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9日下午3时4分，共和国元帅，我的父亲贺龙被迫害至死。当晚大雷雨。其后连续三年，每年6月9日大风雷雨，传言终于出来，都说这是天哭元帅沉冤不得昭雪。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要为贺龙平反。”也怪，这一年的6月9日没有下雨。 　　　　我至今记得1969年6月9日那天的情景。 　　　　下午，我在北大篮球场看人家打篮球。在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人搭理我，都与我“划清界线”，我自己也注意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尽量少与人来往。 　　　　可是，忽然有人喊我“贺晓明！” 　　　　我看到军宣队的几个人在招呼，那位组长就是中南海一区的老李同志。 　　　　“哎哎，你来来，”他看我发怔，继续招呼，“来，咱们谈谈。” 　　　　我随他们进屋，不知要谈什么？ 　　　　“你们机关来人，”他指指屋里坐的两名军人，“要接你去谈话。” 　　　　我望望那两名军人，心里咯噎一下。那是一惊一诧的年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可以发生，什么荒唐故事都可能成真。找我谈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脑子转了转，决定他一拖，缓冲一下：“你，你们等等，我拿个书包去。” 　　　　上楼取书包，走一圈也没想出任何名堂，自然也想不出做什么应对准备，就那么心乱脑空地随他们上了车。 　　　　车出北大校门，没朝城里开，直奔运河方向，我的心又怦怦起来：坏了，看来是要关押我了…… 　　　　沉默一段路，坐司机旁的军人侧身回头，望住我说：“告你件事，你爸爸病重，我们现在接你去看看。” 　　　　脑子轰地一响，仿佛遭了雷击，又像从山崖摔下，轰然落地。半晌我才透过一口气。顿时明白了什么。“文革”的经验，像父亲这样“失踪”的领导干部，活着肯定不叫见面，叫见面一定是死了…… 　　　　“爸爸！”我心里惨叫一声，泪水便如泉涌一般溢出眼眶，滔滔不绝。在那一瞬间，我鲜明地想起两年多前与父亲的分手。由于“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父亲临时住进新六所。一天吃完饭后，我向父亲告别：“爸，我回学校去了。” 　　　　“唔，你走吧，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大风大浪里锻炼……”父亲像是有许多话想讲，却又忍住了没说下去，他将我送到楼梯口，一直看着我走出屋门…… 　　　　谁能想到，这一别就再未见面，连父亲被关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父亲手扶楼梯忧心忡忡又慈爱不舍地望着我的情景历历在目，可现在，现在我将会看到什么？ 　　　　“不，我不去看，”我泪下如雨，哭喊出声，“你们送我回去！” 　　　　我的心碎了，我不敢去面对那个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的残酷现实。 　　　　“不行啊，这是首长的关心，”那个军人停了停，说：“你得去看看。” 　　　　汽车飞驰，载着我直奔那个可怕的现实。我只剩了哭，哭一路，泪水不尽。我感到自己那么孤立，便想到了唯一能见到的亲人：“我哥去不去？” 　　　　“已经派人接去了。” 　　　　我的心多少踏实点。哥哥鹏飞是我的一个支柱。父亲失去音讯，我们兄妹相依为命，互相帮助。鹏飞得了重病，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设法出去买点牛奶给他喝。买回奶来一看，他的眼睛都黄了。我惊叫：“糟了，是肝炎！”忙把他送到同仁医院，经检查，果然是黄疫性肝炎急性发作。我们没有钱治病，更没钱住院，我急得耍死，终于想到给父亲过去的秘书打电话。秘书说需要向上报告，这一报告就迟迟没了消息。我半夜去找贺彪，他帮忙找老中医，买中药。后来把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发牢骚”，在一次谈话中说：“啊贺老总的儿子得了肝炎，连医院都住不上！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哥哥才住进医院。是用蹦蹦车送去的，送的人把全身衣服都烧了，怕传染。只有我们兄妹情不怕传染…… 　　　　汽车驶入三○一医院，我被带到外科大楼医生办公室。门开时，看到哥哥鹏飞已经阴沉着脸坐在那里。我不会说话，也说不出一句话，只会哭，没完没了流泪。 　　　　专案组一位高个子姓卢的人，谈公事一样宣布：“啊，来坐来坐，我让医生来讲最后的抢救情况。” 　　　　他的旁边有位中等个，四方脸的人，拿着本和笔，随时记录。 　　　　“首长很关心这件事。”姓卢的所言首长，是指黄永胜。“他一再交待，要让家属看遗体，你们要明白，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关心。” 　　　　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多数都不难忆起，在那一个接一个运动中，多少人挨整，哪怕整残人，整死人，整得妻离了散，家破人亡，最后还要让人“心服口服”地感谢“组织关心”。 　　　　我们没说感谢关心的话，我们没有话，我一个劲流泪，哥哥一个劲出汗：我泪下如雨，哥哥汗下如雨。 　　　　专案组的人递上茶杯：“你们喝水。” 　　　　哥哥说：“我不喝，我要烟。” 　　　　