丢了过去。对方很迅速地把右手拿着的军帽向左腋下一夹，两手恭恭敬敬地接住了抛过来的香烟。徐远举对把香烟给部下时，从来不好好递到对方手中，总是这样一丢，也许是他习惯了这一动作，十有八九是不会丢得太远太近，只要对方注意—点，便能接住。 　　 　　　　那个叛徒接过香烟，便用手轻轻握着，因为徐远举没有把打火机丢过去，同时也没有说让他坐下，所以他不作点燃香烟的准备，只是站着和徐谈话。 　　 　　　　“报告处长：要我去劝谁？”“还有别人!就是江竹筠！”“报告处长：这个女人个性很倔强，只怕……”“过去她倔强，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告诉她要放清楚点！再这样下去，就叫她有好受的！”“报告处长：还是用用刑，可能比我去劝还有效。”“这是以后的事，现在要看看你的，你过去是她的上司，你可以好好劝劝她，你都愿意跟我们，她有什么敢不跟我们。去吧!” 　　 　　　　对方是知道这位处长的脾气的，再多说，准得挨一顿臭骂也不会改变他决定的意见的。 　　 　　　　又是恭恭敬敬的两个室内敬礼。不过在转身走时，却露出了马脚，他不是按“步兵操典”的要求，敬礼完毕向后转动作他没学过，而是掉头就走了。他刚一走出会客室，卫士正要关门，我忽然想起要叮嘱他一句话，便叫卫士：“把他喊回来”这回他是慌慌忙忙地再回到会客室，只把腰弯着，军帽也没有摘下：“还有什么吩咐？”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他身边，“你耐心去劝她，可不要随便用刑，南京还有人来和她谈话，打得皮开肉绽是不许可的！”“是！知道了！”我把手轻轻一挥，他走了。 　　 　　　　徐远举等他走了之后，便连连点头：“老兄这几句话很好，不然毛局长和叶处长来了一看被打得满身是伤，准得埋怨我性子急。” 　　 　　　　我为什么会要先关照一下，因为软的一套还没用完，暂不能来硬的，等到利诱威迫不生效，才能把各种酷刑拿出来。因为有些被捕的人，不一定是一开始就动摇，准备叛变，所以要先用尽各种软的办法，如果金钱，官位……等都不动心，甚至以杀害其父母子女也不为所动，最后才使用出刑讯来。如用刑太早，有时反会使对方感到被捕后只有死路一条，不易叛变。加上我亲眼看到过叛徒叛变后，在捕获的被他出卖了的革命人士，不肯和他一样出卖灵魂时，往往急于求功或害怕特务对他不信任，对被他出卖的人，会恨之入骨，用起刑来，比特务还要特务，有一个叛徒自己头上的伤口还没愈合，扎着绷带，他在对被他出卖了的一位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亲手用刑时，因用力太猛，他自己伤口先流出血来。我还以为他把别人弄出血来，便把他叫住，告诉他，要让对方活着，好慢慢来，不能一次弄死。他很得意地回答我：“我身上不是他的血，是我自己伤口流出的血！”这一印象，深深印在我脑中，直至今天还没忘记。 　　 　　　　第二天中午，在一个应酬场合中，我看到徐远举垂头丧气地在餐馆外边走来走去，我叫了他一声，他把手中才吸了不到一半的香烟用力向地上一摔，便朝我走来。我赶快走去先把香烟踩灭，他以为我还要和别人招呼，便把我用力一拉，指着旁边一间小房间：“我们到那里去谈谈。” 　　 　　　　刚一坐下，我就用带责备的口吻问徐远举，为什么立了这样的“大功”还装出这种愁眉苦脸，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和过去那样，别人的话音未落，就抢着回答，而是从他那精致的“郎生”香烟盒里抽出两支烟来，递给我一支，把烟盒上的打火机一按，让我吸烟，我趁他在吸烟时，又告诉他，昨晚我和南京通长途电话时，保密局人事处的人告诉我，毛人凤本想给他请颁发一枚四等宝鼎勋章。经铨叙部门一查，他过去连云麾勋章还没有得到过，现已决定先给他颁发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局本部决定，成立西南特区，任他为区长。他一听又把刚吸了两口的香烟向地上一摔。不难看出，他心情的烦闷到了什么程度。 　　 　　　　平时性情急躁的人，今天却一反常态，他听完我追问他的话之后，竟长叹一声：“吃过饭再慢慢说吧！”这时东道主也正在高声请我们入席，我就和他一道进去，两人靠在一起坐了下来。他还是双眉紧锁，主人刚一叫“请”！他就端起酒杯把茅台酒呷了一口，平日他酒量不算大，我们在许多应酬场合中又都养成了一种不饮酒的习惯，为的是怕被别人灌醉了，“酒醉吐真言”，一不当心，许多见不得人的丑恶勾当，自己会当成“得意杰作”而吐露出来。没有料到，他居然会想“借酒浇愁”。 　　 　　　　我端起酒杯又重新放下，这次倒是我不沉着了，便小声问他：“那个女人怎样？”这种话在别人听来也不会完全了解，所以即使在人前也不碍事，何况同席的都是“自己人”。