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之子序齿者20人，根据他们的年龄以及在康熙朝参与政治的程度，可大体分做两组。皇十四子允禵以上，为相对年长的一组，皇十五子允礻禺以下，是相对年幼的一组，虽然第二组中也有出色者，如“自署紫琼道人”的皇二十一子允禧，“诗清秀，尤工画”，在雍乾时期的宗室文中颇有名气，但从总体看，文武兼备的佼佼者，集中在第一组，皇子中反太子派成员，同样集中于此。这些年长皇子大都具有较风吹草动的满汉文化素养，发展较为全面，有着很强的参政意识和办事才干。 　　皇十四子允禵以上共11位年长皇子（皇太子允礽本人及两位早卒皇子除外）中，反太子派有7人，约占63，他们是皇长子允禔、皇四子胤禛、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礻我、皇十三子允祥和皇十四子允禵；持中立态度者4人，约占37，他们是皇三子允祉、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和皇十二子允祹。足见，一半以上的年长皇子，是反太子派成员。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首先对年长皇子中非太子派成员，即皇长子允祉、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和皇十二子允祹的有关情况，做一考察。 　　皇三子允祉的文化素养，居众皇子之首，不仅“素工书法”，弓箭技艺也十分出色，在曾于现场观看的西方传教士眼中，其箭法几乎与康熙帝不相上下[注：Ripa.Matteo,Memoirs opf Father Ripa,P.79,London.1855]。他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比皇太子允礽小3岁，生母是荣妃马佳氏。允祉的性格与其两位兄长（皇长子允禔与皇二子允礽）很不相同，比较平和，处事稳重，不善言辞[注：雍正帝称允祉“口钝”，参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允祉奏，无年月]。他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为诚郡王，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诚亲王。 　　允祉曾主持编篡律吕、历法、算法等书，是一位很典型的学者型皇子。康熙对好学聪敏而不多事的三阿允祉十分喜爱，也很信任。从满文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康熙三十年代末皇储矛盾激化后，康熙帝日渐重视允禔与允祉这两位相对最年长的皇子。每逢他离京外出，除去带上皇太子允礽外，随行皇子中必有允禔，意在监视、牵扯制皇太子允礽，加强对自己的保卫，以防不测，同时还将允祉留在京城，率领众皇弟综理政务。 　　允祉与允礽的年龄较为接近，加之他本人性格平和，凡事淡然处之，所以是众皇子中惟一与皇太子允礽“甚相亲睦”者，但并非太子党成员[注：《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庚辰]。 　　皇五子允祺自幼被养于康熙帝嫡母孝惠皇太后宫中，“皇太后爱之，不令其读汉书，止令其习清书”[注：《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45页]。允祺因没有能够像其他皇子那样，受到较全面的严格教育，其眼界、学识与才力，都较其他年龄相仿的皇子逊色。孝惠太后是位“秉心淳朴，顾又乏长才”之人[注：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册，第362页]。在祖母身边长大，深受其影响的五阿哥哥也“心性甚善”[注：《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戊子]，与人无争，始终是储位之争的一位旁观者。允祺于康熙三十七年封为贝勒，四十八年晋封恒亲王。 　　康熙帝曾称赞皇七子允祐”心好可亲“[注：《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戊子]，而生有残疾这一客观因素，使允祐的发展受到限制，也决定了他一生不曾加入权力角逐的行列。允祐于康熙三十七年封为贝勒，四十八年晋封淳郡王。 　　皇十二子允祹有一定才干，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底皇太后去世后，他曾奉命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在此前后，还曾多次主持祭祀和办理政务。但康熙帝对允祹的印象并不好，曾因允祹参与审理刑部案案件，未能审明一事，大动肝火，给予极为严厉的斥责[注：满文朱批奏折，胤祹奏，康熙六十年闰六月十三日]。允祹自幼由苏麻喇姑抚养。后者曾是孝庄的贴身侍女，做过康熙帝的启蒙老师，处事干练，很有心计。她在晚年受到举朝敬重，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九月以年逾九旬的高龄去世。康熙朝晚期，在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的允祹，却并未介入众皇子的储位之争，始终保持中允不倚的立场，实属不易。在性格较为理智、处事善于把握分寸的允祹身上，隐约可见其抚养人苏麻喇姑的遗风。允祹于康熙四十八年封为贝勒。 　　除去上述皇子外，其余7位较年长皇子，都是反太子派成员，但各自扮演的角色，又很不相同。 　　曾是反太子派头号人物理学皇长子允禔，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比皇太子允礽大两岁，生母为惠妃纳喇氏。允禔“英俊、聪明”，因是长子，很受皇父器重。当他23岁时，尽管已经完婚生子，但康熙帝仍让他住在宫内，以便继续留在自己身边[注：（法）白晋著《康熙帝传》]。允禔于康熙三十七年封为直郡王。其实，在他尚未分封前，即已多次受皇父委派，处理政务。