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贺龙在我眼中，除了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他的另一个最高荣誉便是爱。我们也只能通过爱才能真正与他接近。 　　　　父亲的爱常是通过笑来表达，或无声地笑，或哈哈大笑，有时甚至一边笑一边用两个拇指轮替抹掉眼角笑出的泪。我们考试成绩好，他笑；我们打枪打的准，他笑；我们在运动会上拿到名次，他笑；我们游泳超过他，他也笑。他笑起来时，眉眼和嘴巴都成细细的月牙形，那种只属于父亲的慈爱之情便从“月牙”里一泄而出…… 　　　　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很深。 　　　　父亲特别喜欢女孩子留长发，梳辫子；他很懂辫子，三股辫，四股辫，脱三股，脱四股，因为清朝时老人们都梳过辫子。我和妹妹小时候都留长辫子，后来岁数大些了，我实在想剪头发，父亲不答应：“别剪，不要剪，女孩子留辫子好看。” 　　　　我又想剪头发，又怕父亲不高兴，决定和父亲开个玩笑，先试探试探父亲的反应。我把辫子折上去用带子一扎，从正面看不见辫子了。我从屋里出来，见父亲站在门外，双手叉腰笑。 　　　　“爸爸，我剪辫子了。” 　　　　“我看看你怎么剪的？”父亲走过来，不等我避开，那只大手已经探到我脑后，从发根往上一捋，辫子垂下来，一切都露馅子。 　　　　父亲笑得好开心，甜甜的，于是，我便不忍心剪头发了。我也曾试过把辫子拆开，扎成马尾巴。父亲仍然摇头。我说：“爸爸，我这么梳不好看吗？” 　　　　“哎，这么梳也挺好看啊，”父亲勉强说，“进步了。” 　　　　我知道父亲还是喜欢辫子。从此再不作剪辫子的打算。 　　　　父爱不只是对自己的子女，而是对着整个后一代。星期六，一个侄儿回来说，北京航空学院一位学生偷馒头吃，被抓住了，准备开批判会。父亲贺龙本是极憎恶偷盗，这次却不唱高调了，皱起眉说：“困难时期，他是饿的么，你告诉学校，不要批判了，还是孩子，下面教育几句就行，不要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那样不好。” 　　　　他的司机开车，和一辆马车相蹭，出了交通事故，被停止开车。他听到消息，马上散步到司机班看望司机，批评几句安尉几句鼓励几句。回家后对我们说：“人家出了事，正需要关心，我能不去吗？”再说了，我要不去看看，他以后还能开车吗？” 　　　　在怀仁常看话剧《青年一代》，我坐过道边，恰好刘少奇也坐过道边。剧中萧继业念母亲在狱中留下的遗书时，我发现少奇同志哭了，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泪。再看父亲，也在用拇指擦眼角。剧终散场，父亲对我们说：“老一代对你们青年一代，就一个愿望啊，接好革命班，把祖国建成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最能体现贺龙那种伟大父爱的故事还不是这些，那故事开始于解放之初，发生在四川重庆市，至今为许多知情者传诵着。 　　 　　　　一天，我们家的门口，摇摇晃晃走来个小脚老太太。她是土家族的打扮：头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厚厚的黑布，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衣，身边簇拥着四五个小孩子，身后还跟着一溜。面对卫兵的盘问，她表现出一般农村老太太所没有的从容和大度，不慌不忙说：“你去告诉贺龙，就说桑植一个姓钟的穷老太太看他来了，有事想求他。” 　　　　卫兵打量这位脸孔黧黑，饱经风霜的老太太，又打量那群衣衫褴楼，面呈饥困之色的孩子们，心里有了几分明白：“你们是贺老总家乡来的？” 　　　　“对头，你告诉他一声。” 　　　　“来这么多……孩子。”卫兵略一犹豫，还是向里面通报了。胜利后，共产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亲友找上门要求帮助和照顾。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讲过话，并且作出榜样，一律不能搞特殊…… 　　　　卫兵不及多想，里面已经传来声音：“快让他们进来！” 　　　　钟老太太领着孩子们走进院子，贺龙已经从屋里匆匆迎出来，喊一声：“二姐！” 　　　　