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曾参加编写有关父亲贺龙作战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的著作《贺龙用兵》，因为元帅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想谈谈父亲贺龙的衣食住行，因为元帅的衣食住行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出发对一位元帅进行文化的评价，也有助于了解他的性格。 　　　　父亲贺龙，对穿衣有研究也有讲究，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常是“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这与他们的家世不无关系。 　　　　贺龙的祖父是个“驰怒马，挽强己意气氵光氵光，力屈等夷”的武秀才；他的父亲却又是“心秀手巧，善于刀剪针线”的裁缝。贺龙自幼喜舞先人用过的宝剑大刀，同时又随父亲学得心秀手巧，梆得一手好针线。听父亲母亲“斗嘴”，知道一点他们当年恋爱的罗曼史。父亲向母亲表示爱慕之意时，母亲曾犹豫“缺少共同点”。父亲马上反驳，并说出五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裁缝”。 　　　　贺龙说：“还有共同点。你姓王，你父亲叫王锦发。我母亲也姓王，叫王金始。” 　　　　“你怎么知道的啊？”薛明惊讶地叫起来，目光在贺龙身上稍触即离。 　　　　“哈哈，”贺龙得意地笑了。“没说错吧？你母亲是做衣服的，我父亲是裁缝。对不对？” 　　　　“这算什么共同点？”薛明小声嘀咕。 　　　　“可以共同研究衣服啊，我们还可以比一比缝纫嘛。” 　　　　父亲和母亲这一生没少以缝纫为“共同语言”，至少我是见过他们比赛缝纫的，就是用嘴比，动嘴不动手地从量体、选料、剪裁一直比到缝纫、镇边，互相炫耀自己“做”出的那件可意会不可眼见的成衣。当然，最终总是比成平局，谁也不服谁。 　　　　父亲贺龙对穿衣的讲究，与他投身戎伍后，注重军容风纪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说：古人打仗还讲军威，讲个衣甲鲜明呢！在我有记忆中，父亲每做一件衣服，必要立到穿衣镜前，做几个姿势，马上能指出服装的不足，有时叫裁缝改，著改得不合意便也曾自己动手，这里裁瘦，那里加肥，必须穿出去挺挺抖抖，威武雄壮不可。 　　　　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罗坤山将军回忆说：“贺老总经常批评我们邋遢。怎么不邋遢？那时的军装就是缝起来能穿就行，我们又不像他会自己改改。他有两个斜插兜，我们没有。” 　　　　当时，一般军官服有四个大贴兜，里面装点东西便显得鼓鼓囊囊。唯有父亲贺龙，军装要经自己重新设计改制，在保留制服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设制两个斜插兜，隐蔽于贴兜之下。不显山不显水地装些东西。其实这与他惊险的斗争生活有关。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有两只隐蔽的斜插兜，在某种特定的危急场合，如果敌人以为他四个兜都空了，松口气时，他很可能种不及防地从斜插兜里掏出小手枪，转危为安。 　　　　他只为政委关向应设制过同样的斜插兜。 　　　　贺龙对衣装的讲究，给他那一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成为共和国元帅后，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都曾注意向他“看齐”：休息时和他穿一样的甲克衫，一样的裤子，手持一样的拐杖，曾留下许多“三帅一体”的宝贵照片。 　　　　但是，贺龙讲究衣装合体，样式美观，绝不讲究华丽名贵；讲究整洁干净，决不允许奢侈浪费。抗战时，父亲穿一件缴获敌人的皮大衣，建国后，干干净净传给了我的哥哥贺鹏飞；后来，哥哥又把大衣干干净净传给了我；再后来，我又干干净净将这件仔细缝过不少补丁的皮大衣传给了妹妹贺又明。又明穿着这件皮大衣到延安，到上丹县去插队。返京时，妹妹将皮大衣干干净净地送给了陕北乡亲。妹妹说：“当年我父亲就是在陕北穿上这件大衣，现在就让这件大衣永远地留在陕北作个纪念吧。” 　　　　