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风暴　浩气永存 　　 　　 　　—— 缅怀父亲黄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经历 　　 　　罗江南 　　 　　三月的江南，正值雨季；小雨戚戚沥沥下个不停，天空显得格外的凝重、阴沉。23日，我利用周末及两天休假从深圳回到了“英雄城”南昌……当列车快要驶进南昌车站时，列车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雄壮的乐曲，广播员开始介绍起南昌“八一起义”的光辉历史…… 　　我这次回南昌有两件大事要办，一是祭扫父亲的亡灵，二是为英年早逝的二哥迁坟。 　　根据父亲生前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于1986年埋葬在南昌“八一起义”贺龙指挥部旧址…… 　　 　　父亲黄霖，原名罗永正，字直方，1904年5月18日生于四川省新都县。1923年于成都联合中学毕业，1924年春考入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1925年毕业后曾在川军杨森部队任排长、上尉副官。为救国救民，他于1926年底脱离川军，只身赴武汉投奔北伐军，在国民革命第四军政治部任宣传员；1927年7月经共产党员刘力劳引荐给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军长，任第二十军特务营第一连连长，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亲身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部的警卫任务，并投入攻占敌第三军军部的战斗。起义后，他随军南下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长汀、上杭、大埔等地至广东潮汕地区，几经奋战，奋不顾身。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利后，父亲被党派往海南岛等地做兵运工作。 　　在革命低潮中，父亲毫不动摇，坚持斗争。1928年，他返回四川老家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新都城区区委书记。1930年至1933年10月，他在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法南区反日救国义勇军总指挥，中共上海中国公学党团书记和中国公学抗日救国学生会主席、中共上海大学联党团书记、法南区指导委员会书记、沪中区区委书记，上海远东反战大会警备委员长、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1933年10月被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他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了狱中的政治文化学习和对敌斗争，坚贞不屈，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七?；七”事变后，父亲于1937年8月经党中央营救出狱，担任“出狱同志大队”副队长。10月到达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机关总务处处长、马列主义学院研究室支部书记、中央秘书处材料科科长、鲁迅艺术学院院务处处长、中央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党校第七支部委员。 　　1945年10月，父亲被党派往东北开辟根据地，历任中共长春市委委员、东荣区区委书记，中共吉南地委委员、桦南工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桦甸县委书记，省党刊编辑、省委副秘书长。 　　1949年3月南下；同年5月，父亲被派到江西工作，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南昌市委书记兼南昌警备司令部政委。1952年12月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省委常委、省人委交通办公室主任、省委交通工作部部长；江西省副省长，兼省文教办公室主任、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文革”十年内乱期间，父亲遭受到残酷迫害，被诬以“叛徒”遭监禁关押，并使全家受到诛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得到了彻底平反；1982年经中央批准调北京安置，由中央组织部供养。1985年10月13日，父亲因心肌梗塞，不幸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1岁…… 　　 　　父亲与南昌有不解之缘。南昌不仅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也是解放后他长期工作和战斗的地方。我之所以叫“江南”，也是因为我出生在南昌，取“江西南昌”之义。可想而知，父亲对南昌的感情是很深的，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留下遗嘱将其骨灰安葬在南昌——安葬在“八一起义”贺龙指挥部旧址院内。 　　贺龙指挥部旧址位于现在的南昌市子固路85号，指挥部纪念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个十分安谧的小院，院的尽头有一个土坡，依坡建有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楼，这便是当年贺龙的指挥部了。土坡左右两侧都有麻石砌成的台阶，依左边拾级而上是小楼的正门，依右边拾级而上是小楼的后院。“八一起义”那会儿，贺龙总指挥便是在这幢小楼里居住，在这里召开各种军事会议、部署战斗。 　　由正门穿过会议室右手的走廊，也可通向小楼的后院。后院四周是一丈多高的砖墙，墙上爬满了常青藤。在院墙的中央，镶嵌着一块黑色的花岗石石碑，碑文刻着我父亲的生平。石碑下，种有一棵翠绿的含笑树，树下埋葬着父亲的骨灰…… 　　 站在含笑树前，面朝父亲的碑文，我深深地向他老人家鞠了三个躬。“爸爸，您的江南儿看您来了……您含笑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我在父亲的身旁流连多时，久久舍不得离去。