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长篇传记

《挺进报》正式出报已经两三个月了。其实，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更早时候——暮春的两份地下油印小报。江竹筠清楚地知道这些，作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她明白《挺进报》自始至终凝结着丈夫的心血。 　　 　　　　“二二七”事件后，新华日报社、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四川省委刚刚从重庆被迫撤走，国民党就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在三月十九日侵入了革命圣地——延安。一时间，反动报纸、电台甚器尘上，大肆渲染他们的“胜利”，宣扬蒋介石吹嘘的“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山城乌云满天，地下党员和一切要求进步的人却难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和战场的确切消息，人们忧心如焚。负责地下党宣传工作的彭咏梧成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让做妻子的江竹筠也一同寝食难安。夫妻俩相互琢磨着，觉得惟一的办法只有经常翻阅国民党的报纸，从侧面分析出党中央和前线的境况。 　　 　　　　有一天，彭咏梧看到了《中央日报》上的一条小消息：“国军渡过延河，迅速向瓦窑堡以北转进。”彭咏梧沉思了片刻，终于从字里行间看出了名堂：“转进”就是“撤退”，这条消息正说明国民党在那里吃了败仗，向瓦窑堡以北溃逃，我军己收复延安。顿时他兴奋不已，正巧被前来汇报工作的新市区区委书记魏兴学碰上，“小魏，好消息！好消息！你看。”魏兴学曾是江竹筠的直接上级，江竹筠正是在新市区区委委员任上被派到彭咏梧身边假扮夫妻的，他因此几乎可以说是彭咏梧和江竹筠的媒人和婚恋见证人，在彭咏梧夫妇这里也就比较随便。眼下听彭咏梧这么一说，他一下抢过报纸，仔细地逐字逐句看了几遍，可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好消息，经彭咏梧一点拨，茅塞顿开，高兴得一跳八丈高。 　　 　　　　从这天起，彭咏梧和江竹筠以及魏兴学等就利用敌人的报纸研究分析，用这种办法研究掌握党中央和前线战场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地下党员和群众中去鼓舞斗志。可是，这种办法毕竟宣传面有限，怎样才能扩大传播途径呢?彭咏梧琢磨该秘密建一个收听站，办一张市委机关报。 　　 　　　　三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太阳出山的时候，彭咏梧着一身藏青色西服，来到林森路二六四号“银耳大王”店铺，找到地下党员陈为敏商量隐蔽原在新华日报社负责学运工作、没来得及撤退的齐亮同志。陈为敏满口答应将齐亮隐蔽到他在城郊的老家去。这时，陈为敏的哥哥、地下党员陈为智和弟弟陈为贤、陈为通陆续回来了，大家一起摆谈起重庆的形势，都为只听到敌人反动叫嚣而难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和战场实情而焦急。彭咏梧这时提出依靠陈家四兄弟建一个收听站．陈家四兄弟一下来了兴趣。 　　 　　　　陈家四兄弟思想都很进步，其中两个是地下党员；而陈为敏的二姐陈为珍在上巴县女中时与江竹筠的入党介绍人戴克宇是同班好友，以后又与江竹筠是四川大学同年级战友。对这样一家子，彭咏梧是非常信任的。何况陈父又是“银耳大王”的经理，可以起很好的掩护作用。加之陈家的这店铺坐落在下半城，比较僻静，楼下作店面，楼上住着家人，外人一般不会到楼上去，在这里收听和抄录新华社广播电台的消息，自然十分安全。 　　 　　　　事情一拍即合，大家立即动手，选中很隐蔽的四楼库房作站址，把一些杂物堆放在屋角，拖来一张方桌、一张写字台、一张单人床，收听站基本就算成立了，惟一缺的是一台收音机。 　　 　　　　重庆很多做大生意的人，当时鉴于市场物价时涨时落，都买了收音帆了解行情和信息，陈家是有名的“银耳大王”，买台收音机自然不会引起怀疑。但这毕竟是最危险的提着脑袋的秘密举措，彭咏梧就要求暂时不要让陈父知道。大家就自己七拼八凑了一笔钱，买了—部上等的“飞利普”牌收音机，指定陈为通负责抄收、整理记录电台消息交给彭咏梧。 　　 　　　　这是三月二十五日的深夜。