父亲注意自己的衣装，也注意部下的衣装。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我们见老总时，都得注意一下衣装，他那时就讲卫生，说讲卫生是讲文明，谁衣装不整不卫生，肯定要挨批。” 　　　　大军入川时，许多干部不喜欢川剧；过去没听过，现在乍一听接受不了。说“听川剧得少活半年”，看见就想跑。贺龙严肃地批评干部们，是在会上批评：“大军入川，你们看不看川剧，是检验你们能不能在四川人民中间扎根的重要标志，也是看你们能不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关系如何的一个标志。” 　　　　这一讲，干部再看川剧便不逃跑了，渐渐地，接受了川剧，喜爱了川剧。 　　　　有次看川剧，大家都鼓了掌，唯独贺龙没有鼓掌。演出结束后，贺龙接见剧团领导和演员们，将他们戏装的衣领、袖口及袜子分别指点出来：“太脏，你们太脏了。你们在台上，战士们在台下，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们，你们演再好，脏了就不可爱了。演戏要讲穿‘三白’：领口、袖口、袜子白。台下的人不讲卫生不行，台上的人不讲卫生更不行……”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有次打胜仗，他穿上一件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贺龙见了，手一指：“脱下来，送延安去。” 　　　　廖汉生说：“老总骂我邋遢，我们打仗缴获了好衣服，刚想精神两天不再邋遢，身上还没穿热呢就要送延安。” 　　　　贺龙说：“你这脑壳要敲敲呢，要把延安把中央放第一位。你不要邋遢延安就要邋遢？再说，干净就好，谁告你非要穿呢子大衣不可？” 　　　　在那物质匮乏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父亲既保持着艰苦朴素又决不肯邋遢自己，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卫生，讲究精神风貌，领导着穿衣的“新潮流”。他常说：我父亲会裁缝，我也会裁缝，这个优势别人比不了。所以，建国后，军装的设计样式，每次他都能提出具体意见，讲出内行话。他的意见也总是极受重视。 　　　　不过，他在穿衣上也曾“赶潮流”，学过别人。这就是学周恩来总理。 　　　　记得有一年冬天，贺龙不肯穿薛明为他准备好的毛裤，发现新大陆似地问：“你看总理的风度好不好？精神不精神？” 　　　　“那还用问。” 　　　　“总理就不穿毛裤，大冬天也只穿两条裤子。我跟总理学，毛裤不穿了。” 　　　　我们几个孩子插话：“大冬天不穿毛裤怎么行，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总理不穿毛裤，又特别能熬夜，那是会一种气功。” 　　　　“没关系，我跟总理学学试试。”父亲从此也不肯穿毛拆了。 　　　　父亲在参加革命前，喜欢穿蓝底云字花的衣服，北伐前留下过这样的照片。红军时喜欢军装要合体平展，建国后，条件好了，“讲究”也更多了。比如：灰衣服是白天穿，黑衣服是晚上活动时穿。他喜欢钓鱼，钓鱼时必要穿卡其布衣服网球鞋或米色裤，鹿皮夹克，戴一顶巴拿马礼帽。现在仍保留一些这样的照片。 　　　　他很重视外事活动时的衣装，说仪表风度代表着国家的精神面貌。有次外事活动需要带夫人，他就说：“晓明，你帮你妈穿衣服去，平时穿邋遢不要紧，外事活动要打扮好。”我帮母亲打扮一番，请父亲“验收”。父亲盯住母亲，深情地打量打量，点头说：“一鸣惊人。”于是，母亲红着脸笑了。 　　　　和穿衣一样，父亲对吃也很“讲究”，许多老人都说他是“美食家”。他这个美食家首先表现在不挑食，什么都能吃，会吃，爱吃；敢吃异味，敢品新味；能吃出花样，吃出名堂。 　　　　有一种菜叫鱼腥草，土话叫摘耳根，父亲很爱吃。我闻着有异味，本是唯恐避之不及，见父亲吃那么香，便生出疑惑，莫非和臭豆腐一样闻着奥吃着香？ 　　　　“我也吃一吃！”我下了决心，夹一筷子入口，忽然嘴巴一咧，那股又似鱼腥更似铁锈腥的异味顺上颚直冲脑门，胃一上翻，就要吐。 　　　　“吃掉，”父亲严厉地一声，“不许浪费！” 　　　　我屏住气，把嘴里那一小口鱼腥草咽下去，难受得就像吞了只苍蝇。 　　　　“我的妈呀，还有比这更难吃的？”我又漱口又大喘气，不可理解地问父亲，“你怎么能吃这股味？” 　　　　“你不会享受。”父亲用筷子指点我，“没吃过的东西吃到了，这就是一种享受。