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烈士遗文及史实回忆

重庆市南岸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重庆南岸文史资料 第7辑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 , 1991年10月第1版 , 第107页 　　 　　 　　回忆我的小哥哥陈然 　　陈佩瑶 　　 　　　　我的老家在江西。父亲叫陈凤书，母亲叫黄竞英。父亲是一个老实人，写的一手好字，为了报考海关，籍贯改为北京。1921年，父亲在海关当一名缮写员．看不惯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又不会巴结上层人物，只靠一点微薄的工资糊口。母亲生了十二个孩子，病了没钱医治，死的死，亡的亡。最后剩下我们五姐妹。 　　 　　　　大姐参加上海救亡演剧八队，在武汉演出得了伤寒病。她死后，小哥哥陈然十分难过，决心继承大姐的遗志，在坎坷的革命道路上，继续走下去。1938年夏天，通过大姐的关系，小哥哥参加了抗敌剧团。他可高兴啦，唱歌跳舞，啥子都学。剧团里的大哥大姐，看他憨厚、老实、能干，都很喜欢他，留心培养他。他的嗓子很好，很快就成了合唱队的一名歌手、大型演唱中的朗诵者和报幕员，还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苏联哥萨克舞蹈也跳得很好。他除了演出之外，还乐意帮剧团搞布景，搞服装、搬道具……什么勤杂活，他都闷不吭声地去干。他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这样干，就是为抗日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久，他就入了党。 　　 　　　　陈然哥的脾气很犟，从小就爱“打抱不平”。看到大娃儿欺侮小娃儿，男娃儿欺侮女娃儿，总爱去帮忙。有一次，大哥和他路过上海法租界，看见一个洋娃儿欺侮中国女娃儿。他非常气愤，跑上去帮忙，把洋娃儿的脑壳打了个鹅蛋包吊起。洋娃儿“哇哇”地哭着跑回去，搬洋大人来帮忙。洋大人跑来气势汹汹地询问巡捕(中国人)：“你看到打人的那两个中国小孩吗?”巡捕怕他哥俩吃亏，朝相反的方向一指说“那两个男孩刚才从那个方向跑了。”躲藏不远的大哥和小哥，见洋人走了，才闪身出来，牵起那个女娃儿便跑。 　　 　　　　1939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抛出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3月，又秘密发布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出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候和抗敌剧团有关的一些同志被捕了，剧团遭到当局的百般刁难，一些进步剧目遭到禁演，一些骨干分子的行动受到监视，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剧团迁到重庆。陈然小哥哥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负责搬运道具，最后一批撤走。到重庆后，就失掉了组织联系。 　　 　　　　陈然小哥哥并没因失掉联系而灰心丧气，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组织。为了生活，他当过汽车售票员，摆过地摊，办过《彷徨》杂志。还利用办杂志的机会和当时许多彷徨苦闷的青年，交心谈心，探讨出路何在?为避免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份杂志从形式上看是“灰色”的，但内容却是健康的。用这样的形式和内容去团结青年，探索青年人的前途和希望，得以长期隐蔽地进行活动，起到了宣传进步思想，组织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作用。 　　 　　　　小哥哥参加过重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对反动派的斗争。听过郭沫若的讲话。党组织发现他表现极不一般，便派人跟他接近，考察他，他又投入了党组织的怀抱。 　　 　　　　1945年，抗战胜利，陈然哥哥却失业了。为了糊口，他四处去找工作做，通过二姐夫，找到重庆中粮公司的经理。 　　 　　　　这个公司在南岸野猫溪有一所“修理加工厂”，设备陈旧，任务不足，加上管理无方，越办越亏本，濒临倒闭的边缘。公司打算关闭它，又怕厂里工人不答应，闹出乱子不好收拾，就派陈然哥哥当管理员去收拾这个烂摊子。经理对他说：“只要你把这个厂办好了，我可以出高薪。” 　　 　　　　陈然哥哥哪管经理讲的出高薪那一套。他到厂里，就和工人打成一片，关心工人的疾苦，首先解决大家的生活问题。工人们看到新来的小伙子年轻，热情，又没有管理员架子，跟过去的不一样，都愿意接近他，帮他出点子，齐心协力地维修机床设备。说来也怪，原来要垮的工厂，经小哥哥发动工人群众，却干得热火朝天，很快就转亏为盈，把厂办活了，解决了工人失业。