如二十七年（1688年），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国舅佟国纲为首的清朝使团因议界问题“出使俄罗斯国”，17岁的允禔代表康熙帝“骑送二十里”，途中这位少年皇子享用礼仪规格之高，与皇帝本人出行相差无几。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任命亲兄弟裕亲王福全任清军主帅，19岁的允禔做其副手，率师征讨进犯内蒙古乌朱穆沁地方的噶尔丹军。此即著名的乌兰布通之役。康熙帝旨在通过初中锻炼，培养皇长子的军事指挥能力。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允禔是惟一一位三次跟随前往，并亲身料理诸多重要事务的皇子。四十一年（1702年）致仕大学士王熙去世，“上命直郡王（允禔）云：‘前此大臣病逝，闻有命皇子临其丧者，从未施拜奠之礼。大学士王熙，因系世祖章皇帝旧臣，特令王行礼，举哀致奠。’”清帝选派皇子致奠过世重臣，自此而始。 　　　　凭借得天独厚的长子身份，允禔在众皇子中第一个充当皇父的理政助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前，在办理具体政务方面，他受任次数之多，超过皇太子允礽较之允礽，允禔母家的地位不高。惠妃进宫初期品级很低，生育皇子后方晋升妃位。但允禔在政治上也有靠山，即他的叔姥爷大学士明珠。对于皇长子与明珠之间的密切关系，康熙帝是很重视的。如二十年（1681年）三月，康熙帝陪同太皇太后去遵化汤泉治疗皮肤疾患，乘祖母洗温泉之际，他本人又去塞外巡视，历时十余日。此间，他始终将允禔带在身边。四月二十二日，康熙帝从塞外发给大学士明珠的一则谕旨中写道：“朕闻京城左右亢旱，农事甚忧，尔可传谕礼部，著行祈雨。……朕体甚佳，皇长子亦安。尔近佳否？为此特谕。”这时正是明珠最受信任之际，他在朝中的显赫权势与皇长子的日受倚重，可谓相得益彰，同另一对权力伙伴索额图与皇太子之间，成对峙之势。这也是康熙帝用以相互牵制的策略之一。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太子前，允禔已具备相当大的政治能量，不仅在下五旗王公子弟中颇有威信，几可做到一呼百应，而且“各处俱有大阿哥之人。”[注：《清圣祖实录》卷237，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丙辰、庚申]可是，在权力角逐中过于锋芒毕露的允禔，性格与作风方面存在突出弱点，急躁鲁莽，不善于与人相处。康熙帝称其“气质暴戾”，其母惠妃“亦奏称其不孝，请置之于法。”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他与裕亲王福全共掌军务出征噶尔丹，本是接近伯父，在宗室王公中进一步扩大影响，发展势力的极好机会，但他却“听信小人谗言”，与福全“不相和协”。因身为清军正副统帅的叔侄之间尖锐对立，康熙帝不得不将允禔先行召返。有一次，允禔竟当着康熙帝之面，对正在与皇父闲谈的西方传教士徐日升戏称，要剃其胡须，令徐日升极为尴尬，多亏康熙帝在旁打了圆场[注：《圣祖庭训格言》，第43—44页]。这件小事，反映出允禔随心所欲，不虑后果的莽撞个性。这种性格与作风，是允禔在储位之争中最早被淘汰出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皇四子胤禛与皇十四子允禵[注：按，皇十四子允禵原名为胤祯。“祯”与“禛”，汉文音同，满文音、形皆异。康熙帝平日对皇子只是称为某阿哥，如十四阿哥、四阿哥，极少以名相称，皇子之间同样以阿哥相称，而大臣们绝不敢对皇子称名。所以只是皇子们在给康熙帝的奏折中列名时，需要在某阿哥之后再写上自己的名字，但奏折全部用满文书写，故二人之名并不会出现混淆。雍正帝继位后，将胤祯改名为允禵]，是相差10岁的同胞兄弟，生母是德妃乌雅氏，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这对兄弟的外公，是位护军参令（正三品），在康熙帝众多皇子的外家品第中，属于中等。乌雅氏生下头生子胤禛后，才封为嫔，后又晋升妃位。她是康熙帝所有后妃里生育最多的两位之一（另一位是允祉的生母荣妃马佳氏），10年（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内其生育3男3妇女，其中1男2女早卒，允禵是其最小的孩子。 　　胤禛自幼长在皇父宫中，康熙帝曾称对他亲自抚育，应当说这是胤禛比其他皇子幸运之处。然而，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部分年长皇子长一次被封爵时，仅比皇三子允祉小1岁的胤禛却没有象允礻是、允祉那样，得封郡王，而是与比他小1岁或3岁的另外三位皇子（允祺、允礻右、允祀）一同封为贝勒。康熙帝将本属两可之间的四阿哥，特放入后一年龄段的皇子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是年三月初三日，康熙帝御门听政时，大学士伊桑阿等奏称：“昨日奉旨，皇长子、皇三子封为郡王，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皇八子封为贝勒，伏祈皇上将皇子照例尽皆封王。”康熙帝回答：“太祖、太宗之时，封子并非一例概封，视其贤者封之，时惟多隆峨王、额尔克王、墨尔根王等封王，其余俱封为贝勒、贝子、公，或有不封者，今朕亦视其贤否加封耳，岂以己子有私乎？且如恭王为朕弟故封王，然其人岂称所封乎？”伊桑阿等奏曰：“前创业之初，正振作有为之时，是以如此封爵。今诸皇子夙奉皇上圣训，俱各贤明，伏祈皇上再次加封。”这时康熙帝明确指出：“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七阿哥赋性鲁钝，朕意已决，尔等勿得再请，异日视伊等奋勉再为加封，未始不可。”[注：故宫博物院（台北）：《起居注册》，汉文本，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初二日，记事。