专案组的人说：“可以。”他们买来两包烟，哥哥就一支接一支地吸起来，在烟雾弥漫中听医生讲完了“抢救”过程。 　　　　片刻的沉寂，那寂静在浓浓的烟雾中尤显沉重。 　　　　“你们有什么要求？”专案组的人先打破了沉静。 　　　　“只有一个要求，我要见妈妈。”哥哥比我坚强，他提出要求。我跟着点点头。 　　　　“可以可以，”专案组的人说，“她就在这里。” 　　　　我们被带进一间阴暗的散发出霉味的储藏室，见到了熟悉而又变陌生了的母亲。她坐在一张床板上，床板是架在两条长凳上，长年的监禁，使她头发变白，目光变得滞涩。她戴一顶黄帽子，穿着毛衣，像是仍然感觉冷，默默地望着我们兄妹。 　　　　“妈！”我嘴唇抖了好久，才终于叫出声。两年半音讯全无，我叫妈都拗口了。我扑过去，抱住母亲，哭得昏天黑地。 　　　　长期关押，母亲讲话都显得困难，只会机械地重复：“我很好，我很好，组织上对我还很好……” 　　　　那样的环境，还能说什么呢？母亲抚摸我，又看看哥哥鹏飞，轻声问：“你们怎么穿这么单薄？” 　　　　“妈，”我心里一阵酸痛，泪水以新的势头涌出，“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我的长期被关押的母亲，她说她很好，可她连春夏秋冬都没有条件去分辨！我哭着去打开了窗子。 　　　　然而，哥哥鹏飞抢上一步，把我打开的窗子又关上了。 　　　　“哦，你还记得我怕对流风。”母亲朝她的儿子投去一瞥，那一瞥之间，母爱的光辉重新在她眼中闪烁起来。她端详我，端详哥哥，趁专案人员不注意，悄悄说一声：“我要衬衣衬裤，没穿的了。” 　　　　“好了，现在去看遗体吧。”姓卢的进来了，叫我们走。母亲抓住我手，用力捏捏，小声提醒：“坚强些，你要坚强。” 　　　　我和哥哥一人一边，搀扶着母亲走。走廊很深，沿路有一些病号带着青石一般稳忍的表情默默地望着我们，目送我们走过去，一直走进十三病室十七号病房。 　　　　进门的一刻，我们都窒住了呼吸，那是猝然的打击、冷酷的现实、巨大的悲痛和郁积一室的情冤义愤气将我们窒息了。我的轰轰烈烈、英雄一世的父亲贺龙，如今静悄悄地躺在床上，被白被单盖住了，那身体的轮廓像汉白玉的雕塑。白被单一直盖到他的挺拔的鼻子部位，将那两撇举世闻名的黑胡子遮在了白色里，只露了棱角鲜明的额头和变灰白的头发…… 　　　　我们被限定在那里默默流泪，默默望着那汉白玉一样的躯体和仅能看到的头发额头，不能去揭单，也不忍去揭单。不知站了多久，流了多少泪，母亲才发出叹息一样的声音：“走吧……要坚强些。” 　　　　出来，专案组马上对我们宣布：“给你们规定一条纪律，贺龙死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许说。” 　　　　我问：“军宣队要是问呢？” 　　　　“你不要说，对一切人都不要说！” 　　　　专案组的人要押母亲走，母亲拉住我的手不肯松，我也拉住母亲的手不肯放，但是他们还是把母亲拉上吉普车，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和哥哥鹏飞要求自己走，也不行，用车把我们分别拉回学校去。 　　　　到校后，天已经黑了。我碰到一个男同学，他悄悄问：“晓明，他们接你，是不是看你爸爸去了？” 　　　　我不能说话，回头就走，泪水又悄悄涌出。我在海淀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街上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不会用目光或唾声伤害我。我忽然看到了鹏飞的背影。 　　　　“哥哥！”我喊着，哭着、冲过去拉住他的胳膊。他扭回头，诧然地望住我。 　　　　我怔怔地立住了，嘴唇半张着僵在那里。不是，不是哥哥，我认错了人。 　　　　我暮地转身跑开，不禁痛哭失声。我不知要跑向哪里，也不知何处是归宿，黑漆漆的夜色中，风也寻找什么似地急匆匆卷过来，东一头西一头乱撞，撞得我踉跄。 　　　　突然，一道耀眼的电闪滑落下来，接着，喀嚓嚓的雷声炸裂，像要把整个天地劈开一般。我立住了脚，仰起脸，仿佛整个心也被那密密层层的浓云围紧而挣脱不开。我渴望闪电霹雳，我渴望那一种发泄…… 　　　　电闪拖着雷鸣，雷鸣追着电闪，大雨点接着便砸下来，一种土腥的潮气刚刚浮升而起，马上又被更密更急的雨水镇压下去。我淋在大雨中，雷电响在心中。我分不清脸上哪是泪水哪是雨水。爸爸，你冤哪——！铺天盖地的雨幕中，这里那里都是极宏大又极细切，极深远又极近切的哭诉声……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我给哥哥打电话，然后去找他。 　　　　哥哥从清华大学出来，和我在小道上相见。一见面我就又哭了。我问：“哥，咱们还能不能见到妈妈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哥哥摇头，“昨天那就是最后一面。” 　　　　“昨天你在哪儿？我找你找不到。” 　　　　“在稻田里。” 　　　　“在稻田干什么？” 　　　　“喝酒，喝光一瓶二锅头。” 　　　　“哥哥！”我的泪水已经湿了整个脸。 　　　　那时，正在运动中，确实不知前景如何。但是，历史总是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历史作出的选择，是任何力量也不可能转移的。林彪折朝沉沙，“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如今，他的雕像矗立于天地衔接处，他的名字他为人民所做的建树，像天子山一样，将万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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