工人们都亲昵地称呼他“陈先生”。 　　 　　　　厂里有个保管员，名叫吴树华，是中国劳动协会的会员，为人正直，技术也好，对蒋管区的腐败现象，常常表示不满。他很贫穷，小哥哥经常去接近他，找他谈心，并且认真的向他学习技术。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尽管只能糊口，但是小哥哥经常给钱接济他。有一回，吴师母生娃儿，没钱买营养品。小哥哥知道了，拿出自己一部分工资，主动给她送去。后来，吴师傅的娃儿长大了，还买起东西来看望我们，激动地说：“要是没有陈先生的接济，我这个娃儿哪有今天。” 　　 　　　　我们家是很讲民主的。小哥哥就是讲民主的带头人。他很敬重父母，尊重哥哥、姐姐，也很喜欢我。小时候，他带我耍，从来不吵我骂我，很关心我的进步，把我送去巴县仁和中学读书。因为那里有地下党的老师，民主空气浓，又没有三青团。老师教书，不按国民党编的课本教，而且选一些开明进步书籍中的文章教，比如高尔基的《母亲》、《李有才板话》等。学生们很喜欢听。 　　 　　　　那时候，陈然哥哥已经二十五岁了，他却从不谈恋爱。有时我问他：“然哥，你这么大了，为啥不谈恋爱呢?”他说：“现在我不谈，等到解放了，再谈，我现在还要为大家多做些事哩！”我又问他：“你喜不喜欢漂亮的姑娘？”他笑了笑说；“外表漂亮固然好，但主要看她内心的美……”；这些正确的恋爱观，至今还深深印在我心里。 　　 　　　　除了摆谈家常外，小哥哥还关心我的文化生活。星期天有空，就带我去看进步电影。看完后，给我讲道理。怕我饿，又带我进小馆子吃一碗排骨面，才回家。 　　 　　　　有一次，我在学校，去找朱老师温习课文。到门口一望，只有朱老师一个人坐在那里埋着头看什么，看得非常专心的样子，我悄悄地进去，他没有发现我。我喊声“朱老师!”她吓了一跳，赶忙擦燃一根火柴来烧手里的一张油印小报。我说：“朱老师，不要烧，我已发现你看的是《挺进报》，我想看看，行不？” 　　 　　　　开始，她不答应，但是报已被我拖过手，又再三向她要求。她才答应我说：“只准你在这里看一会儿，看完就马上烧掉。千万别向外人说。”朱老师说完就出去把门关上。 　　 　　　　我看完《挺进报》，真高兴极了。正想烧掉它，又想起陈然哥哥没有看到，舍不得烧，心想带回去给小哥哥看了再烧。于是，我把《挺进报》折成小块，藏在长袜内脚板心处。在学校吃了饭，请了半天假，从仁和场赶回家去。 　　 　　　　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神秘地对陈然哥说：“小哥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包你高兴。”小哥哥接过摊开一看，就生气地说：“我不看。”语音刚落，便擦火柴将报纸烧掉。 　　 　　　　小哥哥突然的举动，使我大吃一惊。我很不理解。当时气得我和他吵开了。我说：“你平时教育我，一个人要出污泥而不染。可是你?……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胆小鬼。” 　　 　　　　“别急嘛，瑶妹。”他缓和了口气，十分严肃地告诫我说：“《挺进报》你只能在学校里悄悄看，不能带回来。看了就要烧掉它。搞得不好，被敌人发现了，就要掉脑壳。懂吗？” 　　 　　　　我伤心地哭了。小哥哥的脸上，流露出神秘的微笑。一会，亲切地抚慰我说：“瑶妹，不要哭，今后你会晓得哥哥的为人。这样吧，礼拜天你回来一趟，我们好好谈一下。好吗?”接着，他要我马上回校去，便拉着我的手送我。 　　 　　　　我们边走边谈。他谈些啥子，我可一句都没听进去。因为我在想，平常小哥那样好，怎么今天一看见《挺进报》，态度就变了呢?恐怕不是胆子小?……。我一边走一边想。内心好矛盾啊！不知不觉，小哥哥把我送到囤船上，一再叮瞩我说“瑶妹，在外要小心些好，不要毛毛躁躁的哟!” 　　 　　　　星期天终于盼到了。我很早就回了家。小哥哥果然在家里等候我。他很高兴地说：“瑶妹，大哥来信，你看看吧”。 　　 　　　　我接过信，一看。信上说：大哥和一些人合伙，到香港做生意去了；如果做成功了，就回来看我们……。小哥哥试探地问我：“瑶妹，你晓不晓得做生意是什么意思?”我根据大哥大姐她(他)们平时的一些表现，已经猜到八九分，肯定地说：“啷个不晓得，到延安参加革命嘛。你还哄得过我。” 　　 　　　　小哥哥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兴奋地对我说：“瑶妹，你这毛丫头也懂得一些革命道理，看得出一些问题了。我当小哥的，原来对你不放心，怕你嘴不稳。现在就对你讲了吧，使你思想上有个准备。” 　　 　　　　小哥哥的一席话，解除了我心中的疑团。原来《挺进报》就是小哥哥刻板和油印的！而且就在自己家里。怎么我一点也不晓得？我含着汪汪泪水，拉着小哥哥激情地说：“小哥哥，我太委屈你了。请相信我，你放心大胆去干吧。我已长大了，可以去教书，可以去帮人来维持生活，一定把妈妈孝敬好”。 　　 　　　　1948年4月19日，小哥哥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信上写道：“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彭云。” 　　 　　　　小哥哥接到这封地下党的报警信，冷静而又气愤地说：“看来我们内部已出了叛徒!……。”于是，小哥哥立即和负责编《挺进报》的蒋一苇同志联系，研究了应变措施，准备很快转移。 　　 　　　　