转引自庄吉发《清代起居注册与满学研究》，1999年事已高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按，多隆峨王、额尔克王和墨尔根王，分别指礼亲王代善、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恭王即常宁] 　　胤禛虽属年长，但在康熙看来，其整体素质尚不如皇长子与皇三子，这是没有对他封以王爵的主要原因。前引两皇子密审索额图等有关满文档案也显示，康熙四十四五年以前，除去皇长子允礻是外，康熙帝更为器重皇三子允祉和皇八子允祀，而非皇四子胤禛。 　　诸皇子中性格最为复杂，既性情躁急，又深沉莫测者，当属胤禛。 　　四十七年（1708年）十七月，康熙帝在与诸皇子及众卧的谈话中，对部分年长皇子分别做出评述。关于皇四子胤禛，他说：“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休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 胤禛听罢，立即奏称：“喜怒不定一语，昔年蒙皇父训饬，此二余年来，皇父未曾降旨饬臣有喜怒不定之处，是臣省改微诚，已荷皇父训饬。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卧之生平。”请求“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康熙帝表示同意：“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顷朕降旨时偶然谕及，无非益加勉励之意，此语不必记载。”这段史料所从出的《清圣祖实录》，是胤禛即位后修篡的，由于为君者讳的编篡原则，上述记载很可能存在粉饰，难以尽信。不过这终究表明，康熙帝深知胤禛的这一性格特点，如果只是认为其“幼年微觉喜怒不定”，则无必要在此场合作为一个问题专门提出。自然，这也说明第一次封爵之事，对胤禛是一个很大刺激，其后10年中他注意克制，收敛锋芒，极力讨好皇父，终于对改变康熙帝的看法，产生一定效果。康熙四十年代中期起，他在受到皇父信任方面，渐有取代允祀之势，并于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为雍亲王。 　　胤禛继位后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这大约是他成年后，协助办理政务时的情况。 　　然而，除去行事轻率、脾气急躁的个性特点外，胤禛同时也有精明、狡诈、城府很深的一面。 　　胤禛继位后，大张旗鼓地斥责以允祀等为首的反太子群体觊觎储位，谋陷二阿哥允礻乃的行为，有关储位之争中对其不利的记载，俱已销毁无存。但是是种种迹象仍表明，他与反太子群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废太子前，皇四子胤禛、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礻唐3人十分要好，无论京城府邸或京郊别墅，无不毗邻而建。 　　胤禛、允祀、允礻唐3人分别完婚分府，从皇宫搬出后，其府邸都在北新年桥至柏林寺一带。允祀府邸与允礻唐的府邸的“花墙只隔一墙”[注：《文献丛编》第3辑，《允祀允礻唐案·秦道然口供》]，“廉亲王（允祀）府邸与上（雍正）藩邸相连”［注：《永宪录》卷3，第188页]。胤禛继位后，“群臣请升潜邸为宫，廉亲王府不合相并”，故令迁移“废安亲王空府”。[注：《永宪录》卷3，第188页]。雍正帝潜邸整修为宫过程中，将原允祀府邸并入。因此，由胤禛府邸改建而成，今日四方游客驻足游览的雍和宫，实际上也曾是皇八子允祀府邸所在地。 　　如果将胤禛等3人府邸相连情况，解释为是康熙帝指赐，与其本人无关，那么，下述情况就绝非偶然了。 　　发生一废太子事件的前一年，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十八日，允祉、胤禛等7位年长皇子“奏请于畅春园附近建房”。康熙帝降旨：“（畅春园）北面新建花园以东空地，赏与尔等建房。”其后，因“若于此处建造”7位皇子的别墅，“地方略有狭小”，经诸皇子商议，“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奏闻皇父后，已于此处建房。”胤禛所建别墅，即其后闻名于世的圆明园。允祉等3位皇子（另外两人是谁，允祉奏折中未言，很可能是五阿哥允祺与七阿哥允礻右，因年龄最长的大阿哥允礻是当时已先行建造别墅）则“奏请另觅地方建造。”允祉最后是在“银池碧水东南，毗邻明珠（第三）子揆方居所买取一处空地”，房子画样“经皇父阅看后动工兴建。”{注：满文朱批奏折，胤祉奏，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畅春园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二月竣工启用，康熙帝在京时，经常驻跸园中，处理政务。为便于接旨并承办政务，时常随同前往的众皇子及大臣们，也都纷纷在其附近修建别墅居住。7位皇子修建别墅地点，分做两组，反太子最力的允祀、允礻唐、允礻我将别墅建在一起，而基本未曾卷入储位之争的允祉、允祺、允礻右等人的别墅则另建于它处，与前者截然分开。两组分别代表皇子中的反太子派与中立派，可谓泾渭分明。胤禛如果并非皇子中反太子派成员，其别墅建造地点，即应与允祉等人略同，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况且，当时正值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前夕，允礻是、允祀等正在暗地里加紧进行倒太子的种种活动，无论在京城府邸或京郊别墅，皆须时常避人耳目，进行密商，倘若胤禛并未参与其间，像对允祉等3位皇子那样，避免相邻而居，以防泄露机密。允祀等皇子对胤禛并无防范之意，说明起码已将他视为同路。 　　雍正四年（1726年）清除允祀允礻唐集团时，做过允礻唐府邸管家的秦道然供称：“二阿哥在东宫时，允祀、允礻唐、允礻题常有抱怨之言。”府邸与允祀、允礻唐毗邻，平日与他们接触频繁的胤禛很可能与曾参加他们的议论，或予以附和。所以，当一废太子期间康熙帝拘执允祀，允礻唐与允礻题“挺身保奏”时，允礻题曾邀约胤禛一起保奏，却未邀其他年长皇子。这是反太子派视胤禛为自己人的又一证明。 　　