陈为通紧张地扭动开关，拨动微调旋钮排除干扰声，一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终于传出来：“新华社三月二十五日电：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青化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敌军胡宗南部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二千九百余人……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被生俘……”陈为通一手扭动微调排除干扰电流，一手不停地抄录消息。之后，扬着记录稿兴冲冲地跑下楼说：“好消息！好消息！听到好消息了！” 　　 　　　　三兄弟听见了，一下子跑拢过来。四人围着一起，小声地念着，脸上流淌着激动的热泪。正高兴时，突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四兄弟紧张极了，陈为通跑上楼去藏收音机，陈为智赶紧藏好记录稿，陈为敏这才去开门。 　　 　　　　进来的却是彭咏梧。他看到四兄弟大惊失色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但又发现他们哥几个神情异常，忙问是不是成功了。 　　 　　　　陈为智立即把藏着的记录稿拿出来递过去，一脸的笑容像夜里开放着的月季。彭咏梧接过一看，激动得许久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拍了这个的肩膀，又摸那个的头。 　　 　　　　这晚，彭咏梧就如何办好接收站作了些具体指示，最后一再嘱咐，要他们千万要注意保密，提高警惕，一点也不能大意。室外的天线用过就要隐蔽好，记录的草稿整理了就得烧掉。 　　 　　　　从这天起，四兄弟天天收抄延安、邯郸等地广播的新华社消息。这些消息迅速通过彭咏梧传播到重庆一些地下党员那里，像黑暗里的灯光，让同志们看到了斗争的方向，增添了胜利的信心和力量。可彭咏梧还是觉得这样传播面太小，便在一天晚上又来与四兄弟商量，提出要像“抗暴”运动中游行示威时撤传单一样，把接收的这些消息也印成传单，让更多的同志能传阅。没想到，居然又与四兄弟的想法不谋而合。 　　 　　　　老三陈为贤在“义丰钱庄”当学徒，虽然还没有入党，但思想进步，热情很高，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彭咏梧来前已有了慎重而成熟的考虑，就请陈为贤担负刻印工作。陈为贤毫不犹豫就接受了。 　　 　　　　但当时他们没有油印机。彭咏梧想，油印机是不能由个人买的，否则不就等于是向敌人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第二天，彭咏梧亲自跑了十多个店铺，这里买点零件，那里买点机件，店铺问他为啥买这么多零件，他就说自己的油印机坏了，得换些零配件修修。然后，他把凑齐的零配件装进一个手提皮箱，西装革履，一副大商人的派头，走进“银耳大王”的店铺说找陈经理，就径直上了楼。在四楼库房那间密室里，他和陈家四兄弟将他买来的零散配件装成油印机，并当即放上陈为贤刻好的蜡纸，成功地试印出了一份小报。 　　 　　　　这份油印小报实际上更像传单，而且没有取报名，全部内容都是抄收的来自延安、邯郸的新华社消息，每期只印了百余份，大部分由陈为敏交给彭咏梧后分发给市委同志和有关党员学习，一部分由陈家四兄弟散发给可靠的亲友熟人。小报虽小，但几乎天天都有，及时地传播着党中央的声音和前线的战局，粉碎了敌人的欺骗宣传，鼓舞着山城的地下斗争。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彭咏梧却依旧不满足，他琢磨着在这基础上正式创办一份市委机关报。 　　 　　　　彭咏梧还不知道，几乎在他筹建新华社消息接收站和无名小报的同时，与党组织暂时失掉联系的陈然、蒋一苇、刘镕铸、吴子见等几位青年同志也在着手办一份同样目的的无名小报。 　　 　　　　“二二七”事件前，陈然他们这几个进步青年在南方局何其芳同志秘密领导下，办了一个公开发行的刊物——《徬徨》杂志，用以联系一般社会青年，壮大进步力量。该杂志社与党组织的关系、与《新华日报》的联系都很秘密，但杂志与报社之间的稿件秘密往来却很经常。二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突然被封，人员被迫撤往延安，陈然他们顿时失去了党的领导，内心十分苦闷而焦急，但他们决定还是按照党组织原定的方针，继续把《徬徨》办下去。为防备因《新华日报》被封查而暴露杂志社与党组织的关系，陈然提出把杂志社的所有通联业务都转移到他家里去，并由他负责“读者信箱”。 　　 　　　　