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太子派与太子的第二次较量：二废太子 　　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允礻乃被复立为皇太子后，康熙帝“每日教训”，为之“心思用尽，容颜清减”，但允礻乃却让他磊失所望，“自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综观有关史料所显示的情况，储君复立后3年半期间，允礻乃骄奢縻费、残暴虐众等各种恶行，丝毫没有改变，康熙帝则隐忍包容依旧。 　　另一方面，太子复立后，皇储矛盾再度尖锐化，大臣们处于夹缝之中，面临两难的抉择。皇储矛盾如此直接地影响到众臣的心态与行为，乃一废太子前所未有。 　　对于众臣的尴尬境遇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心理重岁，康熙帝一清二楚。他在二废太子时说：“至于臣庶不安之处，朕无不知。今众人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何则？或有身受朕恩，倾向心主，不肯从彼，宁甘日后诛戮者；亦有微贱小人，但以目前为计，逢迎结党，被朕知觉，朕即诛之者。此岂非两处俱死之势乎？”“两处总是一死之言”，集中反映出太子复立后，皇储矛盾重新激化，朝中出现表面相一致，烊则对峙的两个权力中心。皇储互动关系的性质，正在迅速向恶性方向转化。 　　康熙五十年（1711年）六月，朝鲜使臣在返国后的报告中说：“皇长子（允礻是）在囚四年，尚不许放。第三公主所嫁蒙古哈尔秦王又叛，今春捕囚京师。此外，诸子多有不合意事。故皇帝心甚不快，颇有乖常之举。大小臣僚如在针毡云。”按，三公主即康熙帝第五妇女和硕端静公主，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下嫁乌梁罕氏、内蒙古喀喇沁郡王札什之子噶尔臧，四十九年（1710年）去世。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五十年四月，噶尔臧因于公主丧事期间有霸占他人之妻等悖乱行为，被监禁在京，与朝鲜使臣所言稍有出入。康熙帝“心甚不快”乃是事实，但主要并非由于女婿之故，而是这时皇太子的问题有了新的发展。 　　尽管自太子复立后，康熙帝对储君的不满即已存在，但皇储矛盾的再次激化，仍然导因于反太子派的积极活动。不过，与一废太子有所不同的是，在第二次倒太子中扮演主角者，已非皇子，而是重臣贵戚与宗室成员。 　　 　　1.反太子派的倒太子活动 　　反太子派与太子的第一次较量，以允礻乃废而复立而告终结。对此结果，反太子派是很不甘心的。胤礻真即位后的一次讲话中，透露出下述情况： 　　“当日二阿哥（允礻乃）不仁不孝，贪暴昏庸，我皇考既已深悉，以宗庙社稷为重，知其断不可主神器，废储之举，早已断自圣衷，岂有以臣下设法捏造辈语，遂行废立之大事乎？乃阿灵阿等欲藉此机会，攘为己力，并鼓惑诸王，是以日夜谋为造作无稽猥鄙之谈，转相传达，以致皇考圣心愤懑，莫可究诘。此朕与阿灵阿、揆叙不共戴天之恨也。而揆叙挟其数百万家赀，与阿灵阿等合谋买嘱优童下贱，每与官民宴会之所，将二阿哥肆行污蔑。京城言语谓千金买一乱者，人所共知者也。……二阿哥昔在东宫，即朕亦谨守弟臣之礼，但于其乖谬之处，决不顺从，迹似强抗耳。阿灵阿等乘此之际，故为与朕和好之景，与众观之，而其一切行为，皆似出朕所指使者。无知小人不明大义，竟疑朕与二阿哥为难，谓阿灵阿、揆叙皆附和于朕。朕果如此居心行事，皇考岂肯以宗社大统付托朕躬乎！” 　　此言是指太子复立之后。揆叙之父内大臣明珠逝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四月，在其生前，揆叙不可能越父管理家财。况且一废太子前，阿灵阿等人虽然对皇太子早有成见，但仍有较大顾忌，不敢公开议论储君之非。 　　从胤礻真于一废太子期间，善于揣摩康熙帝意向，并迅速转变反太子立场来看，在其竭力与反太子派保持距离的情形下，不会暗中指使阿灵阿等如此行事。然而，阿灵阿等有意使众人产生这一印象，除去拟将所谓雍亲王的支持作为政治资本，以造声势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胤礻真在一废太子期间投机取巧行为的一种报复，让他有口难辨，陷于被动。所以，阿灵阿、揆叙也就成为反太子派成员中，除允祀等皇子外最为胤礻真所痛恶者。