胤禛继位后，称自己“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祀也。”[注：《清世宗实录》卷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从一个侧面透露，他与允祀之间，的确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交往。 　　胤禛之所以同反太子派交往甚密，从他的经历与性格中，可以找到部分解释。他继位后说：“前犹有人疑朕与二阿哥不睦，夫二阿哥乃皇太子，国之储君也。二阿哥得罪之先，朕但尽弟臣之道，凡事敬谨，二阿哥所以反求隙者，因朕受皇考隆恩笃爱，意恐有妨于彼，遂至苦素备加。然朕犹然照常致敬，尽己之道，行乎顺而已矣，此皆众之所共知。”胤禛是一位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之人，他继位后对政敌允祀等人必欲致之死地的处置方式，即是最好的说明。这种个性与心胸，绝不可能对于允礻乃的“苦毒备加”默然忍受，相反，他会怀有强烈的不满与报复心理，并加入反太子派的行列。 　　自然，颇有心计的胤禛，不可能在倒太子活动中扮演出头露面的角色，而是更多地居于幕后，为自己留有充分余地。这是他与允祀、允礻唐等人很不相同处。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允礻乃病逝前，对奉命前来探视的大臣说：“臣当日与皇上（胤禛）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所言是其真实感受。 　　应当说，四阿哥胤禛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其个性中轻率与急躁的一面，仍然存在，但逐步退到相对次要位置，而深沉、狡诈的特点愈益突出。这一变化，对于胤禛在康熙朝晚期的处事作风，特别是对于他在储位之争中所采取的方针立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胤禛本人对自己的前一性格特征，毫不避讳，甚至有意宣扬，其居室中所书康熙帝之语，即是例证。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向臣工掩饰他具有与此看似对立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显然，如果只有前教唆而无后者，只是轻率躁急而非城府极深，藏而不露，那么胤禛则很难利用康熙帝猝死之机，出人意料地登上皇位了。 　　这种深沉狡诈的个性特征，体现在胤禛于康熙朝晚期的处事作风上，便是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尤其是一废太子事件中，他的这一作风特点得到充分表现与出色发挥。对此，康熙帝是有所觉察的。这是二废太子后，康熙帝并未属意于处事果断，精明干练的四阿哥，而是选中其同母弟允礻题作为密定储君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参见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清史论丛》第4辑]。 　　反太子群体的领袖人物皇八子允祀，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生母是良妃卫氏。康熙四十四五年之前，允祀很受皇父喜爱，无论是首批受封爵位还原染料随父出征噶尔丹的皇子中，他都是最年轻的一位。已如前述，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起，康熙离京外出时，开始让部分年长皇子留守京师，综理政务，允祀多次与皇三子允祉一起承此重任，同为康熙帝首选之人。 　　与众多皇兄皇弟相比较，十分聪明的允祀在学习满汉文化知识上，并非优异者，从其相对较差的书法情况看，其学习成绩最多只是平平而已。但是，他却有着极其突出的办事才干，即使是自视甚高，对其恨之入骨的胤禛，继位后也曾不得不对此做出较客观的评价：“允祀若肯实心办事，部务皆所优为。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注：《清世宗实录》卷31，雍正三年四月癸未]；“允祀较朕诸弟，颇有办事之才”[《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允祀为人聪明强干，谦洁自矢，才具优裕，朕深知其能办大事”[注：《清世宗实录》卷30，雍正三年三月乙丑]；甚至承认自己的才力也只是“能与相当”[注：《上谕内阁》，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 　　允祀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很善于团结众皇子及广大宗室王公、满汉大臣，其“固结人心”的手腕，十分高明。他的母亲卫氏“本系辛者库罪籍”，曾被康熙帝称之为“贱妇”，与其他皇子相比，允祀的母家地位卑微。这一不利客观因素，或许对允祀性格作风的形成，起有一定作用，使他在与人交往中较少天潢贵骨所惯有的骄横之气，平易而务实。 　　允祀在康熙朝众多王公大臣中的口碑，始终是诸皇子内最好的一位。人们称赞他“朴实”、“极正气”，特别是深为康熙帝所挚爱、与之感情笃深的皇兄福全，曾在康熙帝前“力荐允祀有才有德”，说他“心性好，不务矜夸”，这对于允祀博得皇父的好感与倚信，是很起作用的。 　　允礻是原本也是反太子派的首要人物之一，但这主要是凭借其皇长子的身份，若论才力、处事作风及其威信，都在允祀之下。所以，允礻是因一废太子孙事件而被圈禁，退出政治舞台前，他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员冲锋陷阵的勇将，而允祀乃是反太子派的灵魂。 　　允祀不仅在皇子中有一批拥护者，允礻唐、允礻我、允礻题等皇子，“俱奉允祀如师”，“俱听允祀指示”[注：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第211页；《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辛亥]，众妃嫔对他的印象也颇佳。