没想到这个“读者信箱”居然带来了意外的欣喜。杂志社对外通讯处是租用邮局的信箱，有一天陈然去信箱取信时，意外地发现有香港党组织主动寄来的公开党刊《群众周刊》一卷共十份，他装在一个涨鼓鼓的黑皮包里，兴冲冲地到杂志社给大家看，几个人兴奋不已。以后每隔几天，他们又收到香港党组织主动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有的是用信封寄的，有的是卷着寄的，有的则是夹在其他香港报纸里面、居然避开了国民党的愚蠢检查！终于听到党的声音了，终于得到党在延安附近青化砭、瓦窑堡、蟠龙镇等地取得的战场胜利消息了——陈然他们几个高兴得无法形容。 　　 　　　　几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件应做的事：在公开活动的杂志工作之外开辟一个秘密的第二战场，把这些消息印出来散发出去，把党的声音传播出去，戳穿敌人的欺骗宣传，鼓舞人民的必胜的斗志。 　　 　　　　还在重庆“和谈”那一阵，陈然就和—些同志做过秘密印刷和散发传单的工作，对这种“买卖”多少有些经验，何况吴子见眼下正在《时事新报》当记者，还创办过《中国学生导报》，刘镕铸又在书店工作，他们都觉得办一份油印小报并不困难。只是，在重庆这国民党的老巢里干这件事其严重性可想而知，这可是有“杀头“危险的举动啊!几个人因此慎重地商量了各种情况，尤其研究了保密纪律和办法，最后决定把油印任务放在陈然那里。 　　 　　　　陈然这时是中国粮食公司一个小机器厂的代理厂长。这个规模极小的破旧厂子地点在重庆南岸野猫溪，只有几台破旧机床，没有固定的生产任务，工人大部分走掉了，只剩下几个工人靠自己接点生意维持生活，而这几个工人又与陈然关系很好，亲密无间，很可放心。陈然说是代理厂长，实际上全厂管理就他一个人，还兼着采购员，工作很自由，可以随便安排自己的时间。厂子里的车间、办公室、工人宿舍都在楼下几间屋里，楼上则住着他一家人，除了妈妈和妹妹以及二姐一家，再没其他人。这样的环境，自然很利于秘密工作了。陈然把油印场所安排在楼上北边一间小屋里，小屋有一排敞窗，面向着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口与野猫溪惟一的小街。夏天己快到了，夜里这小屋会很凉爽，而且工作到十一二点钟，估计也不会引起什么人怀疑。 　　 　　　　就在这间小屋里，陈然他们忙碌开了。蒋一苇他们把刻蜡版制好拿来后，陈然就抓紧油印。于是，“五一”节过后不久，又一张无名的八开油印小报就诞生了。 　　 　　　　几个人高兴极了，刘镕铸拿到小报就着手去秘密发行。陈然搓着沾满油墨的双手，哺喃说道：“要是油印小报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找来与我们接上关系就好了。”蒋一苇和吴子见也想到了这一点，不禁目光中流露出了美好的憧憬。沉稳老练的刘镕铸却提醒说：“要是能这样当然好。可是，眼下一片白色恐怖，特务遍地又极其狡猾，要是谁来试探，我们可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暴露我们的秘密。我说的大家不要扫兴，哪个能晓得来试探的人是真的地下党还是假的?我们可不要情急之中脑袋瓜儿发热呢！”大家部觉得刘镕铸说得在理，工作更小心了。 　　 　　　　吴子见与在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研究室工作的地下党员刘国鋕是好友。刘国鋕这时担任了刚成立的地下党重庆市委沙磁区特别支部的书记，并协助彭咏梧负责全市“六一社”的工作。彭咏梧很器重刘国鋕这位热情精干又有广泛上层关系的青年下属，找到他询问有没有可靠的有办报经验的同志。刘国鋕推荐了时任《时事新报》记者的吴子见。 　　 　　　　一天早晨，吴子见刚到报社，刘国鋕就找来了。刘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重庆地下市委的彭咏梧同志有事要找他谈。吴子见一听，激动得抓紧刘国鋕的一只手，说不出话来，只是使劲地点头。彭咏梧的名字他早就听说，知道他是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贵人。这些时，失去了同党的联系的他。—直在苦苦地寻找党的组织，没想到好友刘国鋕也是地下党员，而且带来了这样的好消息。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的山坡，能够和党重新取得联系，而且是彭咏梧这样重要的领导主动找到他，他哪能不格外激动呢? 　　 　　　　在约定的时间，吴子见就去了刘国鋕住的地方。其实，刘国鋕就住在他供职的单位所在地白象街的西南实业大厦里。