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医神说得好：这个人的美酒佳肴，就是那个人的穿肠毒药。 　　 　　 　　这一个王小波（1） 　　mimi 　　 　　 　　1996年下半年，或1997年初，忘了是什么时间，但永远忘不了的是在《南方周末》读到一篇文章，并从此认识了一个人。这篇文章叫《极端体验》，这个人叫王小波。按以往阅读的经验来瞧，这篇文章写的吊儿郎当，满不在乎，写文章的人好象一边在玩耍一边在写字似的，透着悠闲和惬意。就这么吊儿郎当到最后，却得出如下的结论： 　　 　　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要大。近二十年来，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见解终不肯改。现在能太太平平，看几本书，写点小文章，我就很满意了。我可不想早请示、晚汇报，像文化革命里那样穷折腾。至于海外那几位学人，我猜他们也不是真喜欢文化革命——他们喜欢的只是那时极端体验的气氛。他们可不想在美国弄出这种气氛，那边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只想把中国搞得七颠八倒，以便放暑假时可以过来体验一番，然后再回美国去，教美国书、挣美国钱。这主意不坏，但我们不答应：我们没有极端体验的瘾，别来折腾我们。真正有这种瘾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样，自己一头扎向屎坑。 　　 　　这个结论我很满意，作者把自己放到很低的层面上，讨论的却是很重大的问题。长期以来，我见过太多的假正经、假严肃认真、廉价的煽情以及比前面这些更差劲的文学技术虚荣主义，这种虚荣使虚荣者们动辄“前”“后”代，动辄啥“主义”，满嘴跑着流派泡沫，纸上砌满多数人看不懂的名词，并以此为能事。当然它们自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但这些东西与我何干？这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是的，它们跟我通通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学理科的人，从小波的文章里很快就嗅出一种味道，好象找到了硬骨鱼或始祖鸟——找到了自己的同类。这种味道既熟识又崭新，带有理科试验室的种种痕迹，逻辑、推理和判断，试验、数据和推导结论，象做生化实验或写生理学论文，研磨、溶解、离心机分离、取样、分析、化验、记录数据、画出曲线、得出结论，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全部生活和思维方式。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个人，他会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写文章、讲道理并产生寓教于乐的客观效果。在人文领域里这种智性的思维和理智的声音是个异数，至少在我接受正规教育及社会教育的二十几年里闻所未闻，除了从研究理科的导师那里得到科学的训练和熏陶，在文学界、传媒界、握有文教及舆论宣传工具的那个坚固的圈子里从来没有什么人给我传递过这样的迅息，而这种迅息本来是最科学、最严谨亦是最基础的。 　　 　　这是为什么？ 　　 　　我常常说，我不喜欢文人。 　　 　　但是我热爱文字和文学，文字与文学难道不是文人的产物？我有些困惑了。后来我不再觉得困惑，我理清了文人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不同的，文人制造的东西并非都有资格进入文学的殿堂，文学之厦也不是由文人构建而成，它是由拓荒者、思想者、智者、美的终极追寻者、富有趣味的人们构建而成的，我尊重并热爱这样的一群人。 　　 　　那么我到底为何不喜欢文人呢？因为气味，那些文人身上有一种气味，让人只能把玩欣赏，但很难从内心深处认同，那耍闹着的一切与我何干？最终常常是这样的想法。在我所熟识并充分了解的文人里，在我们相互唇枪舌剑的交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在某些问题上你无法与他们达成理解和共识，而这些需要达成共识的问题往往是底层的、简单的却又跟普通人的性命幸福密切相关的一些“小事”。这时候，你常常会觉得，你站在这块大陆架上，而他们，站在另外一块大陆架上，价值尺度截然不同。比如这样的问题，“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我赞同小波的观点，“但有人不同意这种想法，比方说，李赤先生，”他喜欢倒栽在粪桶里。喜欢大粪和极端体验，是李赤们的私事，但如果想让我们也都这么办，“我们不答应：我们没有极端体验的瘾，别来折腾我们。真正有这种瘾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样，自己一头扎向屎坑。” 　　 　　有一种遗传病，叫嘉拿芬，患者的第17号染色体上的部分基因产生突变，造成天门冬氨酸酰基酶的缺乏，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缓慢受到破坏，并最终置人于死地。在某一类文人的身上，这种致命的嘉拿芬病很常见，而这通常是由于缺失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训练与基本熏陶所带来的后果。 　　 　　 　　200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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