康熙五十年（1711年）良妃卫氏去世，其惟一亲子允祀极其悲痛，以致“百日后仍用人扶掖而行”，并一直在家供奉母妃容像。据胤禛继位后称，康熙帝曾斥责允祀“沽取孝名”。允祀的上述举止，并不排除其十分明显的政治动机，但客观上还是会加深众臣乃至众多妃母对其已有的好感。允祀自幼由允社是的生母惠妃抚养，后者曾向康熙帝请示置亲子于法，却对允祀十分喜爱，始终相处很好。雍正帝胤禛继位伊始，遵照皇考遗旨，允许部分母妃“随子归邸”而居，惠妃因亲子允礻是已被圈禁，于是移居允祀府邸。3年后（雍正四年正月）雍正帝说：“迄今三年来，诸母妃未曾遣人至朕前一问起居，伊等居府中，一切皆诸王主持，此必允祀从中阻挠，诸王亦遂观望不前耳。”这些未亡人是康熙帝妃嫔中资格最老者，对于自幼看视长大的诸皇子，了解甚深，又因在宫中生活近一生，对宫规礼节知之最详，因而未曾派人向雍正帝请安，绝非疏忽所致。他们对新帝的冷漠态度，反映出内心对胤禛继位的看法，也间接表明对允祀的同情与支持。 　　允祀各方面的情况足以表明，他绝非是一“柔懦”、“软善”“易于挟制”之人[注：《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戊子；《清世宗实录》卷44，雍正四年五月戊申]，而是颇有领导才力，善于博取众心。事实上，“诸臣奏称其贤”，被人“目之为佛者”的允祀，也有极残忍的一面。他不遵皇父“诫酒之训”，在家常常酗酒，“醉后要乱打人”，曾将同其乳公、乳母结怨的御史永（雍）泰痛打[注：《文献丛编》第3辑，《允祀允礻唐案·秦道然口供》，另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一年十月癸卯]。雍正三年（1725年），护军九十六因“不遵伊之指使”而被“立毙杖下”，王府长史胡什吞“以直言触怒，（允祀）痛加{上竹下垂}楚，推入冰内，几致殒命。”如此凶悍之态，与其平日“待人好，说话谦和”的作风举止，大相径庭，其实地反映出允祀本性中的另一面。同时，也表明他在大多数场合下，具有较强的克制力，比较冷静，能够将性格与伤风中的暇疵与弱点，尽可能地藏而不露。诸皇子中在这方面能与之相比者，惟有继位前的四阿哥胤禛，但其包装效果，却比允祀要逊色得多。 　　允祀的待人处事作风，具有灵活周全，不拘泥于规制与名分的实用色彩。这种非正统性，是他不同于其他皇子的另一突出特点，也是他在众臣中很有人缘，受到拥护的原因之一。 　　例如，无论在妃母、兄弟、叔伯子侄、宗室皇亲或满汉官员面前，允祀都能较多地放下皇子的架子，宽和相待，予以包容。即使在其受到雍正帝日益严酷的打击，身家性命几不能保的情境下，奉命办理工部事务的允祀，仍“私帮数千金”，代工部郎中岳周交上拖欠钱粮，“令伊所管之人，无不感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显然出允祀的政治手腕。 　　胤禛继位后所定允祀的部分罪状是：奉移康熙帝梓宫时，请求裁减人夫一半，请求减少内厩历来所蓄马匹，以省钱粮；为“节省脚价”，奏请将旧例自京采买运送的陵寝所用红土，折银就地采买；监造的列祖神牌“漆流金驳”；以破纸书写奏章；破损桌案，安奉祝版；“皇上乘舆法物，以断钉薄板为之，更衣幄次，以污油恶漆涂之”；以縻费口粮为由，阻拦科乐沁王公前来叩谒康熙帝梓宫；等等[注：《清世宗实录》卷45，雍正四年六月甲子；《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这些罪款未免有夸大处，但无不体现了允祀在办理政务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方针，即改革以往治理帝丧时縻费钱粮过多，兴师动众，礼仪过繁的做法，尽量节约钱粮，就简务实。这些改易旧制，讲求实效的举措，透露出允祀思想中对于部分儒家礼法的蔑视，同时也必然加重其已有的罪责。它显然了一种革新精神，以及不为自身计的勇气与魄力。雍正继位初年，朝廷财政状况相当紧张，然而允祀建议的上述节约措施，被认为是“不忠不敬”之举，雍正帝一概拒绝采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情况出允祀与胤禛两人的政策分歧，尤其是对于封建礼法所抱的不同态度。 　　允祀的嫡福晋郭络罗氏是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她自幼受到外祖父的宠爱，性格泼辣，是允祀府中的当家人。据允祀的老师何焯家人说，一次允祀正在与老师谈话，“福金从门外望见，就大笑起来，笑声闻之于外”，而允祀见此，并未生气。足见，允祀虽然从小在康熙帝的严格督教下，学习儒家经典，但对于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接受，还只是停留在表层，他本人及其福晋的部分言行，仍不自觉地表现出满族传统习尚。在当时满族王公家中，这种现象或许并非个别，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康熙帝曾批量斥允祀“素受制于妻”，这并不排除后者想通过福晋笼络妻家戚属，以扩充其影响与实力。不过，允祀对嫡福晋“不守妇道”之举熟视无睹，并不怪罪，是否也反映也他与儒家正统伦理观念有所相悖的处事态度，以及不务虚名的作风特点呢？ 　　允祀既有办事才力，又极为收扰人心，这是他高于其他皇子处，在这方面，无论皇太子允礻乃或皇四子胤禛，与之相较皆相形见绌。 　　皇九子允礻唐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十八年（1709年）封为贝子，生母是宜妃郭络罗氏。虽然从有关史料看，郭络罗氏是康熙帝比较宠爱的妃子[注：《永宪录》卷2上，第87年载：“宜妃生皇五子、九子，圣祖眷顾最深”]，但这并未使九阿哥受到皇父的特殊看待。 　　允礻唐是年长皇子中资质相对较差的一位，康熙帝也从未对他委以重要政务。不过，他的权力欲却很强，是储位之争的一位积极参与者。允礻唐自知“无望”，便充分利用他与康熙朝巨富之一明珠家结有姻亲，拥有大量钱财这一有利条件，全力支持允祀、允礻题谋取储位。允礻唐的待人处事作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比较爽直，重朋友义气。