一进大厦门的右侧，是各界人土经常开会的大厦会议厅，人们进出频繁，来几个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会议厅旁边就是供休息和他用的房间，刘国鋕就在这里安排过不少朋友的聚会和临时住宿。吴子见来时，刘国鋕已在这里等着了。什么也没说，刘国鋕就领他从会议厅旁的路往里走，拐过弯，来到一块院坝。在院坝尽头的左边角落上有两间相通的小屋，刘国鋕工作的资料室门与这小屋的门形成直角。进门后下台阶是一段不太亮的路，有拐弯后才到资料室，而整个资料室又低于外边那个院坝。刘国鋕将这很隐蔽的资料室门旁的两间简陋的小屋作了卧室，里屋摆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外屋摆了两把矮矮的藤沙发、一个藤茶几，门边放一张小书桌。经济研究所大门进出的人虽多，但进入里院到资料室来的人却极少，刘国鋕的这卧室四周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一般很少有人知道，况且他多数是在那会议厅旁的房间与人接触。刘国鋕把这样的卧室作为他与上级会晤的地方，真是非常安全。 　　 　　　　彭咏梧已经在这卧室里等着了。时入初夏，重庆的天气已很闷热，彭咏梧却依然穿着一件蓝色西服，系着整整齐齐的领带，气度不凡，庄重严肃。见刘国鋕领着穿着衬衣的吴子见进来，他立即微笑着站起来。刘国鋕把双方介绍了一下，说你们谈吧，就离去了。屋里只剩下初次相见的两个人。因对方又是这样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吴子见显得有些拘谨。可彭咏梧几句话就消除了吴子见的紧张感，并说有新的任务要他承担。 　　 　　　　坐下来后，彭咏梧对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说道：“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准备尽快办两种报纸。一种是地下党市委机关报，及时把党中央的指示和胜利的消息告诉群众，澄清敌人的欺骗性舆论，鼓舞大家的斗志；另一种是恢复《中国学生导报》，用来指导和推动学运。你在复旦大学是读新闻系的，知道怎么办报，也曾经是《中国学生导报》的创始人，我们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有困难吗?” 　　 　　　　彭咏梧的一席话，让吴子见非常振奋。现在不但找到了党，而且党这么了解自己，信任自己，还给予这样的重任，他真是激动不已。 　　 　　　　想到和陈然等办的油印小报，吴子见便向彭咏梧汇报了这张小报的来历以及办报的陈然、蒋一苇、刘镕铸等人的情况，然后建议说：“这小报刚出两三期，也是秘密发行，办报的宗旨与市委的要求也相近；人员都很可靠，通过它找到党组织也是大家的另一个愿望。现在党已找到了我们，你看，是不是请市委把这个小报领导起来，以这做基础，作为市委机关报?” 　　 　　　　彭咏梧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我得回去研究了再说，你先考虑一下办这两个报纸还有什么困难、需要些什么，由我来解决，行吗？” 　　 　　　　吴子见没想到彭咏梧办事那么干练果断，第二次见面时彭咏梧就告诉他说：“市委已经同意把你们那个小报改为市委机关报，仍然由原来的同志继续办，由市委直接领导。报纸的名称嘛，刘邓大军不是挺进大别山吗?就定为《挺进报》。你们那个《徬惶》杂志呢，也由市委领导起来，继续公开出版，以社会青年、学生为对象。你们同意吧?” 　　 　　　　吴子见一听，高兴极了，当即汇报说；“上次见面后，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开头还犹豫呢，怕是假地下党来试探。我也不好把什么都说直了，大家研究了半天，蒋一苇和陈然相信了，都同意接这个关系，只是刘镕铸……”他不好意思地说，“他比较谨慎，不同意接。”彭咏梧笑笑，果断地说：“没关系，他会接的！” 　　 　　　　彭咏梧随后亲自找刘镕铸面谈了两次，可谨慎的刘镕铸都没把关系接上。那时党组织都是采取单线联系，彭咏梧很能理解刘镕铸为什么不能轻信自己。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秘密工作的纪律性和应有的品质呢。第三次，彭咏梧带着过去指定与刘镕铸单线联系的一位同志写的条子去见面，刘镕铸这才接上组织关系，既抱歉又特高兴。彭咏梧却更加欣喜，有这样严守纪律的同志办机关报，他才真正放心呢！ 　　 　　　　彭咏梧与吴子见接头不再到刘国鋕那个卧室去了，为了安全，也为了方便，改到位于神仙洞一条僻静小巷里的吴子见家里。