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吕梁地区委员会 中共兴县委员会 　　 　　 　　　　吕梁苍苍，汾水洋洋， 　　　　先烈伟绩，山高水长。 　　　　这苍劲有力的笔迹，雄迈豪放的诗句，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同志为晋绥革命烈士纪念碑所作的亲笔题词，也是贺龙同志留给晋绥人民永恒的纪念。每当我们读着这光辉的题词，景仰之情便油然而生，使我们更加怀念晋绥边区的创建者贺龙同志。 　　 　　 　　无限忠于毛主席 　　 　　 　　　　晋绥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三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是贺龙、关向应两同志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亲手开创的革命根据地。在晋绥工作的岁月里，贺龙同志忠心耿耿，艰苦创业，不论斗争形势多么险恶，条件多么艰苦，他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忠实积极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晋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侵华日军一手制造了蓄谋已久的“芦沟桥事变”。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实现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八月二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陕北洛川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确分析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贺龙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针对部分干部战士中不愿摘下红五星、红领章，改编为八路军的思想情绪，教育大家要从革命大局出发，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贺龙同志把自己率领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于一九三七年九月，高举抗日大旗，来到了地旷人稀、条件最差的晋西北地区。他满怀激情地对干部战士说：晋西北虽然条件最差，但离毛主席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来守卫延安的大门，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也是我们最大的光荣。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二○师抽出一个团的兵力，留在毛主席身边。后来他又兼任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指挥千军万马组成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击退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支援解放战争，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的伟大指示。晋绥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伟大的土改运动面前，贺龙同志和晋绥分局当即于十月向部队发布训令，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我们全党当前一个严重的历史任务，是支持长期战争，争取革命胜利的中心环节”，要求军队不仅要“成为贯彻土地改革运动的工具，积极参加斗争，而且必须同时在部队内部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明确而坚决地提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以确保我党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晋绥土改一个时期发生了“左”的偏向，出现了侵犯中农和工商业利益的现象，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粗暴地违犯纪律的现象。贺龙同志和晋绥分局的同志，同各种“左”的偏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贺龙同志组织专人配合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同志，先后在兴县蔡家崖、临县白文、双塔等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左”的错误的极右实质，坚决地纠正了侵犯中农和工商业利益的做法，纠正了错定的百分之十四的成分，制止了违犯纪律的行为，从而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保家、保田、参军、参战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支援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匪军进犯延安，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夺取全国解放的最后胜利，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四月中旬，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转移到离敌人的蟠龙据点仅百十里地的王家湾。贺龙同志十分惦念毛主席的安全，日夜为毛主席的健康操心。为了减轻主席行军疲劳和作战便利，贺龙同志特意把自己骑了多年的两匹战马，派专人送到王家湾给主席乘骑。贺龙同志满怀深情地说：这是两匹有功之马，曾载着我闯过多次难关。一次过湘江，正碰上河水暴涨，河面有五、六里宽，要不是凭着战马，也许我早就完了。现在就让这两匹战马为主席分劳代步吧!主席接到战马后，笑着说：好马留给部队打仗用吧!贺老总南征北战，需要千里驹，我是可以安步当车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陕北，来到晋绥边区的首府——兴县蔡家崖，贺龙同志派人在沿路和渡口进行严密的保卫工作，调集了六十多名最好的水手和几只木船，集中在渡口，随时待命。