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倚为干城的杨嗣昌 　　《文史知识》1988年第11期·人物春秋 　　 　　■宠臣 　　 　　杨嗣昌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他能真正体察崇祯帝朱由检的意向和好恶，并在自己的行动中贯彻崇祯的意图。在互不买帐、互相拆台的明末政局中，缺乏对皇帝的了解，缺乏皇帝的信任和支持，要想有所作为绝无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讲，杨嗣昌的揣摩、逢迎、讨好崇祯帝，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生存本领，也是他要干大事不可缺少的条件。 　　 　　崇祯帝朱由检是一个“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三翻四覆，夕改朝更”⑥极难侍候的主子。据《明史》统计，在位17年，刑部尚书被他换了17任，杀了7个总督。平常一言不合、因泄己私愤而杀的人就更多。唯一例外的是对杨嗣昌表示了始终的信任。 　　 　　杨嗣昌“中旨起复”⑦开始“每奏对辄移时，所言皆听，（帝）曰：‘恨用卿晚。’”科道诸臣以为“夺情视事”触犯了“以孝治天下”的教条，趁机群起而攻之。崇祯帝早有准备，来个言者辄斥赶走、撤换一批人的职务。使杨嗣昌对上知恩图报，对下不理于人口。 　　 　　即使战场上的惨败也未能动摇朱由检对杨嗣昌的眷顾，在派杨嗣昌赴襄阳督师时，朱由检的口气相当婉转：“朕以寇乱，烦卿远行。朕不忍卿去左右。”⑧更有赐宴平台，赐诗壮行，赐尚方剑助威等殊荣，令合朝文武无法望其项背。崇祯十四年（1641）明王朝流年不利。先是李自成攻占洛阳杀死朱由检的嫡亲叔父福王朱常洵的消息传来，接着张献忠脱困出川，千里奔袭、智取襄阳、处决襄王朱翊钧的噩耗又至。不久，杨嗣昌辜负朱由检的重托自杀身死的凶信来到。引起了朝廷一片恐慌，一片责骂，议论鼎沸。大小臣工，痛定思痛，纷纷援引袁崇焕、杨一鹏等旧例，上书要求追究杨嗣昌“陷藩丧师”的罪责。可是，出人意表，崇祯帝毫不为所动，一言九鼎，盖棺论定，说：“督师功虽不成，志亦堪悯。”明确指出“宜用辅臣礼归葬”⑨，朝臣们至此也就无可奈何了。 　　 　　平心而论，朱由检不会看不清张献忠等重新崛起的威胁和杨嗣昌对他的辜负。问题是杨嗣昌是朱由检本人“力排众议”提拔重用的，追究他的罪过就等于崇祯帝承认自己无知人之明。刚愎自用、死不肯认错的朱由检当然不会那样干。在某种意义上，后来陈新甲被杀和杨嗣昌没被朝廷掘墓鞭尸是出于这同一原因。自然，人非草木，杨嗣昌的死意味着他朱由检失去了唯一的“知音”，有那么些痛惜也是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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