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咬一口，咬一口就知道甜不甜。多数人喜欢吃甜，一吃就接受了。可是苦味、辣味、腥味就不那么容易接受。越不容易接受的滋味一旦接受了就越持久，吃惯了就上瘤了，战士们一吃一脸盆呢。这也跟看戏一样。大军入川，看不惯川剧，一听说想跑，说那声音听一次叫人少活半年。听进去了，就上瘤，听流行歌不会有听川剧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文化艺术享受呢，享受不了才可惜哩！”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道理这种原因吧，父亲是南方人，却喜欢吃小米饭、山药蛋；母亲是北方人，偏爱吃大米饭、新鲜鱼。 　　　　当年贺龙率部进军西南，许多山西干部不愿入川留川工作，思想工作不好做。贺龙听了汇报，把手一摆：“什么思想工作不好做？”两句话的事，遇上秀才就越搞越复杂。” 　　　　在干部大会上，贺龙也不要麦克风，在台上两腿一叉，大声说：“我们南方干部到你们北方来吃了八年小米，抗了八年战，现在我带你们北方干部到南方去吃几年大米还不行呀？还要再做多少思想工作？” 　　　　就这么两句话，问题全解决了。 　　　　父亲把大米叫“大米子”、小米叫“小米子”，叫得很亲切。他那湖南腔，搞不好还会听成“大妹子”“小妹子”。 　　　　父亲说：“大米子越嚼越甜，小米子越嚼越香。” 　　　　父亲不但爱吃小米饭，还爱喝棒子面糊糊，长时间不喝就会馋这一口糊糊。也爱吃杂面条，面疙瘩汤之类，都是晋西北的特色。我的母亲薛明祖籍是山西，对棒子面糊糊、面疙瘩汤之类当然也熟悉。老俩口虽然无需下厨房做饭，但像比缝纫一样，也经常比做饭手艺。那也是口头上比。贺龙滔滔不绝地讲一番拌面疙瘩汤，熬玉面糊糊或是蒸小米饭的手艺，薛明便挖苦他：“别听你爸爸吹牛，他整天开会打仗，都是警卫员帮他熬碗糊糊喝，他要熬准得熬糊了。” 　　　　我插一句：“爸爸也不学炒几样大菜，那才叫手艺，学熬糊糊算什么手艺，拿得出手吗？” 　　　　父亲摊开两手，做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有啥办法，你妈那个山西就是个穷地儿，只能喝上棒子面糊糊。” 　　　　母亲马上反唇相讥：“别提你们湖南那个穷，种个西瓜长得不比山药蛋大，放到菜缸里还晃里晃荡响。” 　　　　在我们的哄笑声中，父亲常常跟母亲挑战：“说你山西人你就真山西人了？你是天津长大，在山西还不如我呆的时间长，喝糊糊你也不如我呀。” 　　　　“我不如你？”母亲毫不示弱，“我跟你比喝糊糊。” 　　　　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哄闹着要看父母比试喝糊糊，他们还真地比试两次。熬了糊糊，用大海碗盛了，一边吹气一边丝丝噜噜转着碗圈喝，“山西人”喝糊糊真是一种艺术，那丝丝噜噜的声音就很撩拨人的食欲。比赛结果，还是母亲先喝完了。笑声里，全家人享受到一种开心的天伦之乐。 　　　　其实，作为湖南人，父亲贺龙真正爱吃的还是家乡饭。他常常带着神往之情，给我们讲家乡的糍粑的馨香；还有一种油粑粑。父亲说：“摆个小油钢，把粘粘的米面放到勺里，勺子沉入油锅。油就翻腾出花来，熟了就拿出勺，一个扣一个油粑粑，里面要是包了馅就更上讲究了……” 　　　　父亲还爱吃一种家乡饭就是：“和渣”。那是将豆渣和蔬菜炒出来的，很好吃，又有营养。还有湖南腊肉，父亲更爱吃。他说：“咱家乡那里，都有一个土坑，冬天烧炭，土炕上支个木架子，杀了猪就挂上去，用烟火熏，油滴下来，火苗在炭里跳，有的甚至熏一年，那腊肉就别提有多香了……” 　　　　父亲贺龙投身革命后，不断探索革命的真理和革命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在不断吃着过去闻所未闻的“食物”，甚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不得不像祖先神农尝百草一样去吃各种野草；他打遍全中国也吃遍全中国各地的“风味”。父亲曾讲过很深刻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能吃家乡饭，吃不得其他新东西，那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在父亲眼中：“江青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是在广州，有年春节，陶铸请客。