母亲薛明跟在父亲贺龙身后，虽不认识这位老太太，但她知道贺龙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土家族，想必是有亲缘关系，便也跟着叫二姐。 　　　　不过，一下子发现这位二姐身边簇拥了那么一大群孩子，我的父亲母亲还是愣住了。 　　　　钟老太并不在意贺龙发怔，轻轻拍着孩子们的头：“跪下，跪下磕头，都给老爷爷磕头。” 　　　　呼喇喇，孩子们跪下一片，齐给贺龙磕头。 　　　　“这是怎么回事？”贺龙手足失措，”二姐，你也讲个明白嘛。” 　　　　钟老太太仍然对着孩子们讲话：“给老爷爷磕头，让他留下你们念书，给碗饭吃。” 　　　　孩子们一边磕头，一边学舌：“给老爷爷磕头，留下我们念书，给碗饭吃吧。” 　　　　用现在的话讲，这是先造成“既成事实”。 　　　　“起来起来，都快起来。这是怎么说的……”贺龙叫孩子们起来，眉毛微微一皱，显然不悦，“二姐，你该了解我贺龙是什么人。你们来看我，我欢迎。可是现在这样子就不合适……” 　　　　“我明白你们的章程，不能鸡呀猫地都跟着升天。”钟老太太指指孩子，“可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父兄，他们的爷娘都是跟你闹红牺牲了！” 　　　　贺龙身体一震，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些孩子。一张面孔一张面孔仔细地看过去，渐渐固定不动了，仿佛坠入亿念的沉思中，仿佛面对了一页用血写成的历史。谁要学会眼睛的语言，谁就可以从贺龙那双深邃似海的眼睛里听到湘鄂西的天风，洪湖水的浪涛，如雷激荡的呐喊。多少次揭竿而起，多少次挫折和失败，只要贺龙登高一呼，活着的父老乡亲便会揩去身上的血迹，重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前仆后继地战斗下去。为了今天这个胜利，贺龙牺牲了八十多位亲人…… 　　　　“贺兴亚、贺兴同、贺兴国、贺腾蚊、贺学雨、贺婉珍……”钟老太太指点孩子们叫名，然后又说一遍他们父兄爷娘的姓名。每个名字，都在贺龙的心中唤回经久不息的隆隆回响。他的眸子时而闪烁如燃烧的火，时而黯淡如悲痛的海。他下意识地伸手抚摸靠近自己的一名少年，从少年的眉眼和脸孔的轮廓追寻过去所熟悉所亲热的影像。钟老太太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回响： 　　　　“他叫贺兴洲。当年你败回来，从武汉到桑植，划船接你的就是他爹！后来跟着你闹革命了，马前马后一直到牺牲。他死了，他的伢儿连口饭都没得吃……”钟老太眼圈红了，轻轻摇着头，“今天胜利了，你，你可别忘了贺氏家族牺牲的上百口人哪！” 　　　　贺龙垂下眼帘，两道浓黑的眉有力地弯在眼棱上方，又仰头深吸一口气，忍住不让泪水流下来。是啊，家里牺牲的人太多，贺氏家族就上百口人。可问题就在于是家里人。如果是其他烈士子弟，也许要容易下决心…… 　　　　贺龙望住他的二姐，湿漉漉的沉静的瞳孔里，有一种不能描绘的复杂内容的存在，沙哑地说： 　　　　“为了今天的胜利，贺家牺牲上百人。可是，也不只是贺家，全国牺牲了两千万烈士……” 　　　　“我明白你要说的道理。”钟老太太虽然裹出一双小脚，头脑却早在“闹红”时就得到解放。她说：“桑植穷，你不是不知道。他们如果成人了，我也不会带来找你。可他们太小，都是孩子，没有独立，没人抚养啊。共产党留清名，也不能不念旧情，不问该不该……” 　　　　“二姐，”贺龙叫一声，显然又受一次震动。他望着钟老太太，抿抿嘴唇，点点头，目光忽然变得柔和平静，脸上甚至有了笑容。那是拿定主意后轻松的笑：“二姐在理。烈士后代，年龄太小，没人抚养，那就都是我的儿子了。” 　　　　贺龙顿了顿，转向薛明说：“这里有公有私，要管，但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就只好增加你的负担了。你看怎么样？” 　　　　薛明说：“有我，还有老聂呢。” 　　　　我们家里的管理员叫聂占新，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跟随贺龙。 　　　　“快给老爷爷磕头，谢谢老爷爷给一碗饭吃。”钟老太太那边一声招呼，十几个孩子又要跪倒。贺龙抱起这个扯那个，一连声说：“都是我的儿子，以后都是我的儿子了……” 　　　　可是，聂占新还有点不同想法。他既然负责管理这个家，就不能只算政治和感情帐，还要算经济帐。