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仿佛都在向我述说着一段历史、一段亲情，它们显得那样鲜活、那样真切、那样感人，给后代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投奔贺龙部队 　　 　　 一九二六年底，正值北伐战争在中原大地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年仅22岁的父亲再也按奈不住自己向往革命的热愿，毅然脱离川军杨森的部队，顺长江而下，只身从四川夔府来到了武汉。“出川”，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对一个四川青年来说，这意味着远走高飞，意味着从此开始了漂泊的人生…… 　　在武汉，他找到了四川讲武堂的同学与好友、时任武汉工人纠察大队大队长的刘力劳同志（原名刘道盛，四川省富顺县人，一九二三年在泸州川南师范学习，是恽代英同志的学生。一九二五年六月在四川讲武堂毕业后，即到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秋，随周逸群同志到贺龙同志部队工作，后调四军教导队工作。一九二七年，先后任武汉工人纠察大队长，二十军特务营营长，中共二十军军委委员；参加了“八一”起义。起义军失败后，转入地下从事党的工作。一九三0年至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负责兵运工作。一九三一年秋被捕，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同年英勇就义），并经刘力劳介绍参加了北伐军，任国民革命第四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队长为曾生同志）宣传员，从此走上了漫长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七年三月，父亲随军开赴河南，抵抗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入侵武汉的军事威胁；六月间，又随军政治部回到武汉。当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汪合流的反动活动在武汉已十分猖狂。父亲所在的第四军政治部宣传大队被张发奎解散了，他和许多同志都遭到遣散。六月下旬，父亲流落在武昌斗级营街的一个小旅馆里，并找到了恽代英同志，请代英同志介绍他入军校学习。六月二十八日，他正在小旅馆里等待入军校的消息，却不期等到了前来寻他的刘力劳同志。 　　 刘力劳告诉我父亲：他此时已不是武汉工人纠察大队的大队长了，已在贺龙部（国民革命第二十军）任特务营第一连连长。他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去贺龙部接替他现在的职务，因为贺龙决定提拔他为特务营营长。父亲起初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刘力劳解释道：他是共产党员，而贺龙最信任共产党，只要由他推荐，贺龙一定会同意由我父亲接替他的连长职务。父亲听了大喜过望，当即欣然地同意了，因为贺龙在他心目中早就是一位有胆有识的英雄！ 　　刘力劳与我父亲约好：由父亲邀上正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的另一位四川讲武堂同学陈震华，于六月三十日一道到武昌后补街圣约瑟学校第二十军军部会面。 　　当晚，父亲兴奋极了，夜不能寐。他回想起了贺龙的英雄事迹：贺龙青年时就敢于反抗剥削和压迫，曾带领家乡的群众，用两把菜刀打开伪盐税局，夺取枪支，组成了一支农民革命的队伍，在湘西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和斗争；后来成为了四川督军熊克武的旅长，于一九二三年驻四川酆都县。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贺龙被孙中山任命为讨贼联军第一师师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冬，贺龙统率湘西军民打败了军阀袁祖铭的部队，击毙了军阀袁祖铭，为北伐战争立下了大功。一九二七年五月，贺龙率独立十五师在河南逍遥镇奇袭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歼敌五千余人，赢得了湖北军民的热烈赞誉……六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是啊，能跟随贺龙同志干革命，父亲怎能不兴奋呢！ 　　六月三十日上午，父亲和陈震华一道来到二十军军部，刘力劳同志把他们引到军部会议室坐下，让他们稍事等候，然后去向贺老总报告。马上就要见到传奇式的革命英雄，父亲说，他当时的心激动得快要提到嗓子眼了。不到三分钟，贺龙和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同志就来到了会议室；贺老总高大威武，满面笑容。刘力劳把父亲和陈震华一一介绍给贺老总和周逸群同志，并请贺老总委派给他们工作。贺老总笑容可掬地说：“你俩来我们这个部队参加革命，好得很，我们很欢迎。现在正缺两个副营长，就决定……” 　　 话还没说完，刘力劳同志问道：“我的工作决定了没有？”贺老总转向刘力劳，反问到：“不是已决定你当特务营营长了吗？”力劳答道：“如果我的工作已确定，那么我建议罗永正（父亲的原名）来接替我第一连的工作。”贺老总毫不迟疑地说：“好！好！就决定罗永正当特务营第一连连长，陈震华当第三团╳营的副营长。”然后，他又问周逸群同志有什么意见。周逸群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贺龙要求父亲和陈震华第二天就到职，并认真负责地工作。 　　父亲七月一日到任。特务营实际上就是警卫营，共有四个连，每连都有一百余人。第一、二连都是持驳克枪，第三、四连都是持步枪。父亲所在的第一连直接担任军部和贺龙的警卫任务。从那一天起，一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一直到同年十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流沙失败，父亲都一直紧紧跟随在贺龙同志身旁。 　　 　　二、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悍然发动了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反革命政变！一时间，乌云密布，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欲置共产党人于死地…… 　　 七月的武汉，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暗地里加强了与蒋介石反动势力的勾结，革命形势万分危机。