吃到半截，江青忽然退席了。 　　　　我正纳闷为什么？服务员端上来了蛇羹。原来是上这道菜之前。先通知江青一声，她临时退席躲避蛇。父亲笑着说：“江青没出息，见不得这东西。” 　　　　吃过蛇羹，江青才重新回到席上来。 　　　　父亲也曾几次请毛主席吃饭。他总是把毛主席叫毛大帅，在延安就这么叫：“薛明，晚上请毛大帅来吃饭，多留些辣椒。”父新贺龙亲自钓来鱼，说湖南人爱吃辣椒和鲜鱼，远离家乡请客要请家乡饭。偶尔搞到一点腊肉，或者给毛主席送去，或者请毛主席一道来吃。 　　　　吃饭时，母亲薛明替毛主席夹鱼，往出弄刺。毛主席边吃边说：“在外吃上一顿家乡饭，真是一种享受啊！” 　　　　父亲见毛主席吃得香，便用拇指抹抹胡子，开心说意地将眉眼和嘴巴都笑成了月牙形。 　　　　父亲不喝酒，从我记事起他就不喝酒。据说他年轻时酒量不小，能喝一斤。岁数大和身体的原因，不喝了。他是个很有节制的人。 　　　　我曾问父亲：“喝一斤你不醉呀？” 　　　　父亲带着神秘的笑容说：“这里有名堂。喝酒前先吃两口黄油，酒量就增大不小。空肚子喝才容易醉。” 　　　　父亲也有开酒戒的时候。周总理访问缅甸，在昆明停留时，吃饭大家都向总理敬酒。父亲怕总理喝太多，便挺身挡上前，把敬来的酒全喝掉了。到这时我才相信，父亲虽然平时不喝酒，但他确实有酒量。 　　　　父亲讲究吃，对炊事员自然挑选严。建国后，贺龙选炊事员，叫警卫参谋王金水到食堂去看看。一看卫生，二看饭菜做的好不好？香不香？王金水看过之后，选中了朱庆康师傅。刚解放，阶级斗争还很激烈，政治审查必不可少。这一审就审出了问题，说朱师傅有许多亲戚去过缅甸、泰国。王金水便如实向贺龙汇报：“就数朱庆康饮菜做得好，做得香，也就数他社会关系复杂……” 　　　　父亲贺龙把手一摆：“我就不相信他老朱那么复杂呀，他就敢在饭里下毒毒死我？我就不信我和他老朱建不起感情来！” 　　　　就凭这两句话，王金水就去调来了朱庆康师傅。朱师傅来后，与父亲贺龙建起了深厚感情，就像一家人那么亲。他天天动脑子将饭菜换着花样上。贺龙始终保持了那种追求新鲜，愿意吃没有吃过的东西，朱师傅便也注意猎奇猎新。如去上海，他听人说一道菜叫“烤冰淇淋”。现在这算不得新鲜了，许多人都知道，在50年代却是很少听说。朱师傅很聪明，去看一遍就学会了，并且举一反三烤出许多花样。他将冰淇淋夹在蛋清之间，烤出来外焦里冰，又烫又凉。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烤香蕉、苹果之类，父亲吃着新鲜很高兴。 　　　　后来，父亲有了糖尿病，吃饭不再像过去只是求新猎奇，而是在医疗方面越来越讲究。朱师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付出许多心血。每次做饭，他都要计算，一棵菜热量是多少，一个猪蹄儿热量又是多少，既要保证营养，又不能热量过多。 　　　　这时，饭桌上常有父亲的“专菜”，一般就是一碟青菜。那依据毛泽东的四句话：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心胸开阔，坚持走路。父亲称这四句话毛主席第一个是为体育系统写的，印成小册子，体委的人都看。 　　　　我们做子女的都可怜基本吃素的父亲，他整天馋，越馋越不能吃。过去他所喜爱的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由于糖尿病忌食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而不得不恋而远之。更何况有母亲的严格监督。冬天烤红薯，他馋得受不住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求我们，“给点，给我吃一点吧。” 　　　　“不能吃，”母亲拦住，一红薯含糖量很高，你还要不要本钱了？” 　　　　母亲说的“本钱”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和哥哥没有那么坚决，只觉父亲太可怜，就帮他打掩护，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偷一个红薯给父亲。父亲拿到鼻子下深深地唤着，呵一声道：“真香哪！” 　　　　有我们打掩护，他不着急，慢慢咬，细细嚼，充分地享受着红薯的香味。但他很自觉很有节制，吃半个就停下来，喃喃着：“知足者长乐，再吃就对不起你妈妈的一片心意了。” 　　　　