另外又把一二○师后勤部炸弹厂新做的两艘大木船调到了高家塔渡口，并新装了舱板，船上又配备了最好的梢公和水手，为毛主席摆渡。毛主席到达蔡家崖之后，贺龙同志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主席居住，每天晚上亲自带班，为毛主席站岗。毛主席在这里先后举行了五次座谈会，每次开会前，贺龙同志总是亲自布置会场，连主席用的桌子、椅子都要亲自搬来放好，然后自己试用一下觉得合适了才放心。毛主席睡觉的床铺，也要亲自试试，看是否平稳，有无响声，生怕影响了毛主席的休息。毛主席三次到离住地二里路的北坡村看“战斗剧社”、“七月剧社”和“大众剧社”演戏，贺龙同志总是亲自布置保卫工作，并一直守护在主席身旁。四月一日，毛主席发表了光辉著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贺龙同志立即组织晋绥分局和军区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讨论，并把这一光辉文献送给身旁的工作人员，亲自给他们讲解，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充分体现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和崇敬的深厚感情。 　　 　　 　　　身经百战建奇勋 　　 　　 　　　　在开创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战争年代，贺龙同志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领导晋绥五百万军民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在极其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屡建奇勋，表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一九三七年九月，贺龙同志率领部队来到晋西北以后，即遵照毛主席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导思想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侵华日寇气焰嚣张，狂叫三个月灭亡中国，进攻华北的兵力由七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二十个师团，兵分两路齐头并进。这时华北数十万国民党大军，望风而溃，节节败退。而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则率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八路军一二○师星夜兼程，开往前线，于十月中旬挺进到雁门关一带。经过详细的侦察和周密的计划，决定在雁门关以南设置伏击，痛歼日寇。贺龙同志指出：“目前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日寇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弹药。这是敌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但他们很嚣张，自以为这一带已是后方，警戒相当疏忽，我们要利用敌人的这一弱点，发动群众，抓住战机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贺龙同志又再三叮嘱指战员：“现在打的是日本鬼子，不是国民党了。在战术思想上一定要扭得快，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十月十六日，大同敌人的一个车队，满载武器弹药，准备经雁门关到忻口。于是，贺龙同志即命令部队进入伏击地点。十八日上午十时左右，北面公路上腾起一片尘土，传来呜呜的马达声。战士们立即架好机枪，摆好手榴弹，屏息等待。正在这时，突然接到报告，从南面阳明堡方向又来了一个车队。敌寇兵力骤然增加，情况发生意外变化。打还是不打？贺龙同志冷静地进行了分析判断：敌人南北两路在此会车，兵力增加，固然是不利因素，但是，也正由于这样，敌人更加麻痹大意，只要我们动作迅速，出其不意，也完全有把握消灭敌人。于是下定决心：“一锅端掉!”当敌人南北两路车队开入伏击圈内，并排交错时，“打!”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劈头盖脑如雨点一般落到了敌人车上，弹药箱连续爆炸，两路汽车乱碰乱撞，整个战场成了一片火海。不到一顿饭功夫，战斗即告结束。当我军按照计划迅速撤离阵地时，阳明堡、雁门关的鬼子才开来几十辆汽车增援，两架飞机也赶来吊丧。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勇猛顽强，共炸毁汽车一百余辆，敌寇交通命脉被我切断。充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 　　　　一九三八年三月，正当我军节节胜利之时，大同敌寇后宫师团为配合正面日寇南下临汾，出动万余兵力进陷我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七县，贺龙同志闻讯后，急率部队星夜回师，冒着弥天大雪，人不解甲，马不卸鞍，两天强行军三百余里，赶回晋西北地区，浴血奋战二十余天，收复宁武等七县，把敌寇赶到大同、朔县附近，使晋西北局势转危为安。同年八月，贺龙同志又派李井泉支队挺进绥远，收复陶林、乌兰花等地，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从而初步奠定了晋绥边区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卖国集团为了扫清投降道路上的障碍，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也暗中勾结日寇，提出了“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的口号，计划“取消”牺盟会、消灭决死队等抗日新军。他们一面利用“精建会”、“政工队”、“突击团”等法西斯组织，造谣破坏，杀害抗日干部，一面利用行政权力，限制抗日活动，夺取各级地方政权。同时又调集六个军的兵力，委任陈长捷、赵承绶为南、北两路讨叛军总司令，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向决死纵队和留守晋西北的一二○师部队发动进攻。于是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新旧军事变”(也称晋西事变)。正在冀中作战的贺龙同志，闻讯后星夜回师，指挥军民，坚决反击。经过三十八天的战斗，把阎锡山的顽固军赶出晋西北地区。先后收复了方山、岚县、临县、兴县等地，把晋西北完全控制在我军手中。 　　　　