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父杨鹤，字修龄，号无山。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十二岁的杨嗣昌中进士，开始了他并不十分顺利的仕途，先授杭州府学教授。不久升迁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后又累进至南京户部郎中。泰昌元年（1620）八月，他在一次奏疏中述说淮北、江浙地区由于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民心思动的状况，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①表现了他对明皇朝日见衰败的恐惧心态。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揭竿而起。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群起响应。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崇祯元年（1628），正病休辞官在家的杨嗣昌被起用为河南副使，并加右参政。崇祯四年（1631），他的父亲杨鹤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因其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被劾革职，下狱问死。这时，已调到山海关“饬兵备”的杨嗣昌，“三疏请代”，父亲“得减死” ②，谪戍袁州（今江西宜春）。崇祯五年（1632）夏，杨嗣昌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崇祯七年秋，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本为一介书生，崇祯帝即位后这一系列任命，使他逐渐熟悉了军事。此时，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杨嗣昌处心积虑，几次上疏献计献策，“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 　　 　　崇祯九年（1636），兵部尚书张凤翼卒。急需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兵部尚书以统筹全局。“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京，崇祯帝立即召见。杨嗣昌从小熟读经书，在病休和父母丧期闲居期间，又“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知识面较为广博。他当过教书先生，“工笔札，有口辨”。经管过国家财政，做过地方大员，亦担任过兵部侍郎，阅历比较丰富。加之他“锐意振刷”，又善揣度人意，因而颇受崇祯帝喜爱。“帝与语，大信爱之。”“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以后，立即着手抓了两件事： 　　其一，面对明廷内外交困的形势，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并在其主管兵部期间努力加以贯彻实施。四月初二日，他上了《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③。疏中将天下大事比作人的身体：“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认为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主张军事重点应放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他指出：“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这一“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实际上是对明廷既往的“重外轻内”军事战略作了重大改变。此后，朝廷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以致使农民军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 　　 　　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杨嗣昌提出了著名的“十面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处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处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截农民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随之所向，“专任剿杀”。很明显，这一军事部署力图限制起义军活动范围，分工协作，攻防兼备，非常严密而有效，充分显示了杨嗣昌的军事才能。这个“四正”“六隅”法围剿计划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在付诸实施后，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接连失败，农民起义一度转入低潮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二，议兵议饷。杨嗣昌为了实现其一举荡平起义军的美梦，“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建议一上，崇祯帝欣然接受，并传谕：“勉从廷意，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在明末经济残破、军队屡兴的状况下，实施这一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到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1640）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发展。 　　 　　此外，杨嗣昌还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祯为五省军务总理。他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④

原文 发表于《中国通史》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浏览：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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