我们兄妹四个，一下子又增加了十多个孩子，只靠父母两人的工资，生活会太紧张。聂占新提议：“他们都是烈士子弟，在经济上可以由国家适当负担一下嘛。” 　　　　“你这个理不通。”父亲贺龙摇头。 　　　　“怎么不通？”聂占新坚持意见，“他们是烈士子弟。” 　　　　“烈士是为新中国献身，所以国家就应该负担。” 　　　　“他们都是贺氏后代，都是我的儿子，当然应该我负担。” 　　　　聂占新一时没话讲了。想一想，叹口气：“唉，反正我讲不过老总。留下人说他们是烈士子弟，抚养时又不论烈士子弟，论起贺氏家族了，这道理还能变啊？” 　　　　聂管理员肩负起这些烈士后代的责任。孩子们进了巴蜀小学、中学，那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们都住校。学费、伙食费、每月零花钱及换季衣物等一应杂事由管理员操心负责，贺龙和薛明工作之余也关心照顾一下。每到节日，孩子们都回到家来，贺龙必要开心地笑，边吸雪茄边说：“我的孩子都回来，两个桌子坐不下……” 　　　　确实坐不下，因为父亲贺龙的孩子还远不止这十几个。 　　 　　　　在一个星期天，贺炳炎将军来看望贺龙元帅。 　　　　虽然都是姓贺，贺炳炎与贺龙并非亲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又非常亲。因为贺炳炎将军曾给贺龙当过警卫员。 　　　　“老总啊，看你来了。”贺炳炎熟门熟院，自己就闯进屋，马上吃一惊：“哈，你这儿这么多孩子啊！” 　　　　“都是我的孩子。”父亲惬意地摸摸他那两道著名的黑胡子，眼睛和嘴又笑成了月牙形。 　　　　“够一个班了，哪里弄来这么多孩子？”贺炳炎开玩笑地朝薛明挤挤眼睛。 　　　　“桑植来的，”薛明说，“都是烈士子弟。” 　　　　贺龙便指点那些孩子们，说出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牺牲了的亲人。 　　　　贺炳炎到贺龙家历来很随便，从收音机到腌泡菜，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毕竟是当过警卫员，家里人一样。这次却忽然变得正经起来。 　　　　“多好的孩子们啊，都这么懂事有礼貌。”贺炳炎将军像唱赞歌一样夸奖，捏捏下巴，冲贺龙一笑：“老总，我们雷生可是跟你有缘份啊。” 　　　　前面讲过，贺炳炎的儿子是随着天上轰隆一声雷响脱离母体，所以取名叫雷生，贺龙的儿子是大雨中出生，所以曾取名而生；民间传说贺龙是水龙，家里的房子三次被国民党放火，三次天降大雨将火浇灭；许多老将军开玩笑说，贺炳炎跟随贺龙多年，沾了龙气，所以响雷生儿，这是一种缘份。 　　　　现在，贺炳炎看见贺龙家里一大群孩子，动了心思，便绕山绕水说：“我那个姜平年轻幼稚，教育孩子不行，说不出道理来。哎，薛明，还记得那年吗？” 　　　　“哪年呀？”薛明不知贺炳炎搞什么名堂。 　　　　“我跟着王震去大别山打仗。” 　　　　“怎么不记得，你让我关照姜平。” 　　　　“我把一家都交给你了，还有雷生，有什么困难就请你多照顾点。” 　　　　“那时困难，大家都困难。” 　　　　“可你还是尽心照顾了。”贺炳炎绕了圈，绕国主题，“薛明，这次还得麻烦你。” 　　　　“你又困难了？去哪儿打仗呀？” 　　　　“唉，你别逗我么。说正经的，你这儿这么多孩子，教育的又好。一个是养，十个也是养，让我的雷生也跟你们吧，跟着老帅我放心，小兄弟们也能建立起感情。” 　　　　薛明还没来得及开口，贺龙已经笑响一串，说：“好啊，来了就都是我的儿子。” 　　　　于是，贺炳炎将军也把儿子送来了。 　　　　于是，我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 　　　　聂管理员对我的母亲嘀咕：老总脑子里不想收入多少，养起养不起，就知道喜欢孩子，就是高兴。一个孩子要十五元生活费，再养几个就快揭不开锅了…… 　　 　　　　北京协和医院一间高干病房里，空气紧张，沉重又略带几分凄凉。 　　　　陈希云将军仰卧在病床上。雪白的墙壁、雪白的褥单、雪白的被子、雪白的枕头、还有医护人员身上雪白的大褂，他就像卧在雪天雪地一样抖个不止。他的脸孔就像行将凋谢的木兰花一样青白而泛灰，两只枯瘦竹节似的手在被子上抽搐着，干皱的皮肤下隐隐显露出缕缕青筋。谁能想像这就是当年驰骋疆场、气吞万里的红军将领？他的生命已近弥留之际。 　　　　但是，他不肯离去。顽强地坚持着。