在这大好形势下，贺龙同志遵照毛主席“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伟大教导，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晋西北各界爱国力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在晋绥根据地首府——兴县，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一致推选抗日爱国人士、国民党元老续范亭为行署主任。从此，晋绥人民有了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吕梁革命斗争史揭开了新的一篇。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犹如一道铜墙铁壁，巍然屹立于保卫陕甘宁地区的前卫阵地。成为敌我双方势所必争的战略要地，因而斗争更为激烈。一九四○年，我晋绥根据地刚刚建立，日寇就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扫荡，总兵力达五万余人，历时一百四十多天，妄图把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伙残暴的野兽采用了血腥的“三光”政策。向根据地进犯。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仅在冬季的一次扫荡中，兴县就有二百六十多个村庄被烧毁，一千三百八十四人被杀害。但是，烈火烧不尽根据地村庄，残杀吓不倒英勇的晋绥人民。贺龙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全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战斗。贺龙同志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经过大小三百多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进攻，保卫了这一新生的革命政权。 　　　　贺龙同志英勇善战，机智果断，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在晋绥十一年的战斗历程中，他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特别是一九四三年秋，在甄家庄战斗中，成功地运用了毛主席“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表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奠定了我晋绥根据地战略反攻的基础。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以三个集团军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日寇也积极配合，对我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九月二十七日，敌人八十五大队七百余人从白文镇、寨子村分两路出发，以急行军奔袭我兴县领导机关。扑空之后，又向我魏家滩、马蒲滩地区扫荡，寻找我主力部队，进行决战。十月四日，敌寇转到了赵家川口一带。敌军由于远离据点，孤军深入，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而我军则斗志旺盛，地形熟悉，既有群众支持，又能集中十倍于敌的兵力。根据上述情况，贺龙同志当机立断，决定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于是调集我军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先于小善村、大善村、小善畔一带两侧的山头上设置埋伏。十月五日，敌寇向南撤退进入我伏击圈内。我即向敌开火，激战到六日，敌寇冒死向东南方向突围，在康宁镇、刘家庄一带，又陷入我军民的包围之中。八日拂晓，敌寇再次突围南逃，企图窜回白文老巢。但又遭到了我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迎头痛击。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十月十日敌八十五大队七百余人全部就歼，从而粉碎了日寇配合国民党反动派进犯我抗日根据地，进犯陕甘宁边区的狂妄计划。贺龙同志在论述这次战斗时，精辟地指出：“此次战斗的胜利，由于我们正确执行了毛主席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抗战六年多，我们执行了这个战略方针，战胜了敌人，保卫了抗日根据地，已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个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此次战斗乃又一次更加有力的证明其正确性……”短短数语，体现了贺龙同志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深刻理解。晋绥根据地建立的十一年中，晋绥军民经历了大小战斗一万○九百九十七次，歼敌十万余人，俘敌两万四千多人，开创了纵长二千余里，横广五百余里的晋绥边区。 　　 　　 　　　艰苦奋斗创业绩 　　 　　 　　　　贺龙同志英勇顽强，勇挑重担，具有一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在坚持晋绥抗日根据地斗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上马是将，下马是民，领导晋绥人民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在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的晋西北地区创立了一块衣食自足、坚如磐石的抗日基地。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日寇为了把华北变成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达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目的，疯狂地推行其“强化治安”运动，妄图用“清乡”、“蚕食”、“扫荡”等手段，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敌人以“清乡”为主，强化法西斯的保甲制度和特务活动，扩充伪军，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搜刮；在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并用，修碉堡、设据点，挖掘封锁沟，围筑封锁墙，移民并屯，制造无人区域；对我根据地则实行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根据地的衣物、牲畜、水源、建筑都成了敌寇破坏和掠夺的目标，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敌寇对我晋绥边区的“扫荡”即达三十三次，历时四百余天。