彭咏梧对如何办《挺进报》作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安排，新闻稿除陈然他们原来的来源外，由市委提供陈家四兄弟接收站接收的延安广播的消息，另由市委供给指导性的评论稿，印刷机关仍设在陈然的住处并由陈然负责。市委和《挺进报》之间采取单线联系，由吴子见沟通，市委和彭咏梧的指示、意图、部署也都通过吴子见传达。 　　 　　　　陈然他们几个人终于确信真的找到党组织了。刘镕铸和吴子见说了情况后，几个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相互拉着手、禁不住低声哼起了《国际歌》…… 　　 　　　　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就这样在两份无名的油印小报基础上，在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中心重庆秘密诞生了。 　　 　　　　彭咏梧还在《挺进报》成立了党的地下特支，他自己亲自兼任特支书记。陈然一九三九年春天满十六岁时就在宜昌的“抗战剧团”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关系转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皖南事变后因身份暴露被党组织指示马上离开重庆并暂时断绝组织关系，但失去了组织关系的他时刻记着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自觉参加斗争，返重庆后在参加“抗暴”大会和发生“沧白堂”事件时，他挺身而出阻止特务的破坏话动，曾被特务用铁器击得头部重伤。鉴于陈然的一贯表现，彭咏梧建议党组织即时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担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吴子见也一直积极为党工作、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彭咏梧和江竹筠夫妇以后也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特支领导，《挺进报》这张八开的油印机关报，很快秘密出版发行了。它真实而迅速地传达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报道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喜讯，既像一盏明灯从此照耀着黑暗的山城和为自由而斗争前行的人们，又像一把匕首，插在国民党自以为舆论统治最严密的心脏地区，引起了当局军警宪特的极度震惊和恐惧。 　　 　　　　《挺进报》诞生后，彭咏梧的担子越来越重，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除了组织领导被特务严密查禁搜捕着的《挺进报》，他还担负着重庆学运、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建设工作，尤其是负责着选派大批经过锻炼的同志去川东各地、筹备下川东的武装斗争。况且，他还有社会职业，每天都要上班。于是，经过市委同意，彭咏梧指派他的助手、妻子江竹筠加强《挺进报》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立秋过后的一天下午，彭咏捂领着江竹筠秘密来到神仙洞偏僻小巷的吴子见的住处，先向江竹筠介绍了吴子见，尔后对吴子见介绍说：“这是江竹君同志，以后和你们一道搞《挺进报》。你们有啥子难题，你直接与她联系。”吴子见一听就明白，江竹筠是作为彭咏梧的助手来领导《挺进报》的，以后他将只与江竹筠单线联系，以后有什么难题找彭咏梧，按照组织原则也必须通过江竹筠。他立即上前一步，紧紧握住了第一次相见的江竹筠的手。 　　 　　　　江竹筠穿着一件毛蓝布旗袍，外罩一件棕红色薄呢短外衣，文雅而端庄，目光坚定而敏锐。她用非常朴实的口气向吴子见说：“报纸工作有很多困难，这困难是大家的；你们碰到了就尽管提出来，我们共同想法子克服。” 　　 　　　　在这次与吴子见见面之前，彭咏梧和江竹筠已经就《挺进报》的工作进行严谨的重新部署。鉴于国民党特务已经紧盯着搜查《挺进报》了，从安全出发，决定陈然、刘镕铸、蒋一苇不再具体做稿件和发行工作，而只负责出版方面，并增加吕品同志负责刻蜡版；发行网由市委组织，而收录新华社稿件只由成善谋和陈家四兄弟负责，由江竹筠按时送给陈然等人；吴子见也不再直接参加出版事宜，只协助彭咏梧和江竹筠准备稿件和资料，负责《挺进报》与江竹筠的单线联系。 　　 　　　　