谁知道，就在小哥哥给我谈话后的下一个星期三(4月22日)晚上六点多钟就出事了。当天傍晚，厂区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我家附近转来转去。吴师傅看到这种异常情况，知道特务来了，就在楼下的围墙外递点子。小哥哥得悉，立即把“拖帚”作为危险的信号挂在窗口。 　　 　　　　“你这鬼老头，在这里干什么”特务恶狠狠盯住吴师傅问。 　　 　　“干什么?难道这里的路都过不得？”吴师傅冷冷地回答。 　　 　　　　“少啰嗦，跟老子快滚开！” 　　 　　　　特务骂了几句，吴师傅被赶走了。走不多远，蒋一苇同志送稿件来了，恰巧被吴师傅碰见，吴师傅虽然认得他，但不知蒋一苇是干什么的。平时只觉得陈先生是好人，同陈先生有来往的人也是好人，就立即挡住蒋—苇悄声说：“陈先生家附近有特务，去不得”蒋一苇回头便走，才幸免被捕。后来蒋一苇就转移地点，去了香港。 　　 　　　　机警的小哥哥听到特务上楼的打门声，知道自己出去不了，正想趁天黑跳出窗外时，敌人已经进到屋内，发现了小哥哥。他就被捕了。 　　 　　　　特务抓走小哥哥后，又想抓到同小哥哥有联系的同志，便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 　　 　　　　我妈妈饱经风霜，是一个正直善良的老人，她住在《挺进报》工作室的隔壁，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壁，工作室的一响一动，都听得见的。老人家虽然不知道儿子和他的好朋友每天晚上干些什么，但意识到在干一项危险的秘密工作。老人家每天晚上都在为小哥哥他们警卫放哨，听到附近有什么响动，或者有狗叫，就轻声喊道：“然儿，你们该睡了，天天这么熬，不行呀！” 　　 　　　　小哥哥便小声安慰妈妈说：“没啥，甭怕，妈妈你睡吧。” 　　 　　　　小哥哥被抓走后，特务留在我家，想从我母亲身上得到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天，特务拿出十几张照片来，问老人家：“老太太，你看看这些照片，都认得吧”? 　　 　　　　“认不得”，妈妈回答很干脆，瞧都不瞧对方一眼。 　　 　　　　“你不讲，那好！”特务又打又哄，软硬兼施，折磨了老人家一个多星期，依然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在附近留下秘密暗探。 　　 　　　　“小哥哥被捕后，地下党对我的安危非常关心，不让我回家；将我转移到育才中学去读书。后来，又把我转移去豫丰纱厂当工人，不准我公开参加活动，实际上把我保护起来。临近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更是疯狂地镇压地下党人和革命群众，工厂也控制很严，特务、稽查，天天都在搜查共产党员和疑嫌分子，实行“错杀三千，不留一个”的法西斯恐怖政策。地下党怕我出问题，派杨大哥将我转移护送去长生桥辅仁小学代课直到解放。 　　 　　　　解放初，我想报名参军，组织上不同意我去。杨大哥叫我留下，照顾革命的老妈妈。后来又安排我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当出纳员。后来，重庆市总工会组织部长邓照明同志到处找我，通过杨大哥，找到我的下落，就给阎红彦同志写信，调我去市总工会工作。 　　 　　　　解放初，我妈妈—直在家里盼呀、盼呀，盼望陈然哥哥能从监狱回来。但希望成了泡影，哪能盼得回来啊？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离解放前一个月，就把小哥枪杀了。 　　 　　　　罗广斌同志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逃出后，也在到处打听我，后来在市总工会找到我，说：“佩瑶同志，我和你哥哥是难友，我们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关在一起。你小哥哥是个很好的同志，硬汉子，他入狱后，警惕性很高，不跟任何人接触。敌人拷打他，用过四十二套刑具，打得他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多少次，他都不吭一声。”后来监狱的地下党同志和陈然哥哥联系上后，说罗广斌同志可以信任，他才和罗广斌同志摆谈说，家里有个老母亲和一个妹妹，并且对罗说：“如果你能够出去，一定要设法找到我的妈妈和妹妹。对妹妹说：解放后生活就会好的，叫她一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小哥哥临刑前的嘱咐，是罗广斌同志告诉我的，至今还萦绕在我耳际。 　　 　　注：作者佩瑶系陈然烈士胞妹，撰写此文由唐有武、邱富贵整理，原载《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转载时略有删改。 　　 　　 　　电子版制作：陈然纪念馆 　　转载请注明出处：陈然纪念馆 chenran.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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