与此同时，卖国贼蒋介石又与日寇暗中勾结，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夹击之下，根据地的情况日益恶化。 　　　　在这严重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晋绥分局发出了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把敌人挤出去”的伟大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为晋绥边区的斗争指明了方向。晋绥军民在贺龙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挤敌人”运动。首先是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各级党委书记都兼任了部队的政委或司令员，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均置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形成一股全民皆兵“挤敌人”的巨大力量，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对敌人发动了主动进攻。在政治上，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政权，肃清维持会和汉奸特务；在经济上，坚决打击敌人对我根据地、游击区的经济破坏和掠夺，破坏敌占区敌伪的财政金融，税收政策，严禁伪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巩固与提高“农币”(晋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信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军事上，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进攻，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组成三十多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越过封锁线，深入敌占区，配合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神出鬼没地在敌占区进行各种秘密的或公开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为整，今天打埋伏，摸哨兵，袭击敌据点；明天又散传单，割电线，破公路，捉汉奸。在敌人的“治安区”里开辟了许多小块的抗日基地，犹如孙行者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时时刻刻都威胁着敌人的生存。为了粉碎敌人对游击区的“蚕食进攻”，提出了“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坚守阵地”的口号。开展空室清野，围困据点的群众运动。其中晋绥军区八分区打得最漂亮，八分区的交城县，仅仅几个月时间，就挤掉了芝兰、岔口、青沿、东社等据点。胜利消息传到延安，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打来电报，指示和鼓励晋绥所有地区都要象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由于贺龙同志坚决贯彻了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英明指示，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取得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四三年冬，一年时间中，经过大小三百八十七次战斗(民兵参加活动三百二十多次)，共挤掉了敌伪据点一百三十八个；摧毁敌伪政权八百八十一个；收复村庄三千一百零八个；解放了人口三十六万，建立基层民主政权五百五十五个，从而使敌伪统治区日益缩小，我晋绥根据地则日益发展壮大。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扫荡和连年的自然灾害，根据地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乡村残破，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劳动力减少了三分之一，牛、羊减少了十分之六，驴、骡等大牲畜减少了十分之八，粮食产量降低了三分之一，棉花产量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三十，民间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而蒋阎匪帮又乘火打劫，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我根据地的局势更加恶化，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盐吃，没有衣穿，医药、武器也十分困难。军队每人每天仅吃七两黑豆，还要勒紧裤腰带打仗生产。有时连黑豆也吃不上，就吃瓜叶、树叶、草根、野菜。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贺龙同志领导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多次指示部队：“军队要大力帮助群众生产，不打仗就帮助种地、锄草、买牛、搞副业。”贺龙同志首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司令部的机关干部开荒种地，植树种菜。蔡家崖村南面的柳湾，就是当年他们建造的。当初这里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烂碱滩，贺龙同志带领司令部和村农会的干部视察后，满怀信心地说：“这个稀泥湾挺好派用场，这里可以栽树造林，树长大了，能采伐，搞建设，河沟能淤田造地。”就这样，贺龙同志带领指战员栽上了柳树。当时续范亭同志住在蔡家崖养病，每天清晨来这里散步、打拳，十分喜悦地写下了“新柳一湾沙土地，清晨日日打拳来”的诗句。“柳湾”这个名称就是这样来的。贺龙同志还常常挤出时间上木耳崖和晋绥行署的机关干部一起开荒种地，劳动之余给大家讲大生产的意义，组织战士开展文艺活动。当时根据地军民穿衣也很困难，贺龙同志就派人从外地引进棉籽，种植棉花，发展纺织。