唉，谁能料到呢，“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父亲贺龙蒙冤入狱，一切有益于身体的蔬菜都吃不到了。从糍粑、和渣、腊肉到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都只能在母亲的卿天中出现；在院子里发现一棵野草，都珍贵地挖回来，细细地有滋有味地吃掉。在他去世前，听到连队杀猪的叫声，他曾想吃一口猪耳朵，被粗野地拒绝了，花钱买也不能，甚至连饮水都保证不了，共和国的一个元帅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贺龙戎马一生，过惯了军旅的集体生活。所以，我们自小便听惯父亲的一句话：“住集体，过集体生活去。”所以，我们上学都是住校过集体生活。 　　　　贺龙作为共和国的元帅，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军营，但那种喜欢凑群的习惯从来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几个老帅住得很集中，活动也在一起，没有任何大墙的感觉，有时吃饭都是“公社化”，饭后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电影，下部队统一行动，很有集体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亲贺龙常住广州，广州田园有三栋房了，贺帅与叶帅、聂帅各住一栋，三栋房之间是草坪，三家人随便往来，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警卫营战士天天在草坪上练刺杀，三位元帅每天也必要来草坪上观看，手痒时便各抓一条木枪来做几下示范，父亲对这种生活非常喜爱，真有些“乐不思京”。 　　　　不过，父亲的“集体生活”也是有选择的。比如江青，她在广州住小岛。从我们住的留园到小岛要走过一道大堤。父母特意指着一栋小楼告诫我们：“这个楼你们不准进。”我很好奇，越不准进就越想进，找个机会就溜进去了。于是，我见到了江青。她穿一套西服裙，披一件不抻袖子的西装。当时，“八路阿姨”们都是穿长裤，只有这个阿姨穿裙子，还养了一只小猴子，很小，能托在手里喂香蕉。回来我悄悄对母亲说：“妈，我进那栋楼了，有个阿姨很漂亮，穿裙子呢，高跟鞋前面后面都缺一块……”“她是江青，”母亲对我说：“她穿的那叫凉鞋，以后你不要去那里……” 　　　　这种“住集体”的生活毕竟有限，多数时间还是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时贺龙住在东交民巷，他住的房间与众都不同，只像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主席。 　　　　生活中，父亲毛泽东总是叫作毛大帅，确实是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 　　　　贺龙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参观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当年我什听父亲讲时，却是有着极大的新鲜感。他也是将床的一半放了书，当然没有毛主席床上的书多，可也摆满半张床，有马列著作、毛选，有大量历史书籍，还有许多武侠小说。 　　　　我们曾不解地问：“爸爸，床弄成这样还能睡觉吗？” 　　　　父亲笑着说：“毛大帅床上的书可比我这点多多了。躺床上，随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觉前总有些零散时间么，拿来看看书，看困了就睡，总比没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次父亲回家，带着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动神情说：“嘿，毛大帅的厕所太高级了，真叫人佩服！” 　　　　我们自然又跟着新鲜：“厕所还能怎么高级？” 　　　　父亲说：“里面全是书！” 　　　　“啊？”我们都惊讶。厕所里怎么会全是书？ 　　　　“毛大帅厕所里摆着书架，上面全是书。”父亲解释。“坐马桶，想看什么书，伸手就可以抽出来看。毛大帅知识那么渊博，上厕所也不忘学习呢。你们都要学习毛大帅这种学习精神。” 　　　　