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随着文人们的个性意识逐渐增强，对山水自然也就一往情深起来。袁宏道自称有“山癖”，宋懋澄亦称“平生雅好游”，张岱则说“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他们甚至把山水比作朋友，视为情人。雷何思称：“人生第一乐是朋友，第二乐是山水，朋友则其人也，山水则其画也。”①随着文人们对山水旅游的重视，山水游记也走向繁荣，相继出现了袁宏道、袁中道、王思任、张岱、龙膺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旅游文学家，而比杨嗣昌大两岁又与他同一年去世的徐霞客，更是创造了旅游史上的壮举，他的《徐霞客游记》，则被誉为“古今游记第一”。杨嗣昌的山水旅游文学，就是在这种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氛围和旅游文学蓬勃发展的环境里，合乎情理地产生了。 　　 　　首先，杨嗣昌同公安派作家在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上一脉相承。中国的山水旅游文学始于南朝，经过唐宋两代文学大家的不断开拓，发展到明代中期以后，已经趋于高潮。明代山水旅游文学作家多，流派也多。他们尽管风格各异，成就不等，但大都是在反对复古、反对道学的思想支配之下，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②。 　　 　　杨嗣昌同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代表人物交往虽然都十分密切，而从他偶尔表现出的文学观点来看，还是倾向于以公安派为代表的这种主张。崇祯十二年（1639），他在《己卯都中寄里中诸茂才书》中，称赞家乡的几位文学爱好者说：季创初寄我文字，如巴江秋涨，落见水痕；胡友清寄我新诗，如月入深林，灵光逼漏。其（余）二子者，杨巽氏如古禅猛棒，劈面无情；唐及庵如东、西晋人，清言自赏。吾武陵可谓多奇矣！区区若得归与，愿且忘年逐队，二三子其许之乎？ 　　 　　尽管这里所评价的几个人诗风或文风有异，但从排列顺序来看，他对“巴江秋涨，落见水痕”和“月入深林，灵光逼漏”的自然境界似乎更欣赏一些。可见，杨嗣昌特别肯定的还是那种“不拘格套’的“独抒性灵”之作。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杨嗣昌的从外祖父龙襄（字君超，文学家龙膺之兄，袁宏道、中道的诗友）去世，他写了《哭龙君超先生》五言排律诗一首。诗的开头说：翼轸沦精日，江湘灭浪时。斯人哀云数，吾道失宗师。吏部禅光寂，词林帝所追。伤心三楚望，启手一期年。仰止情兼悼，缘亲理独悲。 　　 　　杨嗣昌在“吏部禅光寂，词林帝所追”下自注说：“袁石公先生宏道、雷何思先生思霈以是岁皆亡。”袁宏道号石公，官至吏部郎中，人称袁吏部。据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之五》（即《袁小修日记》）载，袁宏道（石公）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九月初六日去世，同书卷之六记于辛亥（1611）九月初三日闻雷何思之讣，可见“以是岁皆亡”是指他们在一年时间之内都去世了，不是指同一年份之内。由此亦可推，龙君超的去世也当在辛亥（1611年）九月。雷何思，名恩霈，湖广夷陵（今湖北宜昌）人，曾任读中秘书、检讨等职，能诗善文。从此可以看出，杨嗣昌是把以袁宏道为首的这些公安派文学前辈作为自己文学上的“词林”“宗师”的。 　　 　　“公安三袁”中，袁中道反对模拟，崇尚真实自然，他笔下的山水“至奇至幻，至灵至活，态穷百物，体具七情”③，杨嗣昌在旅游文学创作方面受他的直接影响最大。在大量的日记和一些散文中，他记录了1613年二人游览武陵德山、桃花源和灵岩洞等名胜的情况。如《再游花源记》中称：“次于钓湾，且归，适杨子文弱相期聚首江楼。时景陵李长叔工部，亦以使事至鼎，晤间，遂共作桃源游。时癸丑二月之十二日也。从江楼下，三舟并发。长叔舟中客为沈仲敏，文弱舟中客为贺景明、陈仲韬，予舟中客为崔晦之。”在《寄杨制科文弱》的书信中，他还深情地说：“不肖获交于海内贤士大夫最早，今耆旧凋丧，不胜凄凉。幸近郡有兄丈，此天赞我也，老来不寂寞矣！”④在晚年写的一首《赠别文弱》的诗中，袁中道说：良缘不再合，心期会无因。年非盛壮时，百感增酸辛。骨肉既相捐，良友亦中分。西瞻峨眉雪，东眺禹穴云。中夜念往昔，五内忽如焚。一朝山水间，对子有余欣。圭璧惭温润，兰蕙失清芬。猎石终无厌，餐霞亦已勤。我有新著作，一一尽呈君。寂寞后来者，谁能定我文？ 　　 　　诗中可见青年嗣昌同他的情分。他对与嗣昌“良缘不再合，心期会无因”是何等的伤感，这是把嗣昌看成了自己漫游天下名山之志趣的同调、文学上的忘年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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