三人谈了工作布置后，彭咏梧向吴子见指示说：“以后每期报纸，除了交给刘国鋕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给她(指江竹筠)去安排分发；《挺进报》已经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不要同志们再去冒这个险了。”江竹筠也说：“新华社广播的收听记录已经另作了安排，你通知陈然他们几个编报印报的同志不要再收听了；特务既然已经很疯狂地进行搜查，同志们就应该慎之又慎，千万不要大意，不要心存侥幸地去冒险……” 　　 　　　　过去与彭咏梧这个市委领导人直接联系时，吴子见已领略了彭咏梧的魄力；如今与江竹筠一同工作，使他又进一步感受到了这对革命夫妻的无穷魅力。以前，每次指导《挺进报》的工作，都是彭咏梧来找他；江竹筠接手后，彭咏梧很少亲自来了，即便需要会面，也都是由江竹筠为他俩约定时问和地点。这种联系方式，既说明彭咏梧信任江竹筠和他，又证明连彭咏梧这样的人都严格遵守着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而江竹筠的严谨的工作态度，更让吴子见由衷佩服，受益匪浅。 　　 　　　　吴子见那时常把江竹筠送来的新华社广播收录记录稿和资料带到他的住处，由他整理后送到陈然他们那里。有一天，江竹筠来时细心地检查他放报纸的一只箱子，见他把稿件和资料的底稿放在里面，便很不放心。她一边动手清理，一边叮嘱他说：“小吴，你可不能大意，我们应该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特务的突然袭击呢！”吴子见连连点头，以后再也不敢大意了。 　　 　　　　不久的一天，吴子见和江竹筠在街上偶然遇着了。见到江竹筠大姐，他异常高兴，忙向她打招呼，想与他商量事情。可是，江竹筠一看是他，立即扭转脸，掉头而去。再约会见面时，她严重地叮嘱说：“小吴，你违犯了秘密工作的纪律哩。记住，以后在外面碰到那样的场合，不是约定了的，就不应该表示相识，对我是这样，对别的同志也一样！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吗?” 　　 　　　　吴子见自然明白这既是秘密工作的纪律，也是为了他本人的安全着想。市委和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决定把《挺进报》的供稿、出版、发行工作分离开来，又叮嘱同志们相互之间尽量避免发生过多的联系，就是从安全上着想的。而让吴子见尤其感动的是，江竹筠自己把最危险的取送稿件和发行工作揽在身上。那段时间，江竹筠一直不顾个人安危地昼出夜行，奔走在马路深巷，亲自到下半城林森路的“银耳大王”店铺的陈为通那里取广播稿，亲自校对和整理、抄写清楚后，这才交给他吴子见，由他转交给编辑部的陈然等同志，还三番五次地解决陈然、蒋一苇、刘镕铸他们的生活困难，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身为《挺进报》和市委彭咏梧、江竹筠夫妇之间的联络人，吴子见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 　　 　　　　有一天，江竹筠与吴子见接头时通知他说：“小吴，老彭要见你，有件重要的事要交给你办。”多时未见老领导彭咏梧了，吴子见一听很是兴奋，却不免又有些紧张，因为不知是怎样一件重要的事。到了约定的时间，在江竹筠安排的地点，吴子见见到了彭咏梧。彭咏梧用他素来果断的口气说：“在新形势下，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仍然存在消极隐蔽思想，缩手缩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积极的斗争。市委决定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篇言论文章，要求同志们提高对形势的认识，改变工作方法，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在国统区内部开展武装斗争，和解放区的斗争联成一体，遥相呼应，相互支持。文章的题目我已想好了，就叫《克服消极隐蔽思想，迎接革命高潮》。我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写好定稿后就在《挺进报》上发表。你看行吗?“吴子见听罢深感这任务的重要，也为把这样的任务交给自己而倍觉领导的信任，他慎重地点点头。随后，彭咏梧仔细地讲了文章该如何写，基调如何把握。虽然题目都已由彭咏梧定好了，内容也都有彭咏梧的细致的授意，吴子见接受下来后仍是紧张得一点都不敢马虎。