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 　　 　　　　我是一九三八年在延安认识贺龙同志的。同年初冬，我就和已故的何其芳同志和“鲁艺”一批同学跟随他到晋西北岚县去。在岚县住了一月以后，于千里冰封的严冬，又一道通过同蒲路、平汉路，奔赴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这是敌人据点星罗棋布的敌后。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初夏，我们才离开部队。在这几个月终生难忘的敌后生活中，因为我们一直都住在司令部，从贺龙同志领受到的教益也就比较多。因此，可以想象，当一九七三年知道他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被林贼一伙诬陷、折磨而死的时候，我是怎样一种心情了。回忆是痛苦的，因为这种结局多么出人意外! 　　　　现在，我记起我们在延安访问贺龙同志，在他谈过贺英同志、贺满姑同志以及他的其他几位亲属，先后牺牲在蒋匪帮屠刀下之后的情形来了：握了烟斗，背靠在军委招待所的檐柱上，勾着脑袋，他沉默了好一会。他似乎很痛苦。一个人不是石头，在谈到自己亲姐妹的牺牲时，怎会不感到难受呢？我真有点失悔自己失言，不该向他问起贺英同志和贺满姑同志的革命事迹。但他终于吁一口气，昂起头来，坦然地说了：“革命是要牺牲的，他们的血并没有白流!”而他的神色、声口竟是那样坚毅! 　　　　到了岚县，特别在到达冀中以后，我们更从较多的生活侧面和言谈片断，进一步了解到作为一个革命前辈、贺龙同志优秀的革命品质，从中得到不少教益。首先，他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信赖，非常真挚。这个判断，主要是以他从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言行为依据的。我记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我们行进到河北境内的平山地界时，当时汪精卫投敌叛国的罪恶行为已经传播开了。他这才告诉我们，还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分析政局时就断言过：汪精卫迟早都会依附敌人，于是不能自已地赞扬道：“毛主席政治上、军事上的天才真要些人来比呢!”语调、神色充满了对毛主席的崇敬。 　　　　他对当时一二○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的尊重和互相间的亲切关怀，也充分表现出他对毛主席“党指挥枪”这一光辉思想的深切体会。在谈到南昌起义前的军队生活时，他常说：“现在打仗是靠党的力量了。”而认为关政委是全军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支柱。当一九五八年我的那本有关记录他在敌后生活的小书《记贺龙》出版后，一九六二年，他还特别要人告诉我它的缺点之一是，对关向应同志写得太少了!并着重指出，关政委在一二○师整个工作中作用最大。 　　　　他也谈到过长征，但他从未说过，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紧急关头，怎样反对张国焘的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特别是批判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罪行，因而促进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继续北上抗日的功绩。他只谈了些翻越大雪山的艰苦，以及在穿过草地时用细麻绳扎上钓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钓起一两斤重的大鱼之类的故事。这种不自居功的优良品质，正是革命队伍中加强同志间的团结最需要的。 　　　　他也谈到过南昌起义，但更简略。现在，我记得准确的只有一点：南昌起义前两天，他曾经同叶剑英同志和已故的叶挺同志一道，在鄱阳湖开过会。这还是我们在谈到日本军阀在鄱阳湖一带肆虐的时候，他顺便说的。而他从未说过，当革命面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招致的最大挫折时，怎样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他协同朱德同志和其他负责同志一道，向叛变革命的蒋匪帮进行反击打响了第一枪!我愿以怒火烧毁林贼一伙的无耻谎言!因为他们总妄图用诬蔑言辞抹煞掉贺龙同志在中国革命重大转折关头所起的作用。 　　　　我从记忆中想起另一件事。南昌起义后，继之以广州起义，而由于陈独秀路线的干扰破坏，由于反动派的暂时强大，这两次起义，表面上都失败了。党中央原本要他去苏联学习的，最后，他却同其他三位同志，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建立井冈山中央苏区伟大创举的鼓舞下回到了湘鄂西，建立红军，开辟苏区。