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波的方式怀念小波 　　 　　[杨长征] 　　 　　小波的朋友艾晓明建议我写一篇题为“王小波与《中国青年研究》”的文章。我作为该刊的编辑，小波作为它的撰稿人，似乎我有写这篇文章的特权。过后想了想，又实在不愿意再让小波与这种刊物扯到一起，况且小波对我来说还另有一层深意。 　　 　　提到艾晓明我要补充一句，是她从广州来电话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当时真的是晴天一个霹雳，震得我一下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之后就一直处于懵懂之中。想到正是通过艾晓明第一次读到了小波的作品，也是她第一次将一个高高大大的汉子领进我的视野中。这一头一尾的过程，如同突然给你带来一颗彗星，又让它急促地消失了，其中的意味真叫人捉摸不定。 　　 　　我将这彗星显灵的噩耗告诉了我的兄弟张卫民。结果在失去小波的这些日子里，卫民见着我就问：怀念王小波的文章写了没有？好像对此我有理应说些什么的责任。说实在的，我比他还急，同时又因另外一些事情而烦透了。 　　 　　中国人对死去的人有盖棺论定的毛病，而当那人活着时却如同不存在似的，有的视而不见，有的根本就看不见，更没见着有谁抢着要说什么。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就很坏，像小波在世时的心情一样坏。当然，我的坏心情同他的相比，性质还是差着一些，不能同日而语。 　　 　　活人尚在发展之中，怎么论定都不怕。可问题是，如果不管什么人都急着要表态，并对死去的人作出不知所云的“盖棺”，这就难免会出现噪音（在前不久的一次“王小波作品研讨会”上，我确实听到了这种噪音）。将一个独立的人强拉硬拽地扯入大众新闻的炒作之中，或学院派话语权力的争夺之中，我以为这是对王小波的最大不敬，他若在天有灵，也会在天堂中对此做出反讽的。如果我的文字将成为这噪音的一部分，那我真不如保持沉默，以使故去的人能够真切地活在我的心中。 　　 　　不可轻言死去的人，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记忆的一部分。丧钟为谁而鸣？其实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否则的话，我真怕小波的亡灵会终日不得安宁。这正是我一直不敢动笔的真正原因。 　　 　　我以为，怀念一位作家的最好方式，是静下心来读他的作品；怀念一位朋友的最好方式，是喝酒时多预备一个酒杯。小波在我的心中，首先是一位兄长，其次才是一位天才作家。因此他的死首先是使我失去了一位亲人。对此我看得很重。出于这个原因，对王小波其人其作品，我不会有平常心，永远无法客观，也无法理会小波生前是把“平常心”看得很重的。 　　 　　在失去小波的日子里，请给我一次煽情的机会—黑夜确实显得更加黑，长夜更加长。我读着他的小说和随笔，懵懂之中溶进了小波的旋律。那是全身心的进入，他带着你飞翔，又时刻使你感到翅膀的沉重；他带着你奔驰，又永远达不到最终的地方。其间，你是落不了地，也下不了车的。由此，你说话的方式要与他一样，你只能成为他的回响。这使我确信，世间有魔力这回事。我感到我可以写“怀念小波”的文章了，当然是以小波的方式怀念小波，首先是以“小波的语言方式”怀念小波，这结果真让我大吃一惊！ 　　 　　在阅读中我发现，无论小波的小说还是随笔，字里行间都是有韵的。那独特的韵律和平稳的节奏贯穿始终，使你能一口气读下去。我平时读诗多一些，对此有一点敏感，也就这个问题问过小波本人。他告诉我，这可能与电脑的拼写写作有关。我是个“电脑盲”，不知其中的机关。但小波的语言方式确有强大的感染力，可谓独创了“小波体”，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实属罕见。如果有谁说我现在的文字有模仿“小波体”的痕迹，我不会为此沮丧，只会视为鞭策。因为我自认为这是怀念小波的最佳方式，小波作品“所指”之外的“能指”，我这辈子恐怕是达不到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就是说，我写的有关东西首先是要给小波看的，他若能够发出会心的微笑，像我们喝酒时经常发出的微笑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正如别人怎么看王小波他无所谓一样。但我永远达不到小波的境界，因为我还活着，而小波……因此，这想法太离谱了。 　　 　　王小波绝对是当代中国文坛少见的幽默大师。以小波的方式怀念小波，最要命的是要培养我们的幽默感。我不知幽默与贫嘴的界限，可能前者与智慧有关。那不是卖弄智慧，而是机敏地处理智慧，化险为夷后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这在小波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作为我的兄长，小波又是个不胜酒力的兄长，小波在酒后所说的或许是他的箴言。小波的不胜酒力说来好笑，那么壮的一条山东汉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一沾酒精，一双浓眉小眼就变成了一双兔子眼，如同得了红眼病一般。在我看来，小波不比我口讷，但酒后的小波仍有些语不成句、气不成声之感。此时，你绝对想不到眼前的邋遢汉子是文采飞扬、想象奇特的勇士。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小波不爱喝酒的话，为什么他要和我们一起喝酒？贬低了小波的身份，但我眼中的小波就是这样的。 　　 　　一般说来，酒后的话不算话。可小波酒后说过的话有许多我是不会忘记的。一次，他对我的兄弟老彪及其妻子李疆说：“我远看不像个好人，近看还是个好人。”（同样的话，我后来在他的作品中读到过）这更加深了我所认为的小波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的印象。他渴望人类社会能够建立在智慧（理性）、有趣（新奇）、性爱（健康）的基础之上。因此，小波也是个地道的悲观主义者。总之，我以为，小波在艺术观上是乐观的（探索小说的无限性），在世界观上是绝对悲观的（咀嚼生存的有限性）。 　　 　　还有一次（好像是最后一次，在1997年3月），小波对我和卫民说：“其实我这人的最大特长是：巧骂。”这真是一语道破小波的天机。其中的功夫，在于你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这只是我的理解，但愿不是曲解）。再引申一步：大智者不见得能大勇，大勇者不见得是大智。当代中国文坛的大智大勇者；唯王小波也。这起码有他的随笔为证，若要以小波的方式生存，无情批判的勇气大概是首要的。 　　 　　对于小说我真是一窍不通。什么轻盈、简洁、准确、繁复……竟能洋洋洒洒十几万字、上百万字地写。这既让我困惑，又让我着迷。细读过小波的作品，我唯一的心得是：我这个小说读者实在是业余。我总以为，有许多根本的问题在小说写作中是解决不了的。可身为小说家的王小波，又只有将这些问题在小说中去解决，譬如知识分子的问题、性的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问题等等。这样的专业态度实在让我感动。为此，我喜欢卫民兄的一句话：“我们要继承小波的遗志，把小说写好！”尽管我不写小说，但我以为，这是立志写小说的人纪念小波的最好方式。 　　 　　其实，即使没有王小波和他的小说，立志写小说的人也应该像王小波一样，一心只想着把自己的小说写好。这话又煽情了实在有悖于小波的思维。讲道理的王小波会说：如果没有王小波，就不会有他的小说，立志写小说的人也就不会知道王小波及其小说是什么样子。因此，榜样的说法不能成立。看来，小波的方式之一就是处处要讲道理。好在我们曾拥有过小波，并且永远拥有他的小说，这实在是我们莫大的庆幸和安慰。 　　 　　最后我想说的是，小波去世时，我总以为进入并理解他的世界，我还有机会；可当他离我们而去，小波的世界我可能永远进入不了了。他带走的是些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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