虽然他们两人均于胤礻真继位前去世，但唯独在他俩的墓碑上，胤礻真勒令分别镌刻“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等字样，以泄其恨。 　　　　陈去康熙帝表弟、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领侍卫内大臣、公阿灵阿，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等满族重臣外，因保举允祀而以原品休致、回归江南的原户部尚书王鸿绪等汉族官员，也是倒太子舆论的重要传播者。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正月，苏州织造李煦密奏：“臣打听得王鸿绪每云：‘我京中时常有密信来，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如此妄谈，惑乱人心。……至于前所奏程兆麟、范溥，其两人每每乱言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按，据李煦密折中说，程兆麟是徵州人，曾于陕西做过道员，“今往来苏州、扬州，招摇多事，时有闲言。”范溥是苏州藉，任山东东平州知州，“丁忧归里，自称熟于京师要路，亦有招摇不根之语。”李煦的密奏显示，当时已非个别汉官参与倒台太子的借古讽今2传播，这是一废太子前所没有的现象，表明部分满汉官员之间、朝中权贵与在野士人之间，在对皇太子允礻乃的看法上，具有愈来愈大的趋同性。倒太子舆论于苏扬一带的传播，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江南士大夫阶层中一部分人，对于当朝皇位继承人选的态度。 　　阿灵阿、王鸿绪等反太子派成员通过种种渠道，广泛散布倒太子舆论，势必直接影响到满汉官员以及京师与江南士民对于皇太子允礻乃的认识。他们将康熙帝二废太子“攘为己力”，也是事出有因。至于所传播“蜚语”的内容，一是宣扬皇太子允礻乃之劣亦，二是透露允礻乃的储君之位并不稳固，随时可能再次被废黜。其实质是二废太子进行舆论准备。 　　对康熙帝做出二废太子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反太子派的下述行为。 　　 　　2.二废太子的导火线：景熙首告托合齐结党会饮案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多罗安郡王马尔浑去世。大约此后不久，镇国公景熙首告步军统领托合齐父子于马尔浑丧期内宴会及贪婪不法各款，由此揭开二废太子的序幕。 　　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初，康熙帝指责允祀“素受制于妻，其妻系安郡王岳乐之妇女所了，……（安郡王）其子马尔浑、景熙、吴尔占等，俱系允祀妻之母舅，并不教训允祀之妻，任其嫉妒行恶，是以允祀至今尚未上子。”景熙等兄弟子侄之间素不和睦，为争袭王爵互有矛盾，但因此支室与允祀有戚属关系，马尔浑、景熙等又与允祀同在满洲正蓝旗，所以，在满洲贵族之间权力分配与诸皇子的储位角逐中，他们有着荣辱与共的关系。 　　景熙逝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吴尔占则是胤礻真继位后允祀支持者中受到惩处的第一人。据《啸亭杂录》载：“饶馀郡王阿巴泰父子（按，阿巴泰即岳乐之父），略定河北，征讨吴逆，累功至安亲王。以其后嗣依附廉亲王允祀，故世宗斥其封。”雍正无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以“无知妄知己，不安本分”为由，将景希（景熙）之子、吴尔占父子、色亨图（岳乐之孙）父子发往盛京；是年十二月，又斥责允祀因吴尔占等未能袭封王爵，“谗害离间宗室，动摇该王属下人等之心”，将袭封安郡王之本章发回，不准承袭。足见岳乐子孙是允祀的支持者，胤礻真与之结怨甚深。 　　康熙帝得到景熙的告发，因“访寻未得其实”，暂时搁置。直至五十年（1711年）十月，开始处理太子党人后，方于五十一年命雅尔江阿、苏努、景熙等会同刑部详审此案。又命允祉、胤礻真、允祺、允礻右等皇子及阿灵阿、马齐等会同宗人府察审。最后，允祉等人得出“景熙首告各案俱实”的结论，并建议将托合齐凌迟处死。 　　