这种坚强党性和革命气魄，同林贼一伙所捏造的种种无耻谰言，相去何止天壤!而由此可见，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人咬一口”也是有药医的!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凭着四个人，四条手枪，贺龙同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终于开辟了湘鄂西洪湖苏区。刚才回到湘西，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四个人将四条光身手枪，就象电筒那样挂在肩上，头戴草帽，足登草鞋，身着蓝布短褂，经常从这个山头移向另一个山头：捕捉战机，突破敌人的包围。但在不久之前，他却还是一位北伐军的军长! 　　　　由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仅仅少数几个干部，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建立一支革命队伍和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是毛主席秋收起义后，亲自领导建立井冈山中央根据地过程中的又一个伟大创造。这在抗日战争中更有了重大发展。比如在一二○师直接领导下的邓宋支队，象贺龙同志说的：“不多几个干部，东一搞，西一搅，就搅出一个大队伍来，一直通到冀东去了!”而冀东，却是敌人的咽喉地带。一个已经失去一条腿的长征干部，则在乌拉山一带搞出一支部队，通到了包头附近…… 　　　　这后一个消息，是我们一天正在谈论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种种实际上与敌人暗中配合的破坏活动的时候，才从贺龙同志那里知道的，因为他刚好读完一封来自大青山的电报。接着，他又用手背轻轻敲着那封电报，十分酣畅地笑了，而且边笑边继续说：“不只是一条腿，才出去好久呀？他就搅出一支队伍来了!而且就在包头附近!这太有趣了——正在谈顽固派!”另外一次，在谈到这类党的干部“白手兴家”的业绩时，他却严肃而又自豪地说道：“同志!这点特长，老实说，也是共产党拿血换来的呢!” 　　　　前一向，《人民日报》有一篇传诵一时的报道：《硬骨头六连战歌》。这个连队的指战员那种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使我联想起贺龙同志和我一次简短谈话来了。当时，我和一位秘书正听了一次敌伪攻击他作战“蛮横”的广播；他进屋后秘书把记录给他看了，他毫不在意地说：“难道对敌人该客气吗？”他的意思是说，对敌斗争就是要狠!但我主要的联想却是他用感叹口气说出的这些话：“这几天大清河一带才打得厉害呢!都是整天打，一连打了三次了!”因此我忍不住问道：“那里面老干部很多吧？”“是呀，我就担心老干部。一个营长在前天带花了!”于是沉默下来，显出一种忧虑神情。 　　　　其实，贺龙同志本人就无时不在严重的战斗当中，而他又是多么镇静!这里，我想起了那天拂晓宿营青塔的情形。为了粉碎敌人的分进合击阴谋，我们已经转战了十天了，因此一到达宿营地，我同其芳和一批“鲁艺”同学，就在一家机房里躺下休息。不少人一躺下就睡熟了，我也正在入睡……忽然，贺龙同志神态闲散地在房门边出现了。我想翻身起来，但他微笑着阻止我道：“好好睡你的吧!”而在当天下午我才从关向应同志口中得知，那是十天当中最紧张的一天，有一股敌人离我们最近，在我浓睡时，还对青塔轰过几十发试探性的大炮!……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对于培养新生力量、地方干部，贺龙同志也是以毛主席的建党、建军的路线为指针的，曾经在谈话中一再强调这两个问题，并为新生力量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挫折辩解。我记得，在大小黄龙战斗中，我就对一支新成立不久的地方部队向贺龙同志作过错误批评：因为它连司令部也打得不见了。而如果不是五团之一部的猛烈袭击，其结果将更坏!我认为我的批评是有根据的，而贺龙同志却说服我道，“它才成立好久呢？坏处是我们来得太匆忙了，还没建立起整个作战计划。”而仅仅才三个月，这支部队却就在岔头镇战斗中大显身手! 　　　　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这一马列主义的光辉思想，我从贺龙同志一些生活侧面和谈话片断，感觉他的体会是深切的。而且他本身就来自人民，又经过辛亥革命到南昌起义和创建湘鄂西苏区的大风大浪，无疑深知人民力量的伟大。这从他对干部，对人民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他对干部、群众那种平等相待的态度非常自然。而且他是那样叫他们乐于同他亲近。他的极为旺盛的精力，也足够他广泛地同人民群众和干部接触。 　　　　