父亲回忆说，在七月初的日子里，每天晚饭过后，贺老总总是和周逸群同志在军部二层楼的楼顶平台上并肩散步；他俩各拿着一把大芭蕉扇，时而交谈，时而沉思，担忧着革命的前途。贺龙当时的革命态度是坚决的，他于七月六日在武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表示：“我一定要坚持革命到底！”同时，他还下定了决心要跟共产党走。 　　七月上旬未，伪装革命的汪精卫假派第四集团军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第四军、第十一军以及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东征讨蒋”，实则是想让张发奎在东征途中把贺龙所率部队全部消灭掉。 　　七月十日，父亲随二十军军部离开武昌“东征”；几天后来到湖北黄石港的石灰窑，军部驻扎在一个叫“华记水泥厂”的办公楼里。 　　七月十七日，贺龙在石灰窑的军部紧急召开了二十军连长以上军官大会，他首先愤怒地宣布了一个震惊人心的消息：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国共分家”了。他继续说道：汪精卫同蒋介石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反革命政策，他们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网一个”的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及革命知识分子……。说到这里，贺老总更加义愤填膺，他慷慨激昂地问道：“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是工农革命的队伍，我们已经闹了多年的革命，现在还要不要革命？” 　　 “要革命！”大家齐声回答。 　　 贺老总继续说：“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我们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我们自己解散队伍，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 　　“不行！”大家回答。 　　贺老总又说：“第二条路就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屠杀人民，屠杀自己的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 　　 “根本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两条路大家都说不行，我看大家的意见完全对头。这两条路我们都不能走！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贺龙不管在怎么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决不会走这样的路……。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要为工农劳动大众的解放而战斗！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走到底！” 　　 这次军官大会，是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周逸群主持的。贺老总讲话后，周逸群作了总结发言，他号召全军官兵都要拥护共产党，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准备同屠杀共产党人、屠杀工农革命群众的反动派斗争到底！ 　　父亲说，贺老总在这次大会上，是第一次在全军干部面前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和跟共产党走的政治态度。这是全军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转折点。 　　七月十九日，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企图拖枪逃跑，被贺老总事先发觉了。他命令特务营全体官兵徒手集合，他要讲话。同时，他让刘力劳向我父亲传达命令：在第二连去集合时，第一连收缴第二连的全部枪械。父亲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出一点乱子。贺龙当场宣布了第二连连长企图拖枪逃跑的罪行，下命令逮捕了他。当日晚饭后，刘力劳同志到一连连部找我父亲个别谈话，他介绍了贺龙同志追求真理、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有关情况，勉励我父亲向贺老总学习，要革命到底。接着，他又对我父亲说：“我现在介绍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你愿意吗？” 　　父亲回答：“当然愿意，我不老早就向你要求过了吗？”刘力劳语重心长地说：“参加了共产党，就要有决心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奋斗终身，要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贡献给党；就要坚决执行党的一切决定，就要保守党的秘密，就要永不叛党！”父亲回答：“这些我都能办到，我有决心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奋斗终身！”刘力劳满意地对我父亲说：“好，我相信你能够这样，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今天七月十九日是你最光荣的日子。”父亲当即紧紧地握着刘力劳同志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父亲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从九江到南昌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父亲随二十军军部从黄石港乘船到达九江。 　　 当时，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同志都聚集在九江，他们曾由谭平山召集在一起开过一次会议。会议研讨了局势与对策，表示反对“分共”，保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一主张。会议还派邓中夏去向党中央请示。贺龙到九江后，谭平山未等到中央的指示，就把以上内容向贺龙谈了。 　　 