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长篇传记

三十年前，“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正猛，我的都是共产党干部的父母正遭受着残酷的批斗，我的红领巾被收缴了，我的红色卫生衣被剥下了，我的家被抄得连灶前的硬土都翻了背。某一天，我偶然地在门前废纸坑里拾拣到一本没了封皮的小说《红岩》。这是我有生命以来接触到的第一本小说。我背着人到山上去偷偷地啃着看，小说里的江姐和彭政委等先烈的英豪之气折服着我，却又让我仿佛看到生活中的无情现实似乎就是书里场景的翻版。从那时起，我渴望做江姐那样人们普遍说好的人。我有了许许多多的愿望，其中的两个就是：长大以后做《红岩》作者那样传播英雄事迹的作家，当一名江姐那样受人尊敬的共产党人！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没有实现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夙愿，但我侥幸地成了一个写作者，而且，幸逢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的缘——我所写的这第一部英雄传记的主人公，居然就是从小就梦萦魂绕地景仰着的江姐、彭政委及他俩最亲的人幺姐谭正伦。 　　 　　　　命运是不是对许多事情一开始就布置了一种称得上决定性的安排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命运给世间想做某种事情的人从来预备着某种机缘。 　　 　　　　我写这部英雄传记的机缘，是在我成为文字写作者和《知音》杂志的编辑记者之后偶然邂逅的。那是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参加四川省作家协会在大巴山召开的一次笔会，偶然听说江姐不是彭政委的第一位妻子。这让我非常惊讶，产生了一种想要把此事写成一篇文章的欲望。三年后的一九九O年夏天，我接到了四川的作者王健先生所写的一篇题为《谭正伦》的万字左右的稿件。王先生的文章确切地告诉我：江姐不是彭政委的原配妻子，彭政委其实早有一个很善良的名叫谭正伦、人称幺姐的糟糠之妻，他俩有一个名叫彭炳忠的长子，而且幺姐实际上是江姐之子彭云真正的养身之母。为什么媒体这么多年来掩饰着事情的本来面目呢？为什么极鲜见地偶尔提到“幺姐”也只称她是江姐和彭政委的“亲戚”，连名字也不公开呢？我的惊诧和困惑可想而知。 　　 　　　　疑问和好奇像两颗孪生种子埋在心中。后来，我有机会在成都见到了英雄之子彭炳忠教授，他所讲述的爸爸和两个妈妈以及弟弟彭云的故事让我怦然心动，肃然起敬。在一种骤发的冲动之下，我贸然脱口问了一句能允许我写他们的传记吗?彭教授当即就写了授权委托书。我兀然感动，不知是欣喜还是惶恐。我其实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彭教授所提供的父母亲友的采访调查线索很少且模糊。我那一刻就明白，采访将是极为艰难的。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我潜意识中不是一直想成为一个英雄事迹的传播者吗？拿着委托书，我已经背负了一种还信于人、完成心愿的责任感。《红岩》毕竟是一部艺术的小说，不是生活的真实。我的任务是客观真实地写出江姐、彭咏梧、幺姐的故事，撩开一直笼罩在他们身上的人们始终“说不得”的复杂迷雾，还历史以真相，启迪世人。凭借这样的动机，我开始了寻访他们健在的亲友们的漫长旅程。 　　 　　　　寻访的艰难远远超出了我预料的程度。我几上北京．几入四川，再下南方……一次又一次，累病了，住进了医院，一出院就又背起行囊再次出门。然而，人海茫茫，仿佛是在寻找已失踪半个世纪的没有了线索的人，幸运获得的知情者地址单位绝大多数只是“好像在那儿”而已。我常常失望得动起半途而废的念头。时至今日，我都惊异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还是要说我相信命运的机缘。许多次，在走了很多冤枉路程也没有能够寻访到计划中的人踪，正绝望、正痛苦、正欲缩手放弃时，突然间上苍像是吊足了胃口，老天爷心软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西上成都时，失望得要离开了，看到了宾馆里的一个电话簿，胡乱翻着打了一个电话，居然意外地打听到了江姐的入党介绍人戴克宇和李培根；二入重庆时，去看望忘年交老诗翁梁上泉，竟然偶遇遍寻不着的江姐幼时孤儿院小学的同学之一刘既明；南下长沙时，没寻访到江姐的女友王珍如，正要打道回汉，一念之中打电话到电信局试着查询，居然打探到了王珍如刚刚才装两天的住宅电话，令王老都惊奇不已……就这样，抱着病，我先后寻访调查了江姐、彭咏梧、幺姐的现都已是高龄的散布全国各地的数十位老亲友。 　　 　　　　真诚使年龄相差悬殊的他们和我之间有了共同的心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从来都没有被人采访过，一谈起江姐、彭咏梧、幺姐，他们对儿时或年轻时的回忆便变得格外的清晰，思维显得格外的敏捷。