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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阿陶走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大年三十,当手机响起,我的反应引得江南大厦的行商顾客们侧脸注目。阿陶,你走得如此突然,来不及送出再有半年就将毕业的学生,来不及步入再待一天就是55岁的人生,来不及沽一口再等几小时就要端上的年夜酒……直到送你仓促上山,我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六十年代我们在平湖中学同学六载,属于那时的小男生一族,又都不幸做起文学梦,所以共同言行甚多。作诗行文写稿编报,海阔天空自命不凡,为博得语文老师的好评,彼此较劲过、互相妒忌过。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差,校园生活却还丰富有趣。抄歌填词学琴吹笛,一曲《乌苏里船歌》在你唱来回肠荡气。为了一张电影票的奖赏而在实验室写影评,自修课溜进图书馆瞒着先生偷阅“禁书”,高考前夕还在为一句古文的润释争得难分难解,最后仓促地无情落榜。然而文学终究是人学,以人为本的教育种子或许就在那时无意中埋下。我知道《古代汉语》和《说文解字》是伴你终生的;我知道我们语文老师的丧事和墓地都是你操办的;假如你能看到我撰的挽联―“子乎哉矣真学,四书五经才高。”我知道你是不会仓促接受的。 踏上教书生涯我们又同事四年。65年淡秋一根悠悠扁担两头沉沉行李,你挑一阵我挑一段,乘船寻路到前港公社,又被发配至村校。师生年龄相差无几,也不懂什么教育法,最粗浅的“个性教育”和“分层次教学”可能正是在那时自学而成的。那年我们18岁,工资26元,仗着年轻单纯,照样自得其乐。捉田鸡、吊黄鳝、比赛吃酥糖,手拿芝麻饼腋夹“手榴弹”,深一脚浅一脚的摇晃在泥泞的田埂上,品味着“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的虚幻境地,“阿陶”的称谓由此而叫响。很难忘的是在膜拜革命“圣地”四明山的“长征”路上,你们故意落在后面点烟,让我赶到前面望风,行人过来赶紧把着火的烟火塞进袖筒。周末糖饼桥畔水洞里的小饮也是忘不了的。多说阿陶损于烟酒,其实却在酒花烟圈里展示了你张狂的风采睿智的魅力。更何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杂务家事,仓促阿陶也是难得糊涂一回的。 再后来,你去了庙桥、黄姑,从初中到高中,最后定居乍浦,我们交往相聚的机会日少。当然,相知并非仅在相交之中,而且每年来自黄姑、乍浦的学生不少,从他们嘴里常能听到“我们的陶老师”,有说“竖眉瞪眼令人发竦的老夫子”,有说“他和我们一样大小”。传统与新潮的自然混同,阿堵物与道德经的巧妙结合,大概就是你的教育之术和处世哲学吧。难得相遇,你总是行色匆匆却又思路滔滔。从“飞马”牌到“三五”牌,从金刚刺到人头马,生活是从容不迫了,然在教授学业上你仍是不肯马虎不会随和的。前年我来医院看你,只见你刚刚还在像模像样地向老母亲保证“再也不敢沾烟酒了。”转身就冲着我笑道“家里又有人头马饮了!”这就是阿陶! 人说个性在青年塑成,以后只是积累和包装而已,然江山好改本性再也难移,也正是由鲜明个性才构成丰富世界。拂去岁月的尘埃,阿陶的本色依旧:大喜大怒,直言直语。虽称不上敢于直面人生的勇士,但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写的人。教品其实来自人品,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你支撑着双肩竖目瞪眼教坛三十六个春秋,狂生赤子之情倾注于学生。学生为之折服,校长为之惋惜,同仁为之伤感,家人为之痛疾…… “老师,走好!”第36届学生一声哽咽的祝福,仓促一生的阿陶安详而从容地回归自然,再也不必匆忙,再也不要忙碌。 我仍不相信这是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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