七月二十四日，贺龙、叶挺都接到了黄琪翔、朱培德的通知，邀请贺、叶上庐山去开会和避暑。这实际上是张发奎指使黄、朱玩的鬼把戏；张当时还在武汉。叶挺接此通知后立即约贺龙到九江市内的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的湖上划船，并约了张发奎当时的参谋长叶剑英一道前往。他们表面上是去划船，实际上是商讨如何对付庐山的问题。他们三人商量后，果断决定：迅速把部队开到南昌去再说。七月二十五日，贺龙主动把已控制的火车让给叶挺部队先行；二十六日，贺龙部队跟进，挥戈直趋南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贺老总曾向我父亲谈起过这段历史，他说：“二七年六月我从河南回师武汉后就向周逸群同志建议过，要在武汉起义，周把我的意见上报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没有采纳。……我们到九江后，违抗了张发奎的命令，不去庐山开会，又不把部队集中于德安，而是把部队开到了南昌。这一举动粉碎了蒋汪反革命的阴谋。事情明摆着，情况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南昌起义——当时只能是这样，旁无选择，不容犹豫。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父亲随贺老总和二十军到达南昌。军部驻在西大街圣公会（即现在的子固路85号），父亲的第一连驻在军部大门偏左对面的中华旅社（原房屋已拆除改建），负责军部的警卫工作。 　　一到南昌，贺老总就忙个不停，召开会议，找人谈话，接待各方面来宾，研究敌我情况，思考和部署军事行动……。第二天，他召集特务营全体军官到军部讲话，他说：我们刚到南昌，许多情况都不了解，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地看到，南昌有许多反革命，有不少是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政客。他们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利诱威胁、甚至暗杀，干着种种阴谋活动，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准备随时对付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贺老总还要求全体官兵保护群众利益，买卖要公平，态度要和蔼，各连都要把驻地附近的地形、大街小巷都搞清楚，待命行动。 　　 　　四、周恩来到南昌部署起义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秘密到达南昌。先后到达的还有李立三、刘伯承、聂荣臻、澎湃、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廖乾吾同志。周恩来同志先住在朱德同志的寓所（花园角2号），后住系马桩女子职业学校（当时已放暑假）。一同住在这里的还有李立三、陈赓两同志。系马桩女子职业学校是前敌委员会的秘密指挥中心，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门前挂着“炮兵营“的牌子。 　　 据父亲回忆，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来到贺老总的军部。 　　 贺老总把周恩来当作最尊贵的客人接待。周逸群同志告诉贺老总：恩来同志是经党中央决定前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和领导武装暴动，来回答蒋、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贺老总更加高兴，长时间紧紧地握着恩来的手。 　　大家入坐后，周恩来问：“现在革命已到了紧急关头，贺军长有什么打算？” 　　贺老总马上回答：“我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庄严地对贺老总说：“贺龙同志，党了解你，相信你。周逸群同志早就向我汇报过，我早已多次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你近来的表现，证明你是跟党走的，并且有决心成为共产党员，有决心听从党的指挥，因此，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党的前敌委员会已经决定：你和叶挺同志的部队就在南昌举行起义。同时决定由你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由叶挺担任起义军的前敌总指挥。” 　　贺老总考虑了一下，对周恩来同志说：这么重大的责任，党要我来担任，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但我是否能承担得起？我实在没有把握。因此，我要求党重新考虑派别人担任总指挥，我一定服从命令，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周恩来同志恳切地说：前敌委员会已经考虑好了，认为总指挥一职，目前只有你担任最恰当。你不能推辞，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前委一定会帮助你，你可随时找我商量，就这样决定了吧！ 　　贺老总感到不能再推辞，于是坚定地表示：我向党保证，我和二十军全体官兵，从今以后就是党的战斗队伍，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贺老总还说：“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 　　接着，前委派刘伯承同志来帮贺老总搞起义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在此前后，恽代英、吴玉章、谭平山、刘伯承都住到二十军军部来了。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贺龙同志在军部秘密召开了二十军师、团长会议；首先由贺老总作了准备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动员报告，接着由周逸群同志宣布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贺老总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决定。经过热烈讨论，师团长们都极有信心地表示坚决拥护。 　　当天下午，又在军部召开了全军连长以上军官大会。贺老总号召全体官兵：动员起来，打倒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把革命进行到底！