他的头发蓬乱，脸孔每过片刻便抖抖地偏侧一个方向，一双眼窝塌陷的已经变混浊的眼睛不甘心地瞧瞧这个又看看那个。他的喉结痉挛着，不住地倒气，又突然地使大劲抽动一下，用难以想象的努力完成一次呼吸。 　　　　周围的战友和同志瞧着这情景真有说不出的痛苦，纷纷俯下身，安慰着：“老陈，薛明同志马上就要赶到。你再坚持一下一要不然，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陈将军嘴唇一张一合，喉结抽动着像是吞咽什么东西，喉咙深处咯咯地响过几声，终于又完成一次呼吸。 　　　　外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有人说：“来了来了，薛明同志来了！” 　　　　薛明像一阵风似地走进来，气喘吁吁，像是刚爬过一座大山。她顾不上眼熟人们打招呼，迳直赶到陈希云病床旁，俯下身就呼唤：“陈部长，陈希云同志！” 　　　　陈希云是贺龙的老部下，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几十年，曾任八路军一二○军后勤部长，与薛明也很熟悉。 　　　　听到薛明的呼唤，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陈将军忽然“闪烁”了，大约就是人们常讲的“回光返照”吧？他那混浊暗谈下来的双眼重新放出富有生气的光辉，在一张即将熄灭的脸孔上闪烁不已。 　　　　“老陈，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薛明握住陈希云的手，她能感到陈希云也在努力抓她的手。 　　　　“我，心里有，有件事……思、考、好久……” 　　　　薛明点头，她听到一阵咯咯倒气声，接着又是顽强而痛苦的一次呼吸。 　　　　“只、有跟你……说。” 　　　　“知道。你说。” 　　　　“我家里，孩子多……五个……” 　　　　“你放心，老陈……” 　　　　“我挽回不了啦。放、放心不下……孩子。我的爱人，没什么……收入，养……不活啊。” 　　　　“老陈，放心，交我好了。” 　　　　“张，张子仪要了……两上。李贞……要走一个。全分出去……去了……” 　　　　泪水在陈将军眼角闪耀。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来去赤条条，临终不得不看骨肉拆开寄养的现实： 　　　　“老大，洪生，我的大儿子，想托付给你。你和老总，给碗……饭吃。能到你两位手下，把他，把他……” 　　　　薛明眼圈一红，泪水涌出。她忙起身，把那孩子拉过身边，一同站到陈希云面前：“陈部长，交给我和老总了！” 　　　　陈希云死死瞪住薛明和他的儿子陈洪生，嘴角忽然绽出一丝苦笑，那浅浅的笑纹渐渐凝固了…… 　　　　陈将军就在这苦笑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于是，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陈洪生。 　　　　我们家孩子成群，但相处得好，全是兄弟姐妹，热闹欢乐，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生活的气氛，吸引了不少的人。 　　　　当时，李井泉任四川省委书记，住在成都。他来重庆看望贺龙，见了这一大群孩子，感动不已。 　　　　李井泉曾任贺龙的政治秘书，很熟悉。当年在延安，在晋绥，他工作在父亲贺龙身边，孩子常住我们家，与我们兄弟姐妹很熟，整天玩在一起，亲兄妹一样，感情分不开。现在李井泉见了我们家里的气氛，不觉也动了念头。 　　　　“老总啊，我那孩子黎风，现在快成野孩子了。”李井泉先诉苦。 　　　　“有爹有娘的怎么会快成野孩子了？”父亲贺龙吸着雪茄烟，笑眯眯地问。 　　　　“唉，有跟没有差不多。你也知道，我忙得顾不上家，萧里也忙得顾不上家。她是一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得休息，又是开会又是谈话又是批文件，顾不上管孩子啊。”李井泉说到这里，开始转话头，“黎风可是想你，想鹏飞他们，有感情了，总想见你们。” 　　　　“那就带他们来看看嘛。” 　　　　“你看你这里多好”，李井泉指那一群孩子们，“这么多孩子在一起，互相作伴，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观念。把我们家黎风也送来，叫他跟着你吧。” 　　　　