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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母亲(4)
多事的1981年 1981年,二姐18岁,正念大学二年级;我16岁,正读高中;弟弟新艇11岁,妹妹新苹9岁,正读小学。大哥从部队复员回家,已经结婚;大姐已经师范毕业,年前结婚了,说是结婚了,但大部分的公休时间是在我家度过的,大姐对这个家不放心,大姐这样的生活一直到父母双双去世。 这年,母亲已经51岁了,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和沉重的家庭负担,已经把她折磨得瘦骨嶙峋,每走一步路都要气喘吁吁。这年,在我们这个地区,农村土地承包还没有进行,从78年开始,我家的生活已经困窘到了极点,吃粗粮都成问题。 那年的正月底,记不清具体日期了,但是能肯定的是这天是星期六,因为这天我和大姐从学校刚回家。吃晚饭时,母亲又擀了地瓜面面条,她给我们盛上后,就到屋子外堵窗户。正月的天气,还很冷,家里又买不起煤炭,所以每到晚上就要用一些破麻袋或菜板、盖顶堵上,这样可以保暖。当我正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痛苦的呻吟声,接着便是“咕咚”一声响。我们跑出去一看,母亲倒在了西间窗下,已经不醒人事。我们七手八脚把母亲抬到炕上,喊着叫着,但是母亲却没有回声。 大姐的婆家是本村,把他全家喊来后,大家决定把母亲送县医院,那时候的农村没有机动车,从生产队借了一辆手推车,推着母亲就上路了,我和姐姐扶着尚昏迷不醒的母亲,姐夫、姐夫的弟弟轮换着推车,就这样不顾一切地往医院跑,医院离家20多里地,全是一些崎岖不平的小路,再加上又是黑夜,跑了不远,汗水就湿透了每个人的衣裳,有几次我感到要晕厥过去,而这时大姐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母亲一病就是两个月,大姐一直和常人一样给母亲陪床,我不知她是如何挺过来的。我们赶到医院时已经是深夜了,医院不能确诊,住了几天后,只好转院到青岛,从县医院到青岛,这期间要步行三、四里地到火车站,再乘两个半小时的火车,大哥、姐夫用担架抬着母亲出发了,母亲依然昏迷不醒,在火车上,他们怕放在地上太凉,他们就半跪半蹲让母亲的重量压在他们的肩上。 在青岛住了十几天后,传回来消息说:不能治了,抬回来等着办后事吧。在县医院工作的表姐坚决不同意抬回家等死,说死也死在医院,于是母亲就又在县医院住下了。大概母亲觉得还有好多事还没完成任务,还需要她活下来。二个月后,母亲奇迹般地清醒了过来,又站了起来,但是,一条腿却从此残疾。 这年,春天,母亲抱上了孙子,秋天,母亲又抱上了外孙女。 这年,我不再上学,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 这年,全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转好。 母亲又活了12年。12年中,二姐大学毕业了,弟弟新艇、妹妹新苹考入了大学,我也从民办教师考入了师范学校。 母亲好象再也顶不住生活的重负而疲惫地倒下的,母亲又好象担心未成年的孩子受委屈而又坚强地爬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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