就象磁石一样，他每到一个单位，比如“战斗剧社”、“抗联”，贺龙同志总立刻为干部和革命群众所包围了。有时真是差点挤破他所在的屋子。而由于他的有问必答、知识广博、谈吐机智幽默，人们总是用不断的询问和要求淹没了他。结果呢，大家既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这是主要的，同时却也得到了愉快。我想，如果要说宣传，他应该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宣传家。因为正同毛主席反对“党八股”时所倡导的，他所用的是具体、生动的群众的语言、事例。而且他多么会刻划人物啊!要讲，这方面的事例可太多了。 　　　　由于不到二十岁就参加了同盟会的政治活动，组织发动过湘西起义，他对于旧社会的弊害和各色反面人物了解很深。因而，当他谈到这些历史垃圾的时候，轻则尖锐地加以讽刺，较突出的，则是无情的抨击。他对象湖南的旧官僚傅英这类人物的刻划，加深了不少年轻人对封建制度和官僚主义的憎恨。与此相反，他对一大批长征英雄和革命干部的赞扬、激赏，却又多么鼓舞人啊!关于这个，前面我已多少提到过了，但我忍不住还想罗嗦几句。 　　　　贺龙同志在赞扬那个扔下铁匠手艺不干，只身奔赴湘鄂西苏区的贺炳炎同志时，曾经谈到一个识别干部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要在最危险的关头去看：好的，一定坚决，一定不悲观动摇!”要说他所特别赏识的这位已故的同志的事迹，那太多了!他曾经面对强大的敌人，带领一个班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他曾经只身深入虎穴，胜利完成捕捉一名俘虏的重大任务，从而如实探索到敌人兵力的部署；而当时他正是苦战于冀中敌后大清河一带的领导同志之一。 　　　　但我现在却想起了另外一位同志的事例。特别因为这位同志就是冀中地区的干部，抗战开展后这才参加了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那是一二○师整顿和加强所有地方部队期间的事：一个支队叛变了!支队长叫柴恩波，曾在吴佩孚部下作过连长，煽动柴恩波叛变的是敌伪特务和一名托匪分子。由地方党派到这个支队去的政委同志，是柴的旧相识，因此，叛变前夕，柴用威胁利诱的卑鄙手段，逼迫对方同他一道叛变。最后，这位政治委员从身边掏出一枚手榴弹来，大义凛然地表示：柴如果真的要强迫他叛变，他们只好同归于尽!结果，这个反击竟生效了。而在讲完这一事件之后，贺龙同志忽然声调高亢起来，一再地赞叹道：“这个人够得上是个共产党员!值得表扬，——真值得表扬!……” 　　　　据我所知，一二○师不少骨干都曾经过长征，而且大多是长期革命战争中的“红小鬼”。他们的成长，主要是靠负责干部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革命传统进行教育。抗战时期，还分批送他们去中央学习一段时间。对于这类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贺龙同志大都知道他们的姓名、籍贯、性情和优缺点。而对待他们就象对待亲骨肉那样无拘无束。当然，对于抗战时期参加部队的年轻同志，他也非常关心，而且非常容易叫他们同他亲近。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以平等态度待人。这首先是革命的需要；但又多么不容易啊!而在贺龙同志却总表现得那么自然，好象是天性的流露。我记起了我跟他一道去看望一批从延安结束学习后回来的青年干部。凡是部队上派去学习的，他都熟识。“还记得吧？”他对其中一个说道：“叫你去放哨呢，你跑到老百姓家里睡觉!”于是问起对方的学习情况，特别是思想意识锻炼得怎样了。而对于新来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只需在问明籍贯、姓名后，加上句把考语：“啊，那吗又是一个山药蛋了!”或者：“这么说是个河南侉子!”就这样，对方很快就忘记了这和自己对话的是位首长，同他亲近起来。 　　　　贺龙同志是我们努力实践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的榜样。他不止同大家混熟悉就算了，临走之时，还充满关切地要他们开一张详细单子，看还需要些什么日常生活必需用品。随后又顺便到副官处走了一趟，叫把那些青年同志的菜金、暂时由每天六分加到一角，让他们在长途跋涉后的休整中好好滋补一下。而如果一些参加部队不久的青年同志发生了差错，他总是批评领导。我记得，有一次，我向他反映“鲁艺”个别同学惹起的麻烦时，就是这样。而且他早就知道了，还处理得比我希望的更好! 　　　　前面我曾提到一些在土地革命时代还是“红小鬼”的干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他对那些在晋西北和冀中参加部队的“小八路”的态度，这也许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类干部对党、对革命为什么那样忠贞不二，那样坚定。有一次，他病了，一个“小八路”给他送文件来。