贺老总特别强调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革命！ 　　 　　五、南昌暴动之夜 　　 　　七月三十一日晚八时，刘力劳同志来到父亲所在的第一连连部，向一连干部传达了贺总指挥的命令。命令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新军阀，粉碎蒋介石、汪精卫“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阴谋，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在南昌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已派周恩来同志到南昌，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和领导我们武装起义。我们要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三、我军和叶挺同志的十一军，已经统一组成起义军。中共前委决定贺龙同志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同志担任前敌总指挥。 　　四、贺老总指挥决定，八月一日零时起义，彻底消灭驻在南昌的一切反革命部队。 　　五、起义军的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军的标志是：每个战士颈部围上白毛巾（即每个人的洗脸毛巾），马灯、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 　　六、第一连任务是全力以赴，保卫军部安全，随时准备听从指挥，歼灭敌人。 　　当命令传达到战士时，他们兴奋极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立即检查枪支弹药，准备起义标记。 　　七月三十一日深夜约十一点三刻，贺老总和刘伯承、周逸群等同志走到二十军军部即起义军总指挥部大院门口，注视“八一”零时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时刻的到来，同时掌握部队的动向，指挥部队的行动。当时，特务营营长刘力劳同志站在首长们的身旁，我父亲和一连的副连长、排长等则站在指挥部大门对面的连部门口，警卫着首长们的安全。此时，起义军的各部都遵照命令，根据各自的任务向各个敌人驻地秘密移动，将敌人包围…… 　　零时一刻，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南昌的夜空，向敌人发动的总攻击开始了！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号称三万人。根据刘伯承同志当年向中央的报告，参加起义的第二十军贺龙部有七千五百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有五千五百人，第二十五师周士第部有三千人，第十师蔡延锴部有四千五百人；起义军共二万零五百人。当时在南昌的敌军只有六千人。起义军在军事力量和斗志上，都占有绝对优势！ 　　战斗打响后，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大部分敌军纷纷投降。而驻在章江路六十五号（现江西歌舞所在地）的敌军第三军军部大门紧闭，守敌负偶顽抗。执行攻打敌第三军军部任务的是贺龙部第三团，敌人从大门内用机枪向外扫射，致使我第三团伤亡三十多人，封锁了我军正面强攻的路线；此时，贺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第三团改变进攻方向：一方面在敌军军部大门前佯攻，另一方面指挥战士奋勇登上敌军部东侧的屋顶，在屋顶上集中火力向敌军俯射。密集的火力和猛烈的枪声压倒了敌人的顽抗，迫使敌军全部缴械投降。 　　攻打敌第三军军部的战斗刚一结束，贺总指挥就带着刘力劳、我父亲等人走进敌第三军军部察看。据父亲回忆，这时天还未亮，贺龙同志手上拿着一支内装五节电池的长手电筒四处照射；大门内架着十几挺机枪，二三十个被击毙、击伤的敌人倒在一旁。敌军部办公室的里里外外到处丢满了武器、弹药、文件等……从敌第三军军部出来时，天已大亮，贺老总命令随行的参谋通知第三团打扫战场。 　　南昌暴动之夜，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在系马桩“炮兵营”驻地掌握全局。朱德同志根据前委的决定，用设宴招待和打麻将的手法，将敌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二十四团团长“萧胡子”和其他几个军官软禁在大士院街九十三号（现在街号）一个旧官僚的公馆里。前敌总指挥叶挺同志在心远大学（现南昌二中）一带指挥战斗。第十一军党代表聂荣臻同志和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同志在九江以南的马回岭一带领导了七十三、七十五两团和七十四团的重机枪连举行起义。 　　天亮后，南昌城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开门庆祝胜利，并涌上街头观看起义胜利的热烈情景，商店、小贩照常营业，秩序很好；人们笑脸相迎，互相道贺。 　　我父亲一早就接到营部的通知：起义军官兵要领系红布条，作为起义军的标志。于是他立刻派人买来红布，发给全连每人一根红布条，系在颈上。父亲说，他当时系上红布条，感觉到无尚光荣，这场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六、起义胜利之后 　　 　　 “八一”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上午九时，于旧省政府召开了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委、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叶挺同志在会上报告了起义胜利的经过，赢得了极其热烈的掌声；会议一致拥护以革命武装反击反动派的疯进攻和血腥屠杀，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乡村农民政权的方针、政策。又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成立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革命政权，名称暂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接着，选出周恩来、宋庆龄、谭平山、贺龙、叶挺、恽代英、李立三、张国涛、吴玉章、林祖涵、澎湃、徐特立、郭沫若、苏兆征、邓演达、何香凝、彭泽民、张曙光、江浩、张发奎、陈友仁、于佑任、黄琪翔、朱晖日、经享颐等二十五人为委员。