他把头一摇：“劝的人挨一顿臭骂完事！”不用再多说，那个过去领导过她的叛徒，徐远举认为是一张“最后王牌”，也已经失败了。 　　 　　　　我和徐远举没有终席，便借故起身告辞。徐远举邀我去他办公室。一路上我看他仍是烦躁不安，一下车进入他的办公室后，他便吩咐卫士：“没有特别紧急事，不要让人进来打扰我们。” 　　 　　　　刚一坐下，他从抽斗里面摸出一听烟来。毛手毛脚地旋开里面的薄铁皮后，向我一递，便掏出钥匙打开办公室中间的抽斗，取出一个卷宗夹，挨我坐下，翻出几份加急电报和手令、信件给我看。我耐心听了他半个钟头的牢骚，才弄清楚他为什么这样烦躁不安。 　　 　　　　原来事情是这样：一九四八年间，重庆地下党组织发行的那份使反动派大伤脑筋并日夜为之不安的《挺进报》，不但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惨败的情况，更不断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并揭露反动派不少罪行丑闻。这是深受各界群众所欢迎的一份地下报纸，人们得到一张便如获至宝地暗中传阅。当时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是西南的最高军事指挥宫，也经常接到从邮局寄给他的这份报。他看后十分生气，一再指示该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以后重庆绥靖公署撤消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仍任第二处处长），务必设法将这份报纸的发行人逮捕，将发行的地下党组织破坏。徐远举曾采取不少办法都没有结果。后来是由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重庆站得到线索。因重庆站一般只管搞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不直接搞逮捕、搜查、审讯等。按照规定交给徐远举的第二处去侦破。 　　 　　　　徐远举正在苦闷异常时，得到了这一线索，立即和重庆站打入地下党外围组织的特务进行密商之后，在重庆站站长的全力配合下，出动第二处全部搞行动(即搞侦察、监视、逮捕、刑讯……等)工作的特务(该处另一部分特务，是搞军事与党政、社会、经济等情报的)，不分昼夜地进行活动。徐本人更是拿出比他常常通宵达旦打麻将牌还要加倍的精力和时间，全力以赴。当他们破坏了《挺进报》的编印机构并逮捕到几个经证实确系中共地下党人员后，徐真是大喜过望。在一阵连续破坏下，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和川东地下党负责人与江姐先后不幸落入特务手中，徐正在得意万分之时，却发生了为外人所不了解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由于目的不同，给徐带来的苦闷。 　　 　　　　当时南京方面，对徐破坏了四川一部分地下党组织，还不感到满足，而希望把那个叛徒立即送到南京，让他破坏地下党组织的长江局组织(特别是南京和上海的党组织)。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及重庆市等单位，则希望能把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等地的地下党全部破坏，特别是华蓥山地区的那支人民游击武装，他们更认为是心腹之患，非彻底肃清不可。徐远举虽逮捕到近百名地下党员，但只有这个叛徒和他手下两三个不重要的人和他一道叛变，却起不到多大作用，绝大多数是坚贞不屈的。徐是要受双重领导的，南京保密局是“老家”，非听从不可；而朱绍良是他担任公职的顶头上司，也得听从。让这个叛徒去了南京，就再没有和他一样能忠实地去出卖组织和同志的人，不去，南京方面不仅局长毛人凤不答应，而且“老头子”也会发脾气，这就非同小可了。所以他越来越感到为难。后来，毛人凤急不可待地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到重庆，和这个叛徒长谈几次之后，估计他对长江局虽有过联系，而并无十分把担，但还是决定把他带往南京、上海。由于他所知道的一些关系早已转移，一个找不到，而重庆方面又急于要他回来，所以去了不久，又把他送到重庆，但还是叫他继续想办法找出破坏长江局的线索。徐远举一个劲地埋怨那个叛徒使的劲还不够，更咒骂江姐太不“通情达理”，按照他最后一句话是：“真没有想到一个这样的女人，竟会比他的上司还难对付，太可恶了！” 　　 　　　　