同时还发动部队就地取材，用羊毛纺毛线，编织毛衣、背心、毛袜、手套，解决穿衣过冬问题。又发动军民开采煤炭，砍伐木柴，到外地进行交易，解决医药、纸张和吃盐问题。为了奖励农业生产，晋绥分局又颁布了减租减息和开荒条例，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到一九四五年，边区军民共开荒地一百九十五万亩，等于创造了一个兴县或三个保德的耕地面积。其中机关部队开荒二十万亩，尤其是三五八旅，自己开油坊、粉坊、豆腐坊，做到了每个伙食单位有羊十只、菜十亩，八个人有猪一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纺织、造纸、被服、火柴、印刷、制药等工业也都发展起来了，特别是纺织，已有纺车八万一千七百多架，布机一万三千四百多架，年产土布六十万匹，使整个晋绥抗日根据地达到了衣食自足。 　　　　贺龙同志十分注意教育军民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他经常告诫干部：“要看到晋西北人口本来就少，加上连年战争破坏，群众负担很重，人力物力都已十分窘迫。”当时军区司令部和晋绥行政公署住在蔡家崖，经常召开重要会议，急需要修建一座礼堂，贺龙同志当即提出了“自力更生盖礼堂”的建议。决定在晋绥所属机关部队中发起一个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运动，节约生活开支，购买砖瓦木料；备料、运输、施工也都由干部战士承担。贺龙同志亲自打石运料，指挥施工。不用政府一分钱，不用群众一个工，硬是自力更生修起了可容纳数百人的礼堂兼饭厅。一九四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蔡家崖时，曾在这里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一坚固实用的建筑，不仅记录了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也是贺龙同志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历史见证。 　　　　贺龙同志十分珍惜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特别痛恨铺张浪费的犯罪行为。一九四六年，一分区利用修护城堤剩下的部分小米，在兴县城修了一个舞台。贺龙同志知道后十分生气，给予严厉的批评，指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内部的一些领导干部滋长了大讲排场，铺张浪费的坏思想，是十分危险的。”并以此为鉴，在机关干部中及时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的群众运动。由于贺龙同志以身作则，领导各级军政机关和部队开展了自力更生与勤俭节约运动，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贺龙同志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建军思想，妥善地处理了发展生产和补充兵员的关系，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晋绥边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使我军的发展和建设有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强大的后备力量，形成了一支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到一九四五年底，晋绥军区已有武装民兵七万余人，各种自卫队六十万人，主力部队也由一万余人，发展到十二万人，增加了十倍以上。这几个简短的数字，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忠于毛主席建军路线，艰苦创业，建设边区的巨大功绩。 　　 　　 　　　呕心沥血育蓓蕾 　　 　　 　　　　贺龙同志在战场上是威震敌胆的名将，也是自觉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老一辈革命家。贺龙同志文化水平不高，一生戎马倥偬，但他时刻牢记毛主席“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的伟大教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视部队的文艺体育工作。一九四一年九月，贺龙同志在为《抗战日报》创刊一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中，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报纸是与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同等重要的。”高度评价“《抗战日报》的出现，使我们整个晋西北改变了一副新面目。有了《抗战日报》，我觉得，我们的精神更焕发了，我们愈加成为不可战胜的了。”在贺龙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七月剧社”、《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和《战斗月刊》等都搞得十分出色，名闻全国。贺龙同志经常鼓励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要关在书房里闭门造车，死啃书本。他说：现实的革命斗争是一本无字天书，这是任何书房里都读不到的。就拿我来说吧，从五岁起就念书，念到十岁，连一本“人之初”还没有念完，就再也不上学了，……现在这点儿家底，全靠几十年闯荡来的。教育文艺工作者要实践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 　　　　一九四二年，贺龙同志在给《战斗月刊》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明确指示《战斗月刊》：“要遵照中央及毛泽东同志的训示，与一切教条主义，空谈泛论，死板公式，无稽之谈作斗争”，“它的一切精神与实质应是整顿‘三风’的具体反映，违反了这一原则，将使他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物。”并且响亮地提出：“我们的要求：要实话不要空话，材料愈确切愈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者不要；文章愈通俗愈简洁愈好，长篇大论、言之无物者不要。”“欢迎的稿件是那些千丝万缕与群众联系的实话，而不是歌功颂德的祝词。”这短短的《发刊词》，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深刻理解。