贺龙没有在厕所里摆书架，但每次解手，总要带书进厕所带书出厕所，坐在马桶上必要看书看报。有时他也看小人书，并且看得很入迷。我们笑他像小孩，他认真说：“看小人书怎么了？毛大帅也爱看小人书呢。那么多故事和人物，一张画，两行字全概括了，那才不简单呢。” 　　　　有一天，父亲一回家就喊：“晓明，给你看样东西。” 　　　　我跑去一看，高兴地叫起来，那是一张海绵垫。那时土包子，没见过也不懂什么海绵垫，只是看着新鲜，黄灿灿地诱人，便高兴地叫起来：“这是什么呀？哟，这么软和，太高级了，一握就没了，一松就这么大……” 　　　　“这叫海绵垫。”父亲两眼笑成月牙形，“是总理送的，就给你当褥子吧。” 　　　　这么高级的东西，可真不舍得当褥子，不当褥子又能干什么用？还得往床上铺。这一铺，问题发生了。这块海锦垫子比单人床宽又比双人床窄，加宽垫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绵垫剪窄了也是决舍不得的。于是，父亲拿了大主意：“嘿，这还不简单吗？就照这块垫子做张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这次父亲是看褥子配床。这块海绵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时，林彪曾指示把抄来的东西搞个展览，让群众看看贺龙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单送到林彪那里，他又下令不办展览了。抄家的报告也说“不办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亲收养十几名烈士子弟，家里生活是随便而俭朴的。记得国家最后一次卖公债，父亲说：“我买三千。”工作人员笑了，问：“老总，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吗？”父亲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员说“全买了也不够三千。” 　　　　如果给父亲办抄家展览，等于宣传贺龙生活的艰苦朴素。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列清单要求归还抄走的私人财产，第一项就提出那块海绵垫。虽然海绵垫早已不算什么了，但这块海绵垫是周总理送的，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现在，这块海绵垫已经传到我儿子手中，就铺在他的床上。 　　 　　　　谈到贺龙的“行”，他走路有个“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发现，他走在胡同或走廓里时，从不走中间，总是靠近一侧，时不时地要用手敲敲墙。 　　　　“爸爸，你敲什么呢？”我曾好奇地问。 　　　　“噢，习惯了。”父亲笑了，他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过去斗争严酷，怕有夹壁墙，走哪儿都敲敲，防备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贺龙一生，走遍天下，离不开马和汽车，“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在交给中央的检查里说：“我过去喜欢马，现在喜欢汽车，喜欢一个快。” 　　　　这一切都不难向历史寻找原因。贺龙少年时曾以赶马帮谋生路，对马的喜爱便容易理解。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是马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通人性”。 　　　　贺龙一生千次万次谈论马。谈得最动感情的一次是长征走到“东布子”、“西布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打一恶仗，然后就可以向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了。 　　　　营地静悄悄，战士们喝过野菜汤便躺下闭了眼。