一废太子时，他曾约允礻题同为允祀辩解。二是善于交接人，比较平易，故胤禛继位后斥其“外饰淳良，内藏奸狡”。允礻唐曾长期以汉人秦道然做管家；供职清廷的传教士穆景远（Joannes Mourao）[注：穆景远是葡萄牙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来华，曾任康熙帝的翻译，雍正六年（1728年）卒于西宁，在供职清廷的西方传教士中，穆景远是卷入康熙朝晚期储位之争最深的一位]及巩昌府知府汉官何图，都是他的亲信，前者还在其处“行走”多年。其结交面之广，可见一斑。因此，允礻唐虽非反太子派领袖人物，但却极有活动能量，所起作用不可小觑。 　　皇十子允礻我只比允礻唐小两个月，生母是贵妃钮祜禄氏。其外公是康熙朝初年四辅臣之一遏必隆。他的嫡母，康熙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昭皇后）钮祜禄氏，实际上是其亲姨。除嫡子允礻乃外，无论生母品级还是外家地位，十阿哥在众皇子中都是最高的一位。他在27岁时（康熙四十八年）越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礻唐之上受封郡王，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储位之争中，允礻我是允祀、允礻唐等人的坚定追随者，其本人的才智则很一般。康熙帝曾说“十阿哥是一忠厚老实之人，并无能力”[注：满文朱批奏折，胤祉、胤禛等奏，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另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辛亥]，对他只是封以较高爵位，并不器重。 　　对于后人来说，皇十三子允祥具有某种神秘色彩。 　　允祥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生母是敏妃章佳氏，他的外公是位参领。允祥14岁时，生母去世。康熙帝序齿诸子中，除去允礻乃外，允祥是惟一一位较早失去生母的皇子。章佳氏去世后，允祥由德妃代为照料，与德妃长子胤禛十分要好，这同自幼由惠妃抚养的允祀与惠妃之子允礻是之间的亲密关系，十分相似。 　　允祥精于骑射，诗文翰墨亦佳[注：参见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134，《宗室王公列传》6，《怡亲王胤祥》]。他同比其小两岁的皇十四子允礻题，是八阿哥允祀以下皇子中最出色的两位，而允祥又相对更偏重于文[注：震钧《天咫偶闻》卷3载，“怡亲王（允祥）府藏书之所曰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建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乾隆中，四库馆开，天下藏书家皆进呈，惟怡府之书未进。其中世所罕见者甚多，如施注苏诗全本有二，此外可知。”]，后者则侧重于武。 　　允祥与允礻题两人共同的启蒙老师，是康熙帝的舅舅佟国纲之子法海。24岁考中进士的法海被选为皇子师时，只有27岁，允祥当时13岁，允礻题11岁。“法海侍皇子讲诵十年，直词正色，蒙圣祖喜与，谓独不能欺。”[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法海》]允祥与允礻题才学俱佳，当有法海教诲之功。 　　雍正年间所修《八旗通志初集》中，称允祥为“圣祖钟爱甚笃，省方巡幸，恒命扈从，恩宠优渥。”这实际上是指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太子前的情况。自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13岁的允祥第一次跟随皇父去盛京谒陵后，直至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前整整10年间，康熙帝只要离开京师，无论去哪里，必将允祥带往。如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除去皇太子允礻乃外，随行皇子只有允祥。换言之，这10年中，康熙帝外出时，允祥是所有皇子（包括皇太子允礻乃）内惟一必定随往者。仅此即足以说明，康熙帝对他是另眼相看的。允祥在雍正年间作为皇帝最得力助手的种种表现，也充分表明他除去具备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外，还颇有办事才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第，是一难得人材。这应是允祥为康熙帝所青睐的主要原因。 　　康熙四十三年节1704年）前后，皇八子允祀的老师何焯在给家人的信中，称“十三殿下（指皇十三子允祥）”乃康熙帝所“钟爱者”。不足20岁的允祥受到皇父的器重，连供职清廷的汉族文人也一清二楚。 　　诸皇子内，允祥与四兄胤禛一向要好。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去世后，雍正帝在祭文中写道：“忆昔幼龄，趋侍庭闱，晨夕聚处。比长，遵奉皇考之命，授弟算学，日事讨论。每岁塞外扈从，形影相依。”雍正帝继位后将允祥倚为心腹，是以他们青年时代结下的情谊为基础，如果他们对皇太子允礻乃的看法与立场相左，或在康熙朝晚年的储位之争中未曾达成默契，这一基础势必发生动摇，情况就是两样了。 　　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太子后，康熙帝对允祥的看法发生很大变化，允祥的地位一落千丈。 　　《八旗通志初集》中说允祥“谨度遁礼，恪慎有加。不立党援，不邀名誉，……公私政事，一无扰累。”允祀“数以诈术诱惑诸王，王（指允祥）独不为所动。”据《清世宗实录》载，雍正帝曾称赞允祥“于皇考时敬谨持身，廉洁立品，未尝图利干预一事，纠党邀结一人，……其安分自守，家计空乏，举国共知。”然而，《雍正起居注册》中记载上述同一段话的前面，还有很关键的数句，为实录所删除：“怡亲王前因二阿哥之事无辜牵连，一时得罪，皇考随即鉴宥。