但那孩子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却还含愁地凝望着他，终于问道：“好了点么？”“好多了，也不发冷了，早上还吃了这么大一碗粥。”贺龙同志轻声回答，同时用手势比了比碗的大小。连我当时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眼睛也有点湿润，…… 　　　　还有一次，——但是这样联想下去，要写的太多了!还是谈谈另一个重要方面：贺龙同志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保卫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而贺龙同志正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做的!有次，在谈到加强地方政权建设某些薄弱环节的时候，他曾经愤恨不平地嚷道：“挖路拆城，老百姓起带头作用；报名参军，老百姓起带头作用；抬伤员、运粮食，也是老百姓起带头作用；老百姓本身的利益就很少管了!结果连合理负担也是老百姓起带头作用!”说到这里，他重重地击了一下炕几，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而不久这种状况就普遍得到了改进。 　　　　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偶尔发现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他也是极为不满的。有一次，我跟他到“抗联”去。在隐隐传来的大炮声中，一个老乡，跟着一架牛车，从我们正对面赶来了。走近一看，车上只装着一名友军和一架自行车，此外便再也没有值得用牛车载运的东西了!于是贺龙同志轻声问道：“同志，你有自行车，为什么还要坐老百姓的牛车？”回答是：“前边河解冻了。”他沉吟着望望几丈以外的明晃晃的河流，又问：“那么过了河呢？”尽管对方答应过了河就让牛车转来，但他并不放心，一面走，一面几次回头张望，直到老乡赶了牛车转来为止。 　　　　贺龙同志同老百姓那样容易混熟，我是能理解的，却很少见过。一次，我们从留楚镇出发时，已经半夜过三点了。又黑，又冷，是在积雪的映照中行军的，因而老是迷失道路。在黄甫村找到向导后，贺龙同志就和那位老乡并排着带头步行。同时问到当地的庄稼，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以及那位老乡本人的家境。而在知道对方业已婚配之后，他打趣道：“那就太对不住人了，同志!我们把你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拖出来。”这竟使得那位老乡也失声笑了。而他们之间的谈话也更亲切起来。 　　　　在一般谈话中，贺龙同志的语言虽然生动、活泼和机智幽默，但一接触到重大政治问题、原则问题时，却又非常严肃认真。而每当这样的时候，他说话的语调，甚至也缓慢了，好象他在衡量着他所说的每句话的份量。 　　　　在对我进行教育，与夫要我说服极少数想早点返回延安的“鲁艺”同学时，贺龙同志的态度就是很严正的。而在好些年后，我才稍稍懂得他很理解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创办“鲁艺”和鼓励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的深远意义。“同志，没有政治上的坚定，写不出好东西来的!”他加重语气说。“比如，高尔基、鲁迅，如果不是政治上坚定，不关心人类解放事业，会那样伟大吗？”他还批评过个别同志抱怨写不出东西来的错误思想：“一天就盘在炕上扯乱谈，不到群众中去，怎么会写得出东西？!”这些话，当然也是针对我说的，因为我也感觉经常都是战斗、转移，环境太不安定了，而且“作客”思想也相当严重。最后一九三九年夏就离开部队了。 　　　　由于我没有接受贺龙同志的说服、教育，匆匆离开了前线，川西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当一位区党委的负责同志领我一道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对我进行过批评。这个批评是尖锐的，但我深切感到的却是爱护、鼓励和真诚的关怀。这次批评，将同我跟随他在晋西北、主要是冀中敌后的生活，成为我此生中最珍贵的记忆!而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形象，他更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初稿 　　　　　　　　　　　　　　　　　　　　　　　同年十月修改定稿 　　 　　 　　　　①四川有句谚语：“蛇咬一口有药医，人咬一口没药医。”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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