同时推选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革命委会主席团（宋、邓、张三人未到南昌。起义军到长汀后将张发奎除名），推举谭平山为主席，实行集体领导。革委会下设若干职能机构，如秘书厅、参谋团、总政治部、常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农工委员会、政治保卫处等。主席团所属各职能机构，立即开始工作。 　　据父亲回忆，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起义胜利后下一步怎么办，起义军何去何从的问题。由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延锴（后改邓演达）组成的参谋团经开会研究，一致认为“八一”起义在中共前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为了摆脱宁汉敌人的联合反扑，为了夺取更有利的广东根据地，起义军的行动方针是：首先南下夺取广东东江，同时开展土地革命，开创革命根据地，以便进一步夺取广东全省，准备再次北伐。行军路线决定走东路，经临川、广昌、瑞金、寻邬，直取梅县。 　　 八月二日下午二时，在南昌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即现在的“八一”公园和江西影剧院所在地地址）召开了群众大会，工农兵商各界群众约有五万人参加，隆重庆祝“八一”起义的胜利。李立三同志担任司仪；贺龙同志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场时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革命的口号声……父亲回忆说，七月六日武昌举行的群众大会与这次大会相比，前者愤怒、紧张和警惕，而后者则令人高兴、欢庆和鼓舞。 　　起义军为什么在“八一”起义胜利后很快就决定离开南昌呢？父亲说刘力劳同志在当时向他传达撤离的命令时讲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武汉、南京、广州的敌人因南昌起义而十分惊慌，准备向起义军疯狂地反扑。朱培德的军队最多三天就能攻到南昌，在进贤、丰城的敌军也可能马上进攻南昌，而南昌无险可守，久留南昌势必造成军事上的被动…… 　　 　　七、从南昌到瑞金 　　 　　 起义军于八月三日至五日先后撤离南昌。我父亲跟随贺龙于五日下午最后撤离。 　　 撤出南昌后，部队按预定路线向广东挺进，途径江西临川、宜黄、宁都、石城、广昌、瑞金、会昌和福建长汀、上杭、广东大埔等地进入广东潮汕地区。 　　 一路上，天气异常炎热，起义军在行军途中遇到了许多困苦。由于全赴武装急行军，一些士兵中暑倒在了路上，我父亲所在的连队就有一个大个子走着走着突然就倒在地上——死了！加上反动派对起义军大肆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不明真相的老百姓都纷纷躲避起来，使起义军的给养也十分困难。 　　对于上述情况，周恩来等前委各位负责同志和贺老总都异常着急。于是先后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如改白天行军为夜间行军）并加强了对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沿途的群众工作。在临川、广昌召开过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并给部队以休整。 　　据父亲回忆，由于当时的部队旧习气还很浓，违反军纪和开小差逃跑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整肃军纪，贺龙在路途中曾下令处决了几个严重侵害老百姓利益或拖枪逃跑的士兵。 　　部队进入瑞金后，在壬田一带首次遭到了敌军的堵截，随之展开了一场激战。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起义军在贺老总的指挥下，向在壬田设防的钱大钧部两个团发动了攻击。敌人早有布防，他们以逸待劳，又自恃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贺老总亲临前线，他在已收割了的稻田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指挥部队作战；炮弹不时在他近处爆炸，他毫不在乎。战士们在贺老总的英勇指挥下，精神抖擞，不怕牺牲，勇猛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半，终于将敌军击溃，起义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瑞金城下；敌军无心抵抗，弃城逃往会昌去了。壬田之战，是起义军在南征途中第一个大捷，缴获敌人枪弹辎重无数，然我军浴血奋战，伤亡也很惨重。二十军第二团团长壮烈牺牲，第四团团长贺文选受重伤，不久后也光荣牺牲；第九军朱德同志的参谋长冉国平同志随朱老总到前线，也壮烈牺牲。 　　占领瑞金城后，前委决定：叶挺同志率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为攻打会昌的主攻部队；朱德同志和周逸群同志率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第三总队，以及第二师第五团为佯攻部队；贺龙同志率其余部队为策应。八月三十日拂晓，我军向会昌城的敌军发起了攻击，经过八、九个小时的激战，胜利占领了会昌城。钱大钧及其残部向筠门岭以南仓惶逃跑。会昌之战，我军俘虏敌军九百余人，击毙敌军不计其数。战斗中，我军伤亡也不少，数十一军伤亡最多，仅伤员就有四百多人。陈赓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经过壬田、会昌两次战斗的胜利，部队的士气大为高涨；指战员们在贺龙等将领不怕牺牲、身先士卒的精神鼓舞下，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更加坚强，必胜的信念成了全军官兵的思想主流。 　　会昌战役获胜后，前委在瑞金召开了会议。周恩来同志把贺龙申请入党的要求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结果：一致批准贺龙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周逸群、谭平山两同志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找贺龙谈了话并宣布了党的这一决定。