数年以来，王敬谨持身，廉洁立品……”[注：《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第139页]。 　　足见，允祥谨言慎行的处事作风，是他在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事件中，受到重大挫折和打击，心情压抑的情况下，逐步形成，如果此前即是如此，也不会深深卷入反太子事件并受到牵连。 　　下述两种私家著述中，都透露出允祥与一废太子事件的密切关系。 　　据《永宪录》载，“胤祥戊子（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以旧东宫事波及，亦削贝子。后再复。”前已述及，康熙朝曾于三十七年、四十八年两次分封皇子，第一次止于皇八子允祀，允祥自然不在其内。第二次分封，是在复立允礻乃为皇太子后不久，此次止于皇二四子允礻题，而皇十三子允祥仍未受封[注：按，雍正帝也承认这一点，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辛丑]。康熙帝的年长皇子中，允祥是惟一一位在皇父生前没有受封之人。这与他曾深受皇父器重的情况，形成极大反差，若非犯有重过，不会至此。雍正帝说他“于皇考时……家计空乏”，这同他始终不曾封爵，因而既无其他皇子封爵时所受大量钱财，俸禄所得也相对较少，密切相关。 　　另据《永宪录》载，四十七年九月，允祥事发后，其老师法海因之被牵连，受到降职处分，并被调离此任。法海的同僚徐元梦，称法海是“以侍皇子得过”。从法海一贯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处事风格，以及同坚决反太子的允礻题等人关系很好等情况看[注：按，康熙五十七年允礻题率师西征后，法海奉旨“赴西宁军前效力”。雍正继位后，称法海“至西宁，遂与允礻题私相交结。允礻题为大将军时，时，种种贪纵不法之事，法海并不劝阻。及朕即位后，令允礻题来京，法海乃军前效力废员，未奉朕旨，即潜至京师。”参见《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对皇太子允礻乃不会有好感，或者曾为允祥在倒太子的行为出谋画策。 　　《皇清通志纲要》载：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该书作者系允祀之子弘旺，他将允祥同废太子及皇长子允礻是并列，与其他皇子相区别，从而透露出允祥在一废太子事件中过愆甚重。但后人也因此而产生误解，认为皇十三子允祥从此被长期监禁，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才放出。事实上，允祥不久就被释放，翌年（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康熙帝巡塞外，他在在随行皇子之列。但此次康熙帝将他带在身边，绝非示以宠爱，而是具有防范之意。 　　四十九年（1710年）六月，康熙帝在允祉、允祥和允礻题3人的请安折上朱批：“胤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尔等若不行约束，必将生事，不可不防。”可见，允祥虽被开释，但康熙帝对他已失去信任，故令允祉、允礻题等皇子加以管束。允祥与其他皇子一起恭阅上述朱批，所受刺激之大，尴尬羞愧之状，皆不言而喻。他之所以自此谨言慎行，敬恪有加，以终其生，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答案。这便是雍正帝所言康熙帝对允祥的“随即鉴宥”。 　　由于心情郁闷，允祥终于患病，“湿素毒结于右腿，膝上起白泡，破后成疮，时流稀脓……”。此症时好时坏，经御医反复医治，很长时期未愈。康熙帝是位慈父，尽管对允祥十分不满，但对儿子的病痛仍记挂在心。他支塞外时，经常在给皇子们的朱批中问询此事，并亲阅御医奏折，对治疗做出具体指示[注：满文朱批奏折4件，胤祉等奏，康熙五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六日初六四日、六月初六日、康熙五十一年（无月、日）。按，由于种种原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后皇子们的奏折保存下来的极少，故允祥此症于何年痊愈不详]。自四十九年直至六十年（1710—1721年）期间，允祥始终未曾随皇父外出，因腿足疾患行走不便，当是主要原因。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允祥曾是皇子中反太子派成员之一，并在一废太子事件中遭受挫败。胤礻真继位后，允祥虽然备受倚重，但却谨恪有加，竭心辅佐，与年羹尧、隆科多两人恃宠妄为的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因此，胤礻真对允祥评价极高。允祥之所以对于新帝的宠任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既是由于他自幼对胤礻真的性格作风极其了解，深知这是其得以自保的惟一良法，同时也表明，康熙四十七年的重大挫败，对允祥的作风与性格影响之大，直至终生。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雍正帝在斥责曾跟随允礻题出征，并被保举为将军的宗札布时说：“如今尔言怡王（指允祥）为平常之人，无所知识，却将国事交付伊办理，何能治理好？尔之此言，是否言及于今？是否诅咒国家？若言怡王，自幼强健聪慧，人才优良，皇父优加恩宠，此事举国皆知。怡王并非胆大妄为之人，从无非分之念。怡王对皇父尽以子道，对二阿哥尽以臣道。由于与二阿哥好，横遭大阿哥妒忌、陷害，因而株连于二阿哥。自被株连后，多年来惟感激皇父之恩，而对允就题等人胡闹之事，从不过问，亦不敢越雷池一步。怡王从不使皇父担忧，此事众人亦皆知。”按照雍正帝的上述说法，允祥是因“与二阿哥好，横遭大阿哥之妒忌、陷害”，而开罪于康熙帝。对此须做分析。 　　首先，允祥如果真是与皇太子允礻乃关系亲密，同反太子派成员之一胤礻真站在相反立场上，那么他们两人绝不会自幼如此要好，平日居京“晨夕聚处”，扈从塞外“形影相依”。 　　