他们都有相同的善良品格，得知我因病不得不中断采访调查或写作，不少人就打来长途电话问候，有时候更半夜打来的电话也仅仅只是向我提供某种治病的方法而已。他们虽然都已年逾古稀，但他们在地下工作岁月里磨砺出的革命意志依然那么坚强，有的居然仍在奔波着工作，每天清晨从几十里外的城那边挤着公共汽车到城这边，日未升已出，月已起方归。他们不服老的依旧忘我的奉献余热的精神和惠泽仁爱的品格，深深地感动着我，激励着我。我这个后辈有什么理由因病因困难就放弃写成这部传记呢? 　　 　　　　我感到我应该写出这些革命老人——江姐、彭咏梧、幺姐的依然健在的亲友们的名字：戴克宇、李培根、李熙明、何理立、仲秋元、王珍如、林向北、林梅侠、杨蜀翘、牛小吾、杨建成、冉隆娴、陈为珍、赵锡骅、黄芳、黄芬、庞佑宗、黄仲实、李秀清、刘既明、卜毅、李思礼、李维礼、何韵华、周西平、张永芳、胡振兴、张坤碧、刘德彬、刘本德、董世芝、董绛云、冉正芳、陈家俊、易克俊、向自冶、李新礼、李秀异、李秀君、王文中、况淑华、曹贞干、陈伯纯、张岚星、颜绍寅、陈为智、陈德云、陈曦、邱衍伦、陈恒之、黄茂才、刘兆丰、刘忠亮、汪庭刚……等等，以及彭炳忠、彭云的家人和已经辞世的谭竹安、曾紫霞、卢光特、皮晓云、胡春甫、李玉钿、陈为敏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我的寻访调查，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相关文章、著作、资料和历史照片，如：何理立的《我所知道的江姐》，赵锡骅的《江姐在四川大学》，史红军的《巴山英魂》，曾紫霞的《刘国鋕》、《战斗在女牢》和卢光特、谭重威的《江竹筠传》等。尤其是戴克宇、王珍如、杨蜀翘、谭竹安、牛小吾、李思礼、杨建成等老人还把他们所珍藏的从来没有披露过的绝版历史照片，放心地提供给我。有些文章、资料的作者或亲属我一时无法寻访到，不敢贸然参考、引用，他们却坦诚地对我说：“这些人不是你熟就是我了解，你只管大胆参考、甄别、引用，莫缩手缩脚地顾虑。你写的是江姐、彭咏梧、幺姐的传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更是我们都一直盼望有人早日做成的事。这么多人，哪里能每一个都采访调查到?不然，要拖到猴年马月？有些人的意见不能征求到，我们会帮你询问、转告，他们知道了也会理解的。只要你觉得成熟了，就放手开始写吧！我们这些人相信你，都希望早日看到传记，了却共同的心愿。” 　　 　　　　我由衷地感激他们，是他们的这种共同心愿和信任，给了我真正动笔写这部传记的动力和勇气。他们自己的经历与遭遇同样地曲折动人，可他们都没想宣传自己，都仅存着把共同敬佩的江姐、彭咏梧、幺姐的事迹留传世人的迫切愿望。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写完了这部英雄的传记，我还是要争取写写他们，书名就叫做《寻访江姐的亲友们》吧! 　　 　　　　我开始着手写这部英雄传记了。但是构思写作的过程竟然比寻访的过程更为艰难。采访调查到的素材众多，收集的资料厚重，他们的回忆和记录千差万别，我该如何取舍、甄别?我不是个研究者，但我必须对每一件事进行考证；我不是个鉴别家，但我必须对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全过程以及时间进行核实；我不是个历史学家，但我必须对已有的回忆资料与记载中的讹传、错漏之处进行趋于客观准确的修正；我所写的不是艺术升华的小说，而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我得为历史的真实负责。诸如江姐与彭咏梧相识以及结婚、领导筹办《挺进报》、他俩最后的分别、川东游击纵队正式暴动、王珍如领养彭云、江姐给黄茂才打毛衣、幺姐带着两个孩子逃避追捕等故事发生的过程与时间，回忆记录和已有的资料中不是有讹误就是相互矛盾……就连时间这样细小的事，我都必须分析、甄别并修正到符合事实。尤其是对江姐、彭咏梧、幺姐三人的复杂的姻缘与感情关系，我该如何把握?我该如何真实地摹写?我深为感激的是，我所寻访的这些革命老人都是那么诚恳而坦率，不厌其烦地与我进行回忆、分析、商榷。尤其是林向北老人，与我一起商量如何写这部英雄传记时，提出了那么中肯的看法。他说： 　　 　　　　“你选择了这样一个很难写的题材，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区，的确需要勇气。能不能成功，关键是你怎么写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幺姐有封建观念，这约束了她一辈子。那时，她肯定有痛苦，有想法，有思想斗争。她是怎么处理的?由失掉自己的爱人的痛苦到大度地接受下来、承受下来，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幸福留给别人，这是少见的高尚。彭咏梧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斗争，也有矛盾，也有不安，一边是感情上的需要，一边是革命工作上的需要，他迫不得已要作出抉择。