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贺龙同志回到延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文艺界也出现了一股反动逆流。王实味抛出了《野百合花》等毒草文章，向党进攻。一天中午，贺龙同志去向毛主席请示工作，正值刘白羽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文艺界的思想情况。毛主席十分热情地留贺龙同志和刘白羽同志共进午餐，仔细地询问了边区的文艺工作。并针对当时文艺界的状况，指示贺龙同志：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刹住，得有人讲讲，我希望你唱个花脸。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贺龙同志积极投入了这场战斗，非常严厉地抨击了王实味等。 　　　　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贺龙同志在工作十分繁忙中，仍然念念不忘文艺工作。及时向边区文艺工作者指出：“现在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军打大胜仗，西北人民解放军也打得很好，枪杆子已表现了力量，枪杆子要求我们笔杆子也要表现力量。你们肩上的担子不是四十斤，而是一百二十斤。”他满怀激情地向文艺工作者发出号召：“伟大的事业在等待我们，每个同志要有事业精神，不要只看见眼前的事情，而要有黄河之水那样的伟大气魄……要准备好这支文艺队伍，浩浩荡荡开到新区去……写出一批能为战争，为生产，为工农兵的作品来!”这是殷切的期望，也是战斗的召唤!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无比重视和关怀。闪现着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 　　 　　 　　将军热爱子弟兵 　　 　　 　　　　贺龙同志胸怀坦荡，爱憎分明，对广大干部战士关怀备至，继承和发扬了我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他经常教育干部：“人民把亲生骨肉托付给我们了，我们应该关心他们，教育他们，不能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并明确指示后勤部门：“在部队内部，首先要照顾大多数战士的生活，因为受苦的是他们，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是他们，我们要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解决这个问题……其次要照顾下级干部，连长、排长、班长和机关里的参谋、科员、老弱残废人员，最后才是照顾首长。”每到宿营地，他总要到各连查问房子是不是都安排好了，伙食是不是准备好了，有没有铺草，有没有病号。一有空就和战士拉家常、谈思想、讲故事、扳手劲……有一次，贺龙同志从临县返回兴县途中，发现驻防白文的一个营长自己住在楼上，却让炊事员住在放马草的棚子里。贺龙同志立即把这个营长的行李搬到下面，把炊事员的行李搬上楼去，并严厉地批评了那个营长。有一个时期，警备连对战士的生活不够关心，贺龙同志就深入连队，亲自指导他们安排伙食，早上吃什么，下午吃什么，怎样做饭，怎样做菜，作了具体指示，并送给他们一口母猪，让饲养肥猪，改善生活。贺龙同志经常半夜起来，到战士住地巡视查铺，盖被子，关窗户，碰到深夜值班的战士就把自己的大衣披到战士肩上，把自己的烟斗、烟丝送到战士手中。不少当年在晋绥军区的干部战士，至今一谈起贺龙同志爱兵的故事，无不激动得热泪盈眶。兴县后木兰岗村张映清是当年一二○师某部机枪班长，因为参军七年未给家中去信，有些人传说他已牺牲，他母亲听了十分挂念。贺龙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亲自登门安慰她不要着急，一面指示张映清所在部队批准张映清回家探亲，并用自己的战马把他送到家里。贺龙同志还亲自登门，对张映清母子进行亲切慰问，并帮助安排家庭生活。一九四七年张映清负伤住院，贺龙同志又派人前去慰问，并把自己的一套衬衣送给了张映清同志，而他自己却穿着打了补钉的衣服。这是多么崇高的阶级友爱，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 　　　　贺龙同志对伤病员和年老体弱的干部战士更为关心。一九四八年，大军南下前夕，警卫连李连长因病住院，贺龙同志带上罐头食品，亲自到病房慰问，并根据李连长的病情，批示医院，每天供给一磅牛奶，让他补养身体，早日恢复健康。一九四二年冬大生产运动中，军区和公署的干部战士到关家崖一带背炭，有次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贺龙司令员从县城返回蔡家崖驻地，贺龙同志立即下马，抢过年纪最小的李清喜同志的背兜背在肩上。“命令”李清喜骑上他的战马，直到看着李清喜撅着小嘴，跨上马背，贺龙同志才满意地背起炭兜，大步流星地向前赶去。就这样，贺龙司令员背着沉重的煤炭，而普通的小警卫员却骑着高头大马，一直回到了司令部驻地。 　　　　贺龙同志待人诚挚，尊重同志，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一二○师政委关向应同志，是贺龙同志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在他们朝夕相处的十五年中，互相尊重，密切配合。无论是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关头，还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总是并肩战斗，亲如骨肉。十五年中，经常同住一间房屋，共用一张桌子。同志们给他俩写信，或是他们自己写信签名时，总是连署“贺关”两字。一九四一年，关向应同志因病住院，贺龙同志每次到延安，总要从百忙之中抽空去看望。凡是关向应同志需要的药品，总是要千方百计搞到。一九四六年夏，关政委病情恶化，贺龙同志亲去探望。一见关政委那苍白消瘦的面容，贺龙同志的心象刀绞一般，眼眶不由得红了起来。他亲切地安慰关向应同志要安心休养，好好治疗。关向应政委也满含激情的泪水，支撑着十分沉重的病体，念念不忘地询问着前方的情况。在归途中，贺龙同志十分沉痛地说：“看来关政委是病势不轻啊!这个一向坚如钢铁的汉子，今天一见我们就泪水满眶……这不是儿女私情，他是挂念着许多革命同志，惦记着千百万没有翻身的人民……”。七月二十一日，关向应政委与世长辞，噩耗传来，贺龙同志悲痛万分，整日整夜眠食俱废。在晋绥军民悼念关向应政委的大会上，贺龙同志泪流满颊，泣不成声，只得由李井泉同志代致悼词。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悼念诚挚的战友，贺龙同志彻夜不眠，用他那粗犷有力的笔触，写下了血泪交融的悼念文章——《哭向应》：“……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雪山草地……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床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这是心灵深处的哀悼!