贺龙同志高兴万分，一再表示由衷地感谢党对他的信任，感谢党组织给了他政治生命。他向前委表示：我是党的人，我指挥的队伍就是党的队伍。现在如此，今后也永远如此。我纵然粉身碎骨，也决不叛党！ 　　周逸群、谭平山和贺龙谈话后，前委随即在瑞金小学内，为贺龙同志举行了入党仪式。周恩来同志代表前委讲了话，鼓励贺龙同志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贺龙同志宣誓：愿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奋斗终身，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永不叛党。 　　我父亲曾向我们回忆说，一九四二年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纪念“八一”起义十五周年的大会上，聍听了贺龙同志的报告，贺龙同志在报告中谈到了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体会：当我弄清楚，要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时，我就要求参加党。党为了考验我、培养我，整整用了三个年头，一直到“八一”起义后，才批准我入党。由此可见，当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很不容易的，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而且参加党之后更要经得起党的长期考验，决不是一参加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就不要党的考验了。张国涛的下场，很值得我们大家共同警惕。 　　父亲说，他当时听了贺龙同志的报告，感到格外亲切，内心感慨万分！ 　　 　　八、从瑞金到汕头 　　 　　二十军从瑞金出发到长汀之前，还开过一次连长以上军官会议。由周恩来同志宣布了前委的决定：廖乾五同志任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方维夏、陈恭、徐特立三同志分别任二十军第一、二、三师政治部主任。瘳、方、陈、徐四位主任当时均在场。贺老总接着宣布：由于壬田、会昌两战，伤员有好几百，如果直杀梅县不便运送伤员；又由于闽西空虚，特别是有水路运送伤员，因此前委决定改道由闽入粤。 　　九月八日，二十军离开瑞金，向长汀出发。父亲说，当经过赣闽交界处的“万峰亭”时，他和副连长南觉昆同志等登亭远眺，顿感好似飞上云巅；纵览群山、飞云，犹如大海波涛，令他们心旷神怡，不忍离去…… 　　九月九日到长汀，九月十二日到上杭；部队休整了三天，然后乘木船沿汀江朝广东进发。在汀江上，我父亲乘坐的木船沉没了，他差一点就遭到了“没顶之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上杭境内，汀江的下游，有许多险滩和“之”字弯。事前父亲他们连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情况；军部派来的船工也并不是当地人，而是在湖南当过船工的我军士兵。船离开上杭时，水流还很平静，殊不知越到下游，水势就越湍急，突然到一个急转之下的“之”字弯前面，船碰到一个暗礁，船底碰了个大洞，会泅水的战士见势不妙纷纷跳入水中。父亲坐在船头，望见前面河道是个沙滩，于是大声命令：“不许动！”他的意思是：水流湍急，船很快就可漂到沙滩……但他的命令已不起作用了，说时迟那时快，那些不会水的战士看见有人跳水，情急之中也就跟着跳了水，转眼间一船的人全都跳了下去了……父亲不会泅水，便紧紧地抓住船舷，虽吃了几口水，却坐着一动也不动……船上只剩下父亲一人，大概是船的载重减轻了，破船居然向上浮了一点，并很快冲到了沙滩附近。这时父亲的头刚刚被水淹没，正巧一个会泅水的战士已经上了沙滩，看见父亲的头在水面浮动，于是又跳下水一把拉住我父亲，把他救上了岸。 　　上岸一点名，父亲发现他船上少了六名战士，包括当船工的战士和他的勤务员汪洪同志。他心里难受极了。 　　接着，贺老总的船来了，他站在船头上，手里拿着一根船篙。他看见我父亲他们赤身裸体正在晒衣裤，便大声向我父亲命令：赶快想办法，赶到峰市来！ 　　父亲遵照命令，好不容易招呼到一只载着货的上水船，经与船老板商量，船老板答应掉头把父亲一行送到峰市。父亲他们帮助船老板把货卸在岸边，并问船老板：你在这条河上跑了多少年？船老板回答有四十年了。这下，父亲和同志们一下就放心了。在继续前往峰市的沿途，父亲他们看到还有好几艘木船被打烂了…… 　　父亲到峰市见到贺老总，把情况向他汇报后，贺老总也为失踪的战士（当然是淹死了！）感到难受，连连说道：可惜，可惜。言语之中，流露出“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感慨。 　　其后，父亲又随贺龙经广东大埔等地，到达潮州、汕头一带。 　　 　　 　　九、汤坑之战与陆丰失败 　　 　　南昌起义部队到广东后的结局如何，这或许是许多朋友搞不太清楚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许多人听了后心里会感到十分难过的故事，父亲曾详述过他的这段经历和故事： 　　起义军进入广东后迅速占领了潮州、汕头，然而并没有遭遇到敌军的主力，没有歼灭敌军之有生力量。我军占领汕头后，总指挥部也随之设在了汕头，但兵力则分散在三河坝、潮州、汕头一线，战线拉得太长——南北相距有三百多里之远。驻守揭阳一带的我军主力此时与汕头的总指挥部通讯联络困难，基本上失去了联系。而敌军主力约一万四千人正集中于丰顺县的汤坑一带，他们占据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准备好与我军在汾水坳（村名，东南方距揭阳县城五十余里）一线展开决战。 　　前委对汤坑一带的地形并不了解，加上谍报报告驻守汤坑的敌军只有一千余人，因而决定：我驻守揭阳一带的主力部队（贺部一、二师和叶部二十四师，约六千人）应给汤坑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当时只想把敌人一口吃掉，没有去考虑失利的可能性。 　　 九月二十七日，我军驻守揭阳一带的主力开始向汤坑攻击前进，前哨在浮山（村名）和敌人遭遇，敌即退守汾水坳一线阵地。贺老总指挥我主力跟踪追击，并到达前线阵地，汾水坳四周有四座小山，均已被敌军占领，敌人居高临下，而我军面临仰攻之势。 　　九月二十八日拂晓，我父亲与特务营随贺老总、刘伯承、叶挺、澎湃等来到前线总指挥所，贺老总一到指挥所就命令司号长吹响了冲锋号，于是我军各师、团、营、连也跟着吹响冲锋号。这时，号声、枪声响彻云霄。我军分三路冲锋，均遇到了敌军的顽强抵抗。我军以一种革命到底、视死如归的气势轮番向敌人冲锋，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经过二十八日一昼夜的剧烈战斗，情况对我军渐趋严重和不利。