江姐也有斗争，有苦楚，有犹豫，最后是用革命理想主义的热情把内心斗争的不安统一到革命需要上来，最后与幺姐结成姐妹式的关系。这三个人的关系写不好，这传记就不能成功，就会不真实。其他方面也一样的道理……” 　　 　　　　林向北的提醒，正是我所思虑的，让我触类旁通。 　　 　　　　小说已有《红岩》，它的故事情节有艺术的升华，它的人物形象有精心的雕琢，允许虚构的艺术的功能使它脍炙人口，感人落泪。但它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我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传记。我觉得，传记的真实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允许有想当然的添油加醋、艺术拔高、升华塑造、张冠李戴，它的使命是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真相。忘乎把握这一点，它就不能称其为传记，而只能称之为历史小说。 　　 　　　　江姐、彭咏梧、幺姐不是虚构的人物，而是现实历史上真实的英杰，也是普通实际的有血有肉有普通人情感的生活人。小说、电影、戏剧中的英杰形象和故事，就像一杯烈酒，经过艺术处理、塑造、升华，一品就能热血沸腾；我所写的英雄传记中的主人公形象和经历，却只能像是一瓶低度酒，原质原汁，不事勾兑，不事虚夸，只有慢慢地品完才能心热心动。他们的革命经历和情感生活，没有叱吒风云的轰轰烈烈的渲染效果，有的只是与平常人一般无二的言行举止。但是他们确实伟大，而这伟大正是在平凡的普通故事中一点一滴一砖一瓦般地集合而成的。他(它)们真实，他(它)们可信，是在我们鼻底眼下可以看到可以触摸的生活，是我们可以效仿的人物，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却也是我们肃然起敬的感人肺腑的鲜活的壮举。我想我只能写作为普通生活人一面的实实在在的他们。 　　 　　　　现今，江姐的事迹宣传了这么多年，人们对她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小说、电影、戏剧塑造的故事里，依然对她真实的经历知之甚少，依然觉得她是可望不可及的人物。 　　 　　　　因此，我的这部英雄传记我想应该让它的读者看到真实英雄的真实生活，看到他们像我们一样地工作，一样地吃饭穿衣，一样地欢乐，一样地痛苦，一样地笑，一样地哭，一样地品尝着爱情的酸甜苦辣，一样地承受着婚变的撕肝裂肺，一样地生儿育女，一样地被家事亲情所困所累……不同的是，他们在信仰与大局面前常能舍己忘私，在安危生死面前能保持凛然正气，在伦理人际中显得仁慈博爱，在天欲地欲里牢记他人第一，在平凡普通中体现超群伟岸！他们是英杰，他们更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他们能够做到那样，我们难道就不能吗? 　　 　　　　我渴望这部英雄传记能在读者心里产生这样的共鸣：它的情节按照生活的本来真相发展，它的故事不像小说那样人为烘托得起伏跌宕，但它的真实令人信服，它所描述的英杰形象令人激越，它所显现的英杰们的美好情操和高尚人格可歌可泣，启迪人心。 　　 　　　　我这样尝试着写作了。我的单位和出版社、武汉市文联、湖北省作协以及关心这部英杰传记的单位、领导、朋友们，对我给予了极大的帮助、鼓励和期望。但是，真正动起笔来，第一次写这样的传记，我深感自己的思想有限，学识谫陋，笔力不济，错漏难免，虽然有待英杰的亲友们和广大读者教正，可我还是深恐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带着这样的忐忑不安，我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一章一章地白描式地写下来。我总是想起幺姐谭正伦教导彭云怎么做人的那段话的意蕴，觉得怎么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怎么做人的过程。真诚地做人，真诚地写作，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终于杀青斯竟。现在就这样真诚地捧奉在读者的面前，等待着人们的教正。 　　 　　　　我想起了儿时第一次读到小说《红岩》后所产生的心愿。我是一个成功的传播英杰事迹的写作者了吗?我真诚写完的这部传记能得到英杰的亲友们和读者们的认同码?我这样忐忑不安地问着我自己。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于武汉南苑

原文1998.12 发表于<<红岩恋>>--江姐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浏览：176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1/8 16: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