“你舍得吗？”母亲薛明插一句问。 　　　　“自小就跟你们熟，还有啥舍得舍不得，他来了还能学好。” 　　　　“那就送来吧，都是我的儿子。”贺龙仍是那么开心爽快，眼睛和嘴又笑成月牙形。 　　　　“好，我就等老总这句话，你养活这么一大群，也够紧的，我的孩子抚养费我掏。” 　　　　“看你说哪儿去了，谁要你的钱。”贺龙捏着雪茄将手一摆：“我还养得起！” 　　　　于是，上小学的李黎风也来到我家，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父亲贺龙接到中央调令，要进北京时，这一大群孩子成了问题。都带去北京显然不可能。户口、学校、吃住行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便。特别是桑植来的孩子，十来个，动静太大，影响也是多方面。 　　　　父亲母亲几次商量，最后决定，桑植贺氏家族的烈士子弟，只带贺兴洲一个，其余的孩子仍留重庆上学，每月由管理员给每个孩子邮寄十五元生活费。那时候多数市民的生活费每月也不过十元左右，十五元就生活得很好了。什么时候孩子结束学业，参加工作了，什么时候才停止寄生活费。 　　　　重庆留下的这群孩子，后来陆续参加工作，都很有出息。其中有个贺兴同也走了“笔耕”之路，我看过他写的文章。 　　　　陆续有孩子参加工作，也陆续有孩子来到我们家。在北京，在我家里生活的除我们兄妹四人外，还有李黎风，陈洪生、贺兴洲，并且这支队伍一直不停地扩大。 　　　　与贺氏家族这些烈士子女相似，母亲薛明家里也送来一个女孩子，叫薛怡秀。父母供她读书，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 　　　　一个女孩子被扶养成人民教师，又一个女孩子来到我家里，就是廖小理。那时，廖汉生在青海工作，女儿廖小理想在北京上学，廖汉生就带了女儿来看贺龙、薛明。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廖小理就该叫贺龙舅老爷。有这份亲情，说话便无须转变。 　　　　廖小理说：“爸，我要在北京上学。” 　　　　廖汉生把手挥一挥：“去吧去吧，你就在这儿住吧。” 　　　　经过就这么两句话，事情就这么定了。 　　　　母亲薛明笑着问：“小理呀，你住我这里，该叫我什么啊？” 　　　　廖小理回答又脆又甜：“我叫妈妈、妈妈！” 　　　　我和哥哥鹏飞便喊起来：“你叫什么妈妈？”鹏飞还指住自己的鼻子：“你还得叫我叔叔呢！” 　　　　我和哥哥不无道理。廖汉生是贺龙外甥女婿，自然和我和鹏飞同辈。但他现在的妻子白琳又是母亲薛明在延安时的同学，则我们又该叫她阿姨。所以母亲薛明表态了：“小理呀，我和你妈妈白琳是同学，从这条讲，你可以叫我妈妈。但你爸爸又是老总的外甥女婿，按舅老爷的关系，就该叫我舅姥姥。鹏飞那么说也不是没道理。现在解放了，不兴那么多讲究，你就叫我妈妈吧！” 　　　　就这样，我们家里又增加一个女儿廖小理。 　　　　廖小理叫薛明妈妈，一直叫到今天，比我还叫得甜。我有时叫妈，有时叫“老太大”，小理却一直叫“妈妈”，少一个“妈”字都不肯。 　　　　白琳与杨尚昆、杨白冰是兄妹，廖小理当着他们的面也仍然把薛明叫妈妈。 　　　　那天，杨白冰问小理：“你在哪儿工作？” 　　　　廖小理说：“财政部。” 　　　　杨白冰说：“你这个娃儿别调皮，我们还跟你要钱呢。” 　　　　廖小理逗乐说：“我妈妈可从来不跟我要钱。” 　　　　她说的妈妈就是指我的妈妈薛明。 　　　　贺龙的孩子们有不少上了大学。 　　　　陈洪生在大学里功课很好，他是学军工的，毕业后分配到五机部，成为一名工程师。 　　　　贺鹏飞、李黎风和我先后考入大学。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李井泉又来看望我的父亲贺龙，他指着考上大学的两个儿子说：“两个孩子都考到了北京，两个都要有个家才行啊。” 　　　　贺龙说：“这不就是他们的家吗。” 　　　　李井泉说：“我在四川，平时也照应不上，又得麻烦老总了。” 　　　　“我就喜欢孩子。”贺龙把手一挥，“我养了，不要你管。” 　　　　这样，父亲贺龙在重庆那边养了十来个孩子，在北京这边也养了十一个孩子。那时，元帅的工资在国内最高的，比党和国家的主席还要高。母亲薛明作为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行政九级，也不低。