这是阶级友爱的结晶!只有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的革命战友，才会有如此真挚的感情。 　　 　　 　　人民怀念贺老总 　　 　　 　　　　贺龙同志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十分尊重群众。他常说：“坚决地依靠人民，紧密地联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决不脱离群众，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晋绥工作期间，他已是我党的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但他却处处以普通一兵自居，群众也亲切地叫他“贺老总”。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一有空就帮老乡挑水、烧火、劈柴、背炭。他特别喜爱小孩，常常是抱着一个，跟着一群，每次到蔡家崖附近的北坡看戏，车上总是挤满了一群嘻嘻哈哈的小鬼。每当战斗间隙的晨昏之际，在蔡家崖的村头、地畔，总能看到贺老总和老大爷促膝谈心的动人情景：他一面和老大爷拉呱家常，品评庄稼，一面掏出自己的旱烟斗，装满烟丝亲切地送到老大爷的手上。不熟悉的人咋一看，真分不出那是司令员，那是老百姓。由于贺龙同志平易近人，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解决。特别是对一些干部有了意见，常常直接找到贺老总那儿“告状”。贺龙同志听到群众的反映，总要把干部找来详细询问情况，耐心教育帮助。要他们注意政策和策略，改进工作方法。特别是对军队要求更严。强调军队要尊重地方政府，不准盛气凌人，不准居功自傲。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晋绥军区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订了“拥政爱民公约”，并把每年旧历正月定为“拥政爱民月”，邀请党政机关和各界代表进行座谈，征询批评意见。一发现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及时给予纠正。当时由于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在兴县蔡家崖后木兰岗等村庄，不少群众自动腾出房子给机关和部队驻扎，有的甚至老少三代都挤在一起。贺龙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对后勤部门提出批评，亲自带领司令部干部、战士打了几百孔窑洞，解决了群众和部队的住宿问题。贺龙同志十分高兴地指出：就是要象延安那样，打土窑洞，安简易门窗，学习延安精神，发扬革命传统。 　　　　贺龙同志热爱人民，关心群众，和晋绥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他用一颗火热的红心，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爱民佳话。一九四三年，大生产运动中，为了使群众节省劳力，不误农时，贺龙同志就和警卫人员一起，挑着水桶，每天清早挨门挨户送水。农会干部郭俊义因病卧床不起，贺龙同志亲自去看望，派医生登门诊治，直到病好为止，同时又派警卫员帮他耕种土地。一九四八年春，有一天，贺龙同志在后木兰岗的沟岔里正准备召开会议，突然敌机空袭，贺龙同志不顾警卫员制止，不顾个人安危，跑到路旁的地里，一手拉住正在耕地的老乡，一手牵住未卸犁具的耕牛，跑到附近的石洞里躲避飞机，直到敌机飞走，才把缰绳交给老乡。在兴县蔡家崖一带至今还传颂着“护村坝”和“爱民井”的故事。那是一九四三年秋，山洪爆发，蔚汾河泛滥，冲塌了堤崖，毁坏了田园，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蔡家崖全村仅有的一口水井也被冲毁，全村几百口人的吃水问题成了燃眉之急。正当全村人万分焦急，村干部手足无措之际，贺龙同志来到了群众之中，他鼓励大家要鼓足勇气，团结一致渡过难关。他亲自和村干部踏遍了蔡家崖的一座座山头，一道道坡坎，勘察地形，寻找水源，带领军民打成一口水井。接着又亲自指挥施工，在村边修起数十丈的护村大坝，保护了全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一千多亩良田。三十多年过去了，“爱民井”的泉水越流越旺，越流越甜，哺育着英雄的蔡家崖人民；“护村坝”巍然挺立，击风搏浪，保护着蔡家崖这一英雄的村庄。 　　　　吃水不忘掏井人，晋绥人民永远怀念贺老总，贺老总的丰功伟绩，如莽莽吕梁，与日月同在，贺老总的光辉名字如汾水洋洋，永世流芳。然而罪恶滔天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狂犬吠日，丧心病狂，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对贺龙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四人帮”一伙百般阻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给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指示，并把周总理参加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称为“复辟翻案”的典型。真是卑劣至极，令人发指。在那妖雾迷蒙，“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吕梁儿女心向北京城，怀念贺老总，同“四人帮”伸向吕梁的黑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歹徒想拆毁贺龙同志为“晋绥烈士陵园”亲笔题词的纪念碑，受到了吕梁人民的痛斥，没有得逞；还有的“四人帮”的爪牙，想砍去贺龙同志在蔡家崖亲手种植的“六柳亭”，同样遭到蔡家崖人民的有力回击，结果也是妄费心机。当贺龙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兴县人民组织了代表团，前往北京探望贺龙同志的家属。作为历史见证的吕梁人民深信贺龙同志蒙受的不白之冤一定会得到昭雪。东风传喜讯，霹雳扫残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被颠倒了的历史得到了纠正，贺龙同志光辉的名字又重见了天日!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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