总之，景熙对托合齐等人的揭发，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是允礻乃复得储位后，反太子派与太子的较量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查明太子党人谋为不轨等罪状，促使康熙帝最终做出二废太子的决定，起有重要作用。 　　下述情况证实，二废太子的进程中，反太子派成员自始至终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 　　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作为二废太子及审理太子党案结束的标志，康熙帝对部分皇子、宗室成员、领侍卫内大臣、近御侍卫等进行颁赏。赏银共分6等。 　　第一等各赏银5000两，受赏者除允祉、胤礻真、允祺、允礻右、允礻我等5位皇子外，还有3位宗室亲王，即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和硕裕亲王保泰。保泰是福全之子，自幼受到叔父康熙帝的关爱呵护，被养育在内廷，皇上子胤礻真奉父命“教其经书算法，率领行走”。保泰同康熙帝另一侄儿，皇弟恭亲王常宁（逝于康熙四十二年六月）之子满都护一样，与允祀关系较好，同被雍正帝认为是允祀党成员。济尔哈朗的曾孙雅尔江阿，是参与察审太子党案之人。从他后被康熙帝指令负责看管废太子，雍正四年（1726年）因“终日沉醉”，“专惧允祀、苏努等悖乱之徒，甚忝厥职”而被革去王爵等情况看，同情允祀的倾向性也很明显。 　　第二等赏银4000两，受党者是允祀、允礻唐、允祹、允礻题等4位皇子及贝子苏努共5人，除去允祹外，全部是反太子派的重要成员。其中，贝子苏努十分引人瞩目。他是褚英的曾孙，曾长期担任盛京将军，是皇八子允祀的铁杆支持者。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一废太子期间，康熙帝怒斥苏努“欲为其祖报仇”，与允祀结党，“败坏国事”，但翌年（1709年）四月康熙帝出巡塞外前，精心择选“堪以信任之人”负责看守皇长子允礻是，苏努则是中选者之一。表明康熙帝对他仍然十分器重。 　　第三等各赏银2000两，受赏者共16人，包括13位宗室，曾与允社是关系密切的多罗顺承郡王布穆巴、镇国公普奇以及多罗安郡王华（左王右己）（马尔浑子）、镇国公景熙、吴尔占等都在其中。第三等以下各等受赏者，均未尽书其名，很可能也包括阿灵阿。 　　这次颁赏活动，含有政治深意，实际上是根据皇子、宗室、朝臣们在二废太子中的作用，论功行赏。根据现存史料，已无从发现除景熙外上述反太子派成员（或允祀的同情、支持者），在二废太子的具体言行。但是，一废太子后，康熙帝即对允祀等人抱有一定成见，如果后者并未在二废太子中作出突出贡献，康熙帝对其大行赏赐，也就很难解释了。 　　综合有关史料记载，所谓“托尔齐等结党会饮一案”，即指安郡王马尔浑丧事期间，部分满族官员，多次聚集都统鄂善家宴饮，参加者约有一二十人，除去步军统领托合齐、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外，多为八旗都统、副都统等武职人员。康熙帝认为，“以酒食会友，有何妨碍，此不足言，伊等所行者，不在乎此”，而是通过这种方式，为皇太子“援结朋党”。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宴饮者中，包括原为安郡王属下辛者库的都统迓（雅）图，康熙帝为此斥责他：“王丧事未毕，即与人会饮，蔑视小王子（指马尔浑之子华），妄自尊大，负恩背义如此。”迓图于马尔浑丧期去鄂善家宴饮，很有可能是景熙首先掌握的一个把柄，沿此重要线索，进一步发现并揭出托合齐结党会饮案。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察审结党会饮案同时，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人包揽湖滩河朔事例勒索银两案也被曝光，齐世武、托合齐、耿额等人都与此案有牵连，受贿数目不等。如前所述，景熙“首告”托合齐父子，包括两部分内容，除“于该王服内宴会”外，还有“贪婪不法各款”，后者当包括湖滩河朔事例勒索银两事。 　　二废太子中太子党重要成员的两大主要罪愆，均为景熙首告，允礻乃第二次被废黜，反太子派立有首功，并非虚言。 　　据《李朝实录》载，允礻乃复立储位后，多次向属下抱怨，认为自己做太子的时间已过长，他本人及太子党人，都急不可待地希望康熙帝早日传位。