全军吃野菜，打恶仗，行万里路，体质恶劣到极点，必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贺龙骑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枣红马，到各部队检查一圈回来，钻进帐篷，朝行军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据跟随他的警卫员唐云清老人回忆，贺龙那一段瘦得厉害，脸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张脸。他并没入睡，闭目养神一段，小声问：“小鬼，听到部队有什么思想活动吗？” 　　　　“要打仗，司务长动员杀马，谁也舍不得杀。”唐云清又叹口气：“唉，老总说马通人性，一点不假。长征一路，跟战友一样，怎么能杀呢？哭了好几个，都说宁愿饿着肚子打仗。” 　　　　沉默片刻，贺龙悠缓地说：“我们红军是最懂得情谊，最讲情义的。这些马都是跟着我们从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中一同冲杀出来的，谁能忍心杀？我那匹枣红马也是五次要杀，五次没有杀，人勒紧裤带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 　　　　“马不能杀。”唐云清望住贺龙说，“过雪山，过草地，单是咱这匹枣红马就救过五十多个战士，马背上驮着，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过来了，我计算过。” 　　　　“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贺龙的两眼稍闪开一条缝，马上又合拢了。声音有些喑哑：“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 　　　　然而，当唐云清一觉醒来时，贺龙不见了，枣红马也不见了。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碗里有了肉。唐云清意识到什么，飞跑着去寻找贺龙。在一块山岩后，他墓地立住了脚，半晌作声不得。 　　　　贺龙背靠山岩坐在那里，马鞭捧在怀里，大颗大颗的珠泪从脸上滚落，点点滴在马鞭上。 　　　　“老总——！” 　　　　唐云清叫了一声，扑过去，抓住贺龙的两手摇着，再说不出一句话。他也哭了。 　　　　过了很久，贺龙鼻音喃喃地叹出一声：“唉，饿着肚子打恶仗，会多死多少战士？战士战马不可皆得啊……” 　　　　曾经跟随贺龙打天下的老人们都说，贺老总爱马如命。只有为革命，他才会不惜牺牲生命，不惜牺牲马。 　　　　进城后，父亲贺龙弃马坐车。因为城里是不允许你骑马乱跑的。他开始是坐美国吉普，后改坐一辆青绿色的“别尔克”牌轿车。保卫部门多次劝他，说土匪多。不要坐车乱跑。他总是笑着把手一摆：“我骑马不怕土匪，坐车还会怕土匪了？” 　　　　1954年贺龙调北京，组织上为他配一辆吉姆车。吉姆车底盘软，他不喜欢，只喜欢吉普车。外出打猎都要坐嘎斯六九。 　　　　从进城到“文化大革命”，父亲的专车改换几次，从美国吉普换成“别尔克”，换成“吉姆”，换成“吉斯”，又换成国产的“红旗”车，始终不曾改换的是他坐快车的习惯。记得每次坐车，他总要说一声：“开快点。”如果司机开太慢，他就认真问一声： 　　　　“你吃饭了没有？吃了为啥开不动车？” 　　　　父亲喜欢一个快，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为了快，他很喜欢坐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许多人劝贺龙：“要坐飞机就坐男飞行员的飞机，女飞行员应变能力差，体质不如男飞行员，意志也不比男飞行员……” 　　　　贺龙把手一摆：“你们这样说，那我就偏要坐女飞行员的飞机，我就不信那一套。” 　　　　以后，父亲贺龙就喜欢坐女飞行员的飞机。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一个女孩子上天开飞机，要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要说危险，人家不危险吗？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飞行员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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