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张卫民] 　　 　　 　　实际上就创作而言，无论小说还是随笔，小波的关怀是不加掩饰的，文学于他是自由的，但他决不是躲进形式的人。许多人在大谈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对现实问题却一言不发，而小波不声不响地写作，针砭时弊，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许多荒唐事极尽讥讽，立场之鲜明，文字之漂亮干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关于气功，关于外地民工，关于女权主义，关于今年来时髦的国热学，还有更时髦的“说不”，小波的表态是在替他自己惹祸。我看过他的几乎所有随笔，知道他的理性立场和人道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未曾后退半步。 　　　 　　 　　我不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牵挂，也不曾向他说起自己的牵挂，交往的时间都被文学占了。后来越来越熟悉，话题中又添了时事和政治，而且调侃居多。他的敏锐和犀利事罕见的，哪怕是关于日常小事。现在小波走了，我才明白过来，拿时事这些劳什子话题调侃、骂街是没有意思的。我应该和他谈爱情和痛苦，应该继续谈文学，毕竟文学是我们共同热爱的事业，也是我们在世路迷茫中唯一可靠的寄托。我不敢说，小波看重文学超过世上的一切，但我敢说，尽管他嘲讽过许多事情，但他嘲讽的锋芒从未对准过文学本身。写到这里，我才觉得当初同他争论可能和有限是多么无聊，祈祷的文学和智性的文学分别代表了信仰和理性，事实上在信仰和理性之间，我更信任理性，因为从小到大，人家总在拿信仰捉弄我们。我猜想，小波只谈理性、不谈信仰的苦衷也在于此。我这才明白，他不提生活的有限和重负，因为这本是他写作的前提，所以他转而尝试形式的可能。就像卡尔维诺说：“诗人哲学家乍然一跃，将自己扬举于世界的重力之上，显示出自己虽有重量，但却拥有掌握轻盈的奥秘。”我觉得，这段话对理解小波的作品有重要意义。 　　　 　　 　　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东西藏得很深，在他嘲讽得背后，肯定有另外一种东西。也许是怀疑，也许是失望，也许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写得很深很远的写作者，如果他突然醒来，发现他用语言构筑的世界与现实格格不入，或者他决意构筑一个荒诞的世界，或者他发现现实比他虚构的世界还要荒诞，这时候他该怎么说话呢？也许他应该沉默，但他热爱语言，不管它怎样被污染，他还对语言抱有信心，而且探求未知、喜欢嘲讽于他是一种天性，我猜想，这是他最终选择用寓言和嘲讽的方式写作、而不是赞美和歌唱的深层原因。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些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处处闪烁着智慧的洞察的小说和锋芒毕露的随笔。 　　　 　　 　　寓言是理解小波的钥匙，当然，也将是他的误解之源。不过我并不知道，对一个诚实、心性和悟性极高的写作者来说，别人的理解或误解到底有没有用。小波的小说主人公王二说：我从13岁那年就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小波本人是否这样想我就不知道了。 　　　 　　 　　他本应该继续在电脑桌前坐着，写出更多令我们拍腿大笑、又令我们掩卷沉思的好作品。我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于公于私都一样，我失去了一个幽默风趣、博闻多识的好兄长，中国文学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前卫，用健康、最后用生命去赌文学的先知先行。 　　人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动物，那天晚上，我满怀悲痛，又一次翻开了小波的《黄金时代》，读着读着，我又忍不住吃吃地笑起来，好象我的难受是另一个人的，完全忘了小波已经辞世这个事实。 　　 　　　 　　 　　小波一去，足见命运的叵测，生之短暂、死之忧患且不必论，好人一路平安的说法再也无法让我相信，无法阻止我说出渎神的话。上帝管我们的良心，管我们的来世，惟独不肯管我们的今生，不肯让好人和聪明人多活一些时候。好人未必聪明，聪明人未必好，但小波实在是一个好聪明人。 　　　 　　 　　那天下午下起了小雨，冒雨回他家喝咖啡，话题又回到了文学。我们讨论什么样的诗人最可爱，他说，悲情诗人最可爱，接着他引述卡夫卡的一句话：“一切障碍都可以击倒我”，这句话竟然成了箴言。我告诉他，我再不想写什么随笔了，谈写劳什子文化问题没有意思，要写就写小说。记得他当时反问我：小说写什么？我说，写爱情。他马上说：对，就是要写爱情。 　　 　　 　　（青鸟录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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