他的口骂干了，一大杯浓茶被他一口气喝完，我也不知怎样说才好，两人相对无言了一阵，我便起身告辞，只说一声：“时间是解决一切困难问题的最好办法。”他沉默了一下，等我快走出他办公室，才追到门口轻轻告诉我一声：“明天来帮帮忙，整整这个女人。” 　　 　　　　第二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一个小特务坐在他办公室外面，看见我走过去，马上向我报告：“处长在里面审案。”边说边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多年来，我和徐远举往来时，除进彼此的寝室要先敲敲门外，别处都不用通报，可以径自推门而入的。 　　 　　　　一走进徐的那间宽敞的办公室，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我早已闻其大名的倔强女人。她站在中间，身后有一把靠椅，估计可能是她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被徐远举叫了起来的。她穿一件蓝色布旗袍，挺身而立。她看我全身军服和徐远举一样打扮，便转过头，横眉怒目看了我一下。徐看我走过去，便从中间长沙发上向边移动一下，不用问，这是要我和他并排坐下。我一看两边站着几个专门行刑的特务，都在等待命令动手，就知道今天的审讯没有结果。我在走向徐身边时，先去看看他左边坐的那个担任记录的特务前面小茶几上的记录纸，除了姓名等之外，只有一句问而没有答，我便知道这次审讯的情况了。 　　 　　　　我坐下后，徐远举只把香烟听朝我轻轻一推，这是让我自己取烟来吸，我打开盖子，取出了两支包了金色纸头的GARRICK，先递一支给他，他接过后，不作吸的姿势，而把它轻轻放在前面的茶几上，我也就不客气，自己先燃着吸了起来。 　　 　　　　我边吸边侧过眼去看看他，只见他一双熬得布满血丝的圆眼，比平日显得更突出更圆得可怕，可能还是昨天去应酬才剃过的络腮胡子，今天已长出一点点，而使脸的下半部像没有洗过一样脏。他望着面前傲然站立的女人一眼之后，冷不防甩手在茶几上用力一拍：“快说呀!”对方只把愤怒的眼神向下扫了一下，又把头抬起来不理睬。 　　 　　　　拼命抽几口烟来思考问题，是徐远举多年来的一种习惯。他一边再凝视着面前这位难对付的对手，一边伸手把茶几上的香烟摸了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掏出打火机用力一按，火苗刚吐出，他就把夹着的烟向嘴里一塞。我一看，他竟把烟弄颠倒了。那时没有过滤嘴香烟，包了金色纸头的进口烟，是用嘴含着有金色纸的一头，他却把含嘴的一头朝外面，而用火去点它，我小声提醒他：“倒了!”不知是他没有听见，还是故意不在乎，仍旧点燃狠狠地吸了起来，刚吸几口，就把还剩有大半截的香烟向身边立着的一个红木雕刻的裸体女人双手捧着的香烟碟一捺，并凝视了一下，似有所悟地再次用力地把手一拍：“给我把她的衣裤都扒了下来!”他的声音像深夜饿狼在嚷叫一样，特别是最后那个“来”宇，拖得很长才停住。 　　 　　　　站在两旁的四个特务，立即一齐窜了过去。 　　 　　　　好久不作声的江竹筠，这时猛然厉声大吼：“不准你们动我！”“怕!那你就快说。”“我当然要说，你好好听着！”对这一回答，徐远举高兴极了，立刻把手一摆：“等一等，让她先说”站在他身边的特务又退回去。 　　 　　　　徐远举向左右坐的两个担任记录的特务吩咐一番：“好好给我记!” 　　 　　　　江姐向前跨进一步，好象怕别人听不清楚她的话似的：“我是连死也不怕的人，还怕你们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我要问你，你的妈妈是不是女人，祖母是不是女人?你的老婆、女儿也是不是女人？你今天想用这种侮辱女人的方法来侮辱我，被侮辱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连你的妈妈、祖母、妻女都侮辱了!如果你不怕全世界的女性来谴责你，那你就来剥吧！”说完，她把胸一拍，并作解衣扣的手势。 　　 　　　　这一连串像炮弹一样的、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的斥责声，真是掷之地上可作金石声。徐远举的脸涨得通红，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对方却更昂首挺立，象战胜的英雄一样屹立在敌人面前。 　　 　　　　凭我的经验，既已成了这样的僵局，是不会得出好的结果。再下去，只有更挨骂，我便把脚在徐远举的腿上轻轻一碰：“你不会用别的方法？” 　　 　　　　“这个软的不吃要吃硬的x x，把她给我拖出去！”