我军处于不利的地势，伤亡人数较敌人更多。 　　二十九日拂晓，我军所有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又与敌军鏖战了一整天，但终因敌众我寡，我军伤亡过半（三千人以上），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在前线的前委同志商议决定：将部队转移到潮州或海陆丰去；并要贺老总立刻到汕头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贺锦斋同志率二十军断后掩护撤退。至此，事实上宣布了汤坑之战我军的失利。 　　 九月三十日拂晓，我父亲奉命率领全连撤退，赶往揭阳向先走一步的贺老总报到。当日午饭后，父亲又率全连随贺老总乘汽船赶往汕头。到达汕头时，天已完全黑了。 　　贺老总一到，周恩来同志立刻召开了前委会议，听取他关于汤坑之战的汇报。根据前线失利的情况；根据张太雷同志所传达的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要丢掉国民党革委会的旗帜，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还基于二十九日晚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共约十艘军舰对汕头的炮轰；前委立即决定放弃汕头，凡在汕的机关、部队立刻向海陆丰转移。 　　十月一日天尚未亮，我父亲就奉命随贺老总乘上汽船向炮台转移。随后，前委、革委机关和部队所有人员，也都分别搭上汽船到了炮台。到炮台后，大队人马即行军向海陆丰进发，我父亲则率领一连管押先后到达炮台的十余艘汽船并负责摆渡接应由汤坑转移来的起义军部队。 　　十月三日上午，部队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午饭后，前委在流沙的一座小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刘力劳和我父亲率一连守卫在会场外。会议进行了四、五个小时。流沙会议正式决定起义部队丢掉国民党革委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旗帜，搞土地革命。并作出以下军事决定：一、汤坑、潮汕撤下来的武装合编成一个师，师长由刘伯承同志担任；贺龙、叶挺两同志立刻离开部队，转道香港去上海，由中央另行分配任务。二、三河坝方面的队伍编成一个师，师长由朱德同志担任。至于非武装人员，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就地分散，可由农会送出海，转道香港赴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流沙会议结束后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会后刘力劳、我父亲和一连紧紧跟随贺老总向云落（村名，距流沙六里）前进。路上，他们遭到了敌军的伏击，贺老总立即带着马弁沿着右侧山沟向后方转移，父亲则率领一连阻击敌人。一刻钟后，我父亲派通讯员到后面找贺老总联系，一连派了三个人都不见回来。再后来，部队突然被敌人冲散了，我父亲就此与贺老总失去了联系。——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贺老总在流沙失散，一别就是十一年！直至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贺老总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父亲才得以与他日夜思念的老首长在延安重逢！ 　　 十月五日晨，我父亲找到了叶挺部，向叶军长打听贺老总的去向。叶军长当时正在吃红米稀饭，他回答说“不知道”。当晚，父亲只得随叶挺部宿营甲子港。六日清晨，父亲听说叶挺军长根据前委流沙会议的决定，当晚已搭船去了香港。 　　十月七日晚，父亲又随叶挺部到了博美镇。八日休息，黄昏时，父亲打听到二十军在陆丰城，他揣测贺老总可能会翻山越岭去到陆丰，于是便连夜赶到陆丰。在陆丰，父亲见到了贺锦斋师长，然而并没有打听到贺老总的下落和消息。此时陆丰已被敌军包围，贺锦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正在考虑敌军提出的谈判条件：二十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十月十日下午三、四点，敌十三师（师长陈济棠）的部队冲进了陆丰城，二十军被收编了：士兵全部被改编，军官、军佐全部被押送至汕头遣散。在由陆丰押送去汕头的路上，父亲与同志们悄悄议论着：我们回到老家去，一定要搞土地革命，一定要把农民发动起来，一定要把队伍重新拉起来，一定要与“蒋该死”算总帐…… 　　 父亲被俘后，并没有暴露出自己的党员身份；押至汕头后，很快就被递解上船遣散“回家”了。他不久便到了广州，正巧赶上了广州起义……他找到了党，并为党奋斗了终身！ 　　 　　十、后记 　　 　　虽然“八一”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汤坑、流沙、陆丰相继作战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损失，但革命的红旗并没有倒下，无数革命志士揩干身上的血迹，抖去心中的阴霾，又继续战斗下去…… 　　贺龙同志于流沙会议后到了香港，然后受党的委派转赴洪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先后创建了洪湖赤卫队和红二方面军，开辟了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同志率领“八一”起义的部分武装，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井岗山胜利会师，掀开了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的新的篇章！ 　　 　　 一九三三年六日三十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确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一九四九年建国后，中共中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上要有“八一”二字。并宣布：“八一”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2002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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