初稿完成后，通过江竹筠转呈给彭咏梧，最后由彭咏梧亲自修改定稿，这才在《挺进报》发表。这篇文章刊出后，对当时的国统区斗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使同志们看清了新形势下的斗争方向。那一段时间，大家争相传看这期《挺进报》，《挺进报》的声誉和威信大增。 　　 　　　　在彭咏梧、江竹筠夫妇的领导下，吴子见和《挺进报》的同志们都懂得了秘密工作应严格遵守的纪律，日益成熟而机敏；而他俩卓有成效的领导的直接效果是，既开创了《挺进报》的新局面，又确保了《挺进报》在白色恐怖形势下的安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民党出动了大批特务，日夜监视和搜查，甚至连马路边的邮筒都不放过，却始终没有查到《挺进报》的蛛丝马迹。相反，这份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报，不仅寄发到了重庆的各个领域乃至部分农村地区，而且居然令人惊心地投递到了国民党重庆西北行辕魁首这样的人物那里，在那特定的时期里发挥了动员群众、打击敌人、开创局面的重大作用。 　　 　　　　看过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的人们，都知道《挺进报》出版发行的危险，都以为《挺进报》只与彭咏梧(彭松涛)和陈然(成岗)关系最大。事实上，除了彭咏梧、陈然、刘镕铸、蒋一苇、吴子见、刘国鋕、吕品、成善谋等同志的出色努力外，在那特殊条件下最危险最艰难的发行工作，在一个时期内却是江竹筠领导进行的。 　　 　　　　自从作为丈夫彭咏梧的助手接手领导《挺进报》的工作，江竹筠为这份报纸费尽了心血。除了精心组织稿件和出版，最让她投注精力的是报纸的秘密发行。报纸出版后，小部分交给了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其余绝大多数由江竹筠自己组织秘密分发，而分发到市外各地的几乎全都是她领导进行的。在那白色恐怖环境中，这份敌人严查紧搜的报纸既要闯过无数关卡码头、经过无数人的手脚，又要绝对保证各环节中的人员安全，谈何容易!江竹筠苦苦思索后，采取了邮寄和分头转发的方法，甚至亲自动起手来。 　　 　　　　邮寄如何通过国民党严格的邮检呢?江竹筠发动由她领导的在时事新报社做校对的唐永梅同志和在国民党财政局工作的同志，弄来了很多印有这两个单位名称的信封，专门用来邮寄《挺进报》。这一招果然奏效，骗过了特务的搜查关卡。当特务们盯上了邮局邮箱和街头邮筒时，江竹筠又发动联系到了在太平门邮局工作的几位社会大学学生，通过他们从邮局内部投寄，这件事就进行得更方便、更隐蔽、更安全了。 　　 　　　　另外的一部分则只有选择可靠的同志分头转发投递了。她因此建立了一些秘密的转发站，专门发送《挺进报》。她负责的育才学校有位十五六岁的“六一社”女学生，名叫周毅，与她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她设法帮助小周考入了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在小周那里建起了一个转发站，吩咐小周平时只埋头读书，不参加本校的进步活动，绝对掩护好身份。每次需要把《挺进报》分送给沙坪坝各大学时，她都交给周毅去完成。她每次把已分装好的报纸交给周毅，都要叮嘱过来吩咐过去，还在后面暗暗护送一程，发现没有可疑的人盯梢，这才放心地离去。 　　 　　　　每次把报纸从吴子见那儿领回来，江竹筠就匿藏在自己家中的天花板顶棚上，自己常常通宵达旦地分装，有的装进信封，有的裹成小卷，有的捆成大捆。有时，在女师院上学的表妹杨蜀翘、在胜利大厦工作的好友何理立等很可靠的地下党员来了，她也让她们与自己一起干这份分装转发的工作。分发投寄时，她十分细致地规定，每次都必须有两个同伴一起进行，以便万一出了问题时，有另一个同伴及时通报组织上，及时制止事态发展和组织营救同志。分发投寄的同志从她那里出发时，她还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不要只投一个邮局的信箱、邮筒，要变换地方多投一些信箱邮筒。这样虽然麻烦一些，危险也似乎多一些，但实际上万一敌人搜查出来，也不知怀疑哪里，危险性其实就减少了。你们要既胆大心细，又要注意方式方法…… 　　 　　　　一期报纸出来后，为了更快地投寄分发出去，江竹筠还时常亲自选择一个同伴去做这件危险的工作。这个同伴更多的时候是她的表妹杨蜀翘，有时还有王珍如等信得过的女友。 　　 　　　　江竹筠与何理立、王珍如是在成都时就建立起几乎无话不说的亲密关系的姐妹战友。