“用不着你们拖，上刑场我也能自己去”回答是这么坚强有力，我也感到这种女人的确是少见的。 　　 　　　　当特务们刚把她带出办公室，社会侦察组长，这个专门捕人和用刑的小头目，便弯腰弓背地走近我们身边：“给她上什么？”“用竹签插她一下，有什么情况，随时来告诉我们” 　　 　　　　徐远举虽然性情急躁，但从来不在自己办公室用刑，他找人到办公室审讯时，只是动口不动手，一方面是怕有客人和记者们来，碰上太难看；另方面是怕把血水溅到墙上、地毯上，不容易去掉，所以用刑都在刑讯室。这个地方，我们一般都不会去，因为那里面不但阴森龌龊，墙上挂着许多刑具，地上也摆着刑具，而且由于长期，也许是从来没人打扫过的关系，一走进去，便有一股刺鼻的难闻气味扑过来，所以非遇到极个别的重要人士在受刑时、或刑讯时发生死亡等才会去看看。当然，更不会亲自动手去用刑。只要一句话，一个手势，便会有特务照着去做，我们只坐在办公室沙发上抽烟喝咖啡，等侯别人来汇报审讯情况。 　　 　　　　徐远举审讯女人时，除了爱采用扒掉衣裤的卑劣手段外，还在对方被扒掉衣裤仍不招供时，爱叫人用针刺乳头等办法。使用竹签刺手指，这是比较“文明”的了。这种刑，一般是把两手固定在一块大木板或横木上，按照习惯只是刺左手的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竹签和牙签差不多，是用老竹子削得很尖很薄，先刺进中指后，轻轻用东西住指甲下面敲进去，十指连心痛，三个指头全插上后，就会痛得汗珠象黄豆一样大小滚出来。并不是十个指头都刺上，一般不刺右手。这不是特务们还有丝毫人性考虑到右手影响到人的生活不方便，主要是希望保留右手能写“自白书”等，如按手印也是用右手大姆指，要是按在口供上，血迹模糊，送上去也不好看，所以大都对右手不刺，当然，有时也不顾这些而是十指一起上了。 　　 　　　　江姐那次受这种酷刑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在事后问过，因为我在她被送进刑讯室时便走了。只在第二天听说同样没有什么口供。（转者注：根据其他回忆文章，江姐在二处所受刑罚应该是夹手指，沈的回忆有误，大概因为他提前离开的缘故） 　　 　　　　不久，我又从徐远举口中听到了这位女中英杰在看守所一些不平凡的表现。 　　 　　　　江姐经过“优待”、谈话、劝说、利诱……等一大套软的不动摇后，又经过审讯、刑讯……等硬的也不怕之后，才被推入渣滓洞去的。她去后不到一个星期，徐远举得到看守所长李x的报告后，又高兴过一下，原来江姐一进入牢房，不但自己不和一般女难友一样蓬头垢面，而是尽可能弄得整洁一点，并劝其他难友也把头发梳梳，脸洗干净，衣服穿好。按照一般看法，以为这是想“活下去”的一种表现。 　　 　　　　当她在看守所向难友们做鼓励和宣传工作，要她们继续与敌人斗争时，看守责问她干什么？她回答是给难友“讲故事解闷”。自然，这又是被看成是一种对“生”存着希望。 　　 　　　　徐远举听到这些后，还以为把江姐从城内二处临时较为舒适的看守所送到渣滓洞后，江姐可能认为这回完了，便产生动摇。他立即派人前去提审，结果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再次使徐远举失望了。 　　 　　　　如果国民党不彻底失败，特务还会对许多被捕的革命人士存在一些幻想，就象对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军委车耀先两位烈士一样，可以囚禁多年，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磨下去。由于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快，完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如意算盘，终于解放前夕在重庆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中美合作所大屠杀案。 　　 　　　　这一惨绝人寰的案件，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十月初间，便作了初步决定，那时军统头子毛人凤正住在昆明我的家中，他每天干些什么，我是能知道一些的，我清楚地记得，当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把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等处被囚禁的人名册送给毛人凤去审阅，以便作出决定报请蒋介石去作最后审批时，他是提了一手提箱的案卷和名册送给毛人凤的。