第二，据《清圣祖实录》载，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四十七年（1708年）的10年内，康熙每年夏秋去塞外行围、巡视所带皇子中，都有皇太子允礻乃及皇长子允礻是、皇十三子允祥等3人，而其他皇子却是间在其中，并非每次必往。这是皇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矜持日趋尖锐的10年，而巡视塞外，则是康熙帝每年外出活动中历时相对最长者，显然，他携太子同行，是因不放心让太子独自留在京师，至于固定地选带两位皇子，令其随扈前往，长侍身边，不仅只是示以器重，还有以之暗中监视、牵制皇太子，加强对自己的护卫之意。当三十六年（1697年）后皇储矜持日渐公开化，特别是三十九年（1700年）索额图家人密报他有不轨之心后，康熙帝对此戒备，是完全必要的。之所以在诸子中挑选允礻是与允祥，一是他们两人都精于骑射，武功出众；二是康熙帝深知他们与皇太子不合，因而不会予以庇护或与之同谋；三是允祥十分精细，作风较为踏实，允礻是勇悍有余而乏沉稳，两人恰成互补之势。如果允祥同允礻乃关系密切，岂能为康熙帝选中，而且历10年不变？ 　　第三，如果确如雍正帝所言，那么，当大阿哥允礻是被圈楚，允礻乃复立为皇太子后，因太子而受委屈的允祥也会得到相应的嘉奖，封以爵位，而不会反被康熙帝打入另册，与其他皇子区别对待，甚至在一废太子事件早已完结后，仍不为康熙帝所原谅，被斥之为“并非勤学忠孝之人”。封建时代，如果皇帝认为某位臣子不忠不孝，其贬责之重，非同一般，仅此一语，即可致后者于死地。倘若允祥只是犯有一般过错，爱子如命的康熙帝，绝不会出此恶言。 　　因此，雍正帝所说允祥开罪于康熙帝的缘故，无法令人相信，但允祥从此退出反太子派，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则确乎如此。 　　皇十四子允禵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自幼长在皇父宫中”，“深受皇父疼爱”[注：满文朱批奏折，胤祯奏，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九日。按，根据胤祯在该折中所谈情况看，他很可能与其兄胤礻真一样，自幼是由康熙帝亲自抚养]。当他娶妻完婚后，康熙帝仍让他与福晋一起住在皇宫内，以便着意培养，而非如同一般皇子，婚后大都分府居住。 　　青年允禵有两个很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很有才干，这一点颇为十分爱才的康熙帝所看重。允禵曾在给皇父的奏折中写道：“臣之本事才能，从小既为皇父稔知。”他出任抚远大将军后，康熙帝对青海蒙古王公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军务及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在皇九子允礻唐眼中，允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注：《文献丛编》第3辑，《允祀允礻唐案·秦道然口供》；第1辑，《允祀允礻唐案·雍正四年·何图口供》]。从《延芬室集》中集存的允禵诗稿看，他的诗才一般，不过其汉文书法却很漂亮，满文更无足论，曾受到皇父的称赞，并让他在所赐御扇上题字送人，以作笼络人心之用。 　　胤礻真继位后，称允禵“赋性糊涂，行事狂妄，至奸诈阴险之处，则与阿其那（指允祀）、允礻唐相去甚远。因阿其那、允礻唐多方笼络，允禵堕其术中，受其指使，不知悔司，设令伊一人独处，则才具庸劣，断不能独为一事。……”允禵确有率直急躁的个性特点，对允祀也曾“倾心悦服”，但他绝非“才具庸劣”面无主见者。胤礻真有意将其弱点予以夸大，甚至极力宣扬允禵的能力较允祀、允礻唐为低，旨在掩饰允禵是康熙帝晚年所属意者这一重要事实。 　　允禵的另一特点，是十分率直，喜怒见于形色，这是同其胞兄胤礻真截然不同处，并因此而为康熙帝所欣赏。康熙帝一贯认为，“朕观人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好，便有才学何用。”“人当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而心术与人品的优劣的重要标准在于为人是否坦诚。他说：“存心行事，贵在诚实，开诚示人，人自服之。若怀诈挟术，谁肯心服耶？”为尊者当“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并特意强调：“朕之喜怒，无不即令人知者，惟以诚实为尚耳。”允禵在一废太子事件中曾不顾皇父震怒，力保允祀。他担任抚远大将军不久，在进藏时间问题上一度与康熙帝发生意见分歧，遂即坦然奏明，敢于坚持己见，但一当被皇父所说服，认识到自己莽撞而乏周全处，便转而坚持执行康熙帝旨意，为清军收复西藏做好充分准备。其后，允禵又不惧艰险，坚持请示亲自率军进藏，与朝臣中普通存在的对西征之役的强烈畏难情绪，形成截然对照。雍正年间他成为胤礻真的主要政敌之一，在被拘禁四年多后，仍“悍傲如昔”。允礻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下的表现，反映出其鲜明的处事风格，即较少掩饰，直爽坦诚，勇敢强悍。这些作风特点，与雍正帝所言“见义必赴，临阵必先，若征兵选将之时，己不得与，则深以为耻，或以疾病衰颓，而卒于床第间妻子之手者，则以不得致命疆场，为有生之大恨”的“满洲旧俗”，有不少吻合处。清朝入关半个多世纪后，英勇尚健的民族特性尽管已为很多皇室贵骨所遗落，但却仍然保留在允禵的性格中，并时时处以顽强地表现出来。 　　二废太子后康熙帝选择皇位继承人时，在同样很有才力，同样禀性急躁的胤礻真、允禵这对同胞兄弟中，弃深有城府且狡黠多变的前者，属意于率直无畏有余，沉稳略显不足的后者，除去其他因素外，或许与他对于正在逝去的满族特有民族性格深怀眷恋的文化情结，有着某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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