王珍如因病离开重庆三联书店回成都金堂县老家后，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又接到通知秘密回到了重庆，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一时未能正式接上组织关系。江竹筠不能违背组织原则擅自解决王珍如的组织关系，便设法将她安插到上海银行经理李其猷家里当了一段时间家庭教师。两人毕竟是知根知底的好姐妹、老战友，王珍如为党工作的热情又一直很高，江竹筠便时常带她一同参加一些秘密活动。八月下旬，江竹筠通过组织上的关系重新将王珍如安排到郊区北碚天府煤矿职工子弟学校白庙子分校任教前，她便带上王珍如一同去完成了一次投寄《挺进报》的任务。几十年后，当作者采访王珍如时，她对当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下午。江竹筠和王珍如相约在胜利大厦的何理立的办公室见面。出办公室时，她俩抬着装满《挺进报》的一个绿色帆布大旅行袋，一人提拉着一边的提带，像亲姐妹一般地说笑着，从容镇定地去投寄。第一站便是离胜利大厦不远的民生路邮局，江竹筠一边与王珍如说笑着，眼睛机警地看了看四周，见没有可疑的人，连王珍如还没意识过来，她已把一叠分装好的《挺进报》塞进了邮筒。然后，她俩胆大心细地把上半城的邮筒分投得几乎无一遗漏。这时，王珍如担心地问她：“这样寄给敌人，不是也暴露了自己吗?”江竹筠没有回答，只是说：“走！”王珍如立时明白了，这样做，既是分化敌人，也是给敌人以威慑，便又提议说：“我们是不是还到下半城去?不然，敌人就只查上半城。”江竹筠这时欣慰地对王珍如一笑。于是，她俩又沉着地去下半城，胆大而机智地把《挺进报》投进了许多衙门要员的信箱里。一个大旅行袋空了，任务完成了，姐妹俩就此分手。分别时，她俩只是相视一笑，默契地什么也没有多说。 　　 　　　　江竹筠这样与同志们一同秘密工作，总是使同行的战友对她的从容和镇定敬佩难忘。《挺进报》就这样在她的领导和亲力亲为下发行得畅通少阻，令敌人心惊胆寒，令同志们欢欣鼓舞。 　　 　　　　那时，除了《挺进报》的工作，江竹筠还负责着南岸的一些地下党组织和西南学院、女师院、育才学校等院校的学运工作，像她的丈夫彭咏梧一样忙得如陀螺直溜溜转，昼夜难眠。有一次，她去中山公园一个亭子与西南学院党支部负责人杨建成同学单线联系约会时，布置完工作，杨建成问她：“怎么好久没见《挺进报》来?”江竹筠立即警惕起来：“啷个没见到?都从邮局寄来了。你查查看。”杨建成听得一惊，以前的《挺进报》都是接头时江竹筠直接带来的，怎么如今大胆到从邮局寄了?江竹筠离开后，杨建成返回学院邀上一个同乡同学，来到南温泉游泳的地方，那里的邮局里有他们的一个信报箱。他有些怀疑，又担心有特务埋伏，便让同乡去取信报。当同乡安全地把装着《挺进报》的信封取回时，他看了心里还紧张地乱跳，可心底里却也同时对江竹筠和寄《挺进报》的大胆行动由衷叹服。他想，《挺进报》若是这样发行，该让多少地方的同志们及时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又被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鼓舞啊！ 　　 　　　　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中，江竹筠采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途径，把《挺进报》准确地投寄分送到不同地方的同志们那里，或者必须警告的敌人那里。而由江竹筠亲手分发的数量最多，每期都达数百份，最多时甚至达到一千六七百份。她与彭咏梧、陈然、刘镕铸、蒋一苇、陈家四兄弟等人一样，对《挺进报》做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一九四七年秋末冬初，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命到下川东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他俩对《挺进报》的领导重任虽然移交给了其他同志，但他俩在报社里建立的地下特支和严密而机智的工作方式，却继续影响着留下来的《挺进报》人战斗在敌人的最黑暗的心脏地区……

原文1998.12 发表于<<红岩恋>>--江姐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浏览：3803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2/24 11:5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