那天，毛人凤正在我家中楼上一间书房兼办公室的房内批阅从台湾、四川等地送来的公文函电，他一看徐钟奇带来的文件那么多，就要我帮同徐把文件都搬到楼上一间饭厅的大圆桌上，他自己也把茶杯、毛笔、墨盒、红蓝铅笔等拿着跟我们一同到饭厅。徐钟奇紧挨他坐着，我就坐在他们对面，象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不但可以不回避，而且还常常插几句嘴。 　　 　　　　关于处理在押人士的问题，毛人凤在九月初离开重庆飞昆明之前，就要徐钟奇负责主持清理的，但直到九月底才清理完毕并拟具初步意见，送由毛人凤决定后才报蒋介石。 　　 　　　　一开始，毛人凤先翻阅了几本名册，他拿起红蓝铅笔向徐钟奇说：我不一个个写意见了，我认为到必要时应杀掉的，在名字上头用红色铅笔划上一个“x”，可以先释放的划一个“O”，不先作决定，到时再看情况的划一个“V”。 　　 　　　　徐带去的名册有五本：一本是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一本是民主党派人士；一本是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一本是案情尚未完全弄清楚的；一本是已在息烽监狱等处囚禁多年的。毛人凤首先翻看的是那本案情尚未弄清楚的，并指出几个人问徐，而徐带来的档案，也多半是这些人的。我趁他们在谈话和翻档案时，就拿起那本中共地下党人士名册翻了一下，我记得那本名册是这样列的：姓名、性别、年龄、案由、附注等几项。当时是谁列第一、第二，我已记不起来，只在中间发现年龄一格中有几岁的，我就说了一句：“几岁的小孩也要杀吗?”毛人凤望着我冷笑了一下：“你有这么多小孩还不够吗？”你难道想来养虎遗患，你不怕长大了咬你，我还怕呢！”“我不是想要这些孩子。我是想问问为什么要连孩子也杀掉。”徐钟奇却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气：“问这些干什么?”我便把名册向他一丢，就走开了。 　　 　　　　徐钟奇当时是迎合毛人凤的心理：多杀！毛人凤更想迎合蒋介石的心理：越杀的多越好，认为过去杀少了。所以反对的便越来越多，只有多杀些，才能挽回失败的局面。毛人凤是把法西斯独裁统治者在垂死挣扎前的呓语当成“真理”的人，对“杀！杀！杀！”是极感兴趣的。 　　 　　　　江姐遇害前的情况，几个刽子手事后告诉我和徐远举一些，当时，我们对这些都不重视，只要杀掉了就算完事。据说当时江姐是被杀害于渣滓洞东南边小歌乐山下，原来军统局的岚垭第二无线电总台旧址(第一总台在浮图关遗爱祠)，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那天被特务杀害的烈士有三十位、是分批押送去的，押送时，特务们假称是转移到别的监狱去，所以许多人都带着随身的简单行李。 　　 　　　　执行杀害烈士的刽子手们，并不记得被害志士们的姓名，他们只告诉过我，那天押送去的志士们，有的直到刑场才发觉特务要在那里杀害他们，因为一走到附近，看到那些久无人住的破烂房子，就知道不是什么转移监狱而是要在那里处决他们，特别是后去的几批，看到横七竖八的死难先烈。不少人也临刑前都大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刽子手们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女共产党员，她一被叫出牢门，告诉她要转移时，她就察觉到由于解放军已向重庆进军，反动派一定要在逃走前杀害被捕革命人士，所以她不携带行李就走。特务们一再提醒她要带上东西，她仍不理睬。在从渣滓洞走向岚垭的山路上，她一再怒骂反动派，特务们气急败坏地警告和阻止她，她根本不在乎。在爬上岚垭行刑的场地时，刽子手们以为这一下她该害怕了，因为地上躺倒的先烈，有的鲜血还在慢慢地流了出来，她仍毫无畏惧，而且更加大叫大骂，直到美造的四、五曲尺手枪象拇指大的子弹射穿了她的胸膛，她的叫骂之声才渐渐变小、慢慢地到听不见。 　　 　　　　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这位女中英杰的姓名，我们当时虽没有去问这位先烈是谁？可是我现在可以肯定，这位在死神面前还没有丝毫畏惧的伟大人物，敢于在那种场合去痛骂反动派的便是仍然活在人们心中的江姐!

原文1984 发表于《为了孩子》 第6期  浏览：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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