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可观。但我父母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得很仔细，很节俭。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多。 　　 　　　　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正如那时所标榜的，是“燎原之火”。这场火烧毁了许多真善美，父亲贺龙受尽迫害，含冤而逝。他的孩子们也被株连，受到不同程度的残酷迫害。最令人难过的是李明清，他被“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给活活打死了。 　　　　记得“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曾围攻我们家，白天黑夜不散，坚持要冲进家来搜捕李明清。正当卫兵阻拦不住时，贺龙出现了。他像半截铁塔似地往门口一站，刚才还气势汹汹大吵大叫的红卫兵立刻老实许多，有的发怔，有的想往回缩。 　　　　“不要乱，怕什么？”几个头头喊叫着稳住阵脚，色厉内荏地冲着贺龙吼：”贺龙，我们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勒令你立刻交出李明清！” 　　　　“你们想干什么？”父亲冷冷问。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的狗急子，我们要把他揪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这是你们说的？”父亲嘴角流出一丝讥嘲。 　　　　“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说的！” 　　　　“你们说了，我还没说呢。”父亲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说，“我告诉你们，李井泉同志是革命的老干部，好干部！李明清是革命的好青年，红孩子！” 　　　　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轰地乱了： 　　　　“李井泉是黑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现行反革命！” 　　　　“贺龙对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 　　　　“造反派”们乱纷纷朝院门拥来：“交出李明清！”“坚决把李明清打翻在地，斗倒斗臭！” 　　　　“不许进我的门！”父亲突然吼出一声，那是过去在战场上才会有的巨声，震得那些造反派发愣，僵在原地不再动。 　　　　“一个人也不许放进来。”父亲向卫兵下令，“我看他们哪个敢进！” 　　　　这些狂热的大轰大嗡的“造反派”被这位声震中华、名响历史的元帅镇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这片刻的犹豫，贺龙已经点燃一支雪茄烟，缓缓吸一口，然后将捏着的雪茄烟朝造反派们一指：“你们听着，我不但不许你们进我的家来搜人，而且要求你们把李明清好好地给我送回来。你们跟我要人，我还跟你们要人呢！如果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不但我要跟你们算帐，历史也绝饶不过你们！”说罢，父亲贺龙甩下那群呆若木鸡的造反派们，旁若无人地走进院门，回屋休息了。 　　　　父亲命令那些造反派送回李明清，警告他们不许碰李明清是因为李明清并不在家，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他为李明清担心忧虑，他要保护他的孩子李明清。 　　　　但是，那一场浩劫，特别是有林彪、江青那样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疯狂迫害，贺龙终于没有能保护住李明清，并且自己也被囚禁，受尽折磨，终于被迫害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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