而参与会饮者尽为满族大臣，且多任武职，掌握一定军事权力。特别是步军统领（从一品）一职，有如京师卫戌司令，对保证皇帝的人身安全负有直接责任。康熙帝将这些人指斥为“乱臣贼子”，并说允礻乃“以言语货财，买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通消息”，求他们为自己“保奏”，“允礻乃因朕为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这些情况表明，托合齐等人很可能有要求康熙帝传位皇太子允礻乃，甚至为此不惜以武力相逼迫的议论或图谋。 　　托合齐与齐世武两人被“锁拿”后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 　　托合齐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六月始任步军统领，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以病乞假”。史载，汉军镶黄旗人施世纶任顺天府府尹，以“摧仰豪滑”著称，“民号曰青天”。其时，“步军统领托合齐方贵幸，出必拥驺从。世纶与相值，拱立道旁俟。托合齐下车惊问，世纶抗声曰：‘国制，诸王始具驺从。吾以为诸王至，拱立以俟，不意为汝也。’将疏劾，托合齐谢之乃已。”此事发生在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1706—1709年）之间，如联系到四十七年（1708年）给事中王懿参劾托合齐“欺罔不法”事，被康熙帝长期压而未发，直至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他才重提此案，认为王懿所参皆实，令交九卿审奏，不难看出，一废太子前，甚至当允礻乃复立初期，康熙帝对托合齐的恃权不法行为，采取了宽容态度，始终未予深究。 　　可是，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托合齐病死狱中后，却因“罪恶重大”而被挫尸扬灰，不许收葬。 　　齐世武原任陕西巡抚，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被康熙帝誉之为“好官”，是年七月由川陕总督任上升为兵部尚书。五十一年（1712年）齐世武以“诌事”皇太子允礻乃得罪，“上怒极，命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号呼数日而后死。” 　　康熙帝对待大臣一向比较宽厚，即使是严重威胁皇权，不得不清除的大臣，也极少以酷刑丁加。如鳌拜被圈禁后，始终未杀，使之终老狱中；对索额图处置较重，也并未施以极刑。可是对于托合齐与齐世武的处罚，对比对鳌拜、索额图严酷得多，这在整个康熙朝大臣受惩事件中，是罕见的两例。他们的行为只有达到极其严重程度，如图谋迫使康熙帝退位，才会致使康熙帝“怒极”，斥责他们为“乱臣贼子”，并采取这种令人发指的惩处手段。 　　参与结党会饮之人，均受一能源工业同程度的惩处，但唯以托合齐与齐世武最重，说明他俩作为允礻乃复立后重新聚集的太子党首要成员，在支持允礻乃早正大位的政治图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结党会饮案被揭露，也使得康熙帝对于皇储矛盾的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五十年（1711年）十月公开追查此案时，他对诸王大臣说：“今国家大臣各结朋党，或有为朕而为之者，或有为皇太子而为之者。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欲为皇太子而为者，意将何为也。”储权与皇权暗中进行较量，两个权力中心日趋分明，这便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清朝政坛内幕。 　　还须指出，与两废太子及储位之争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戴名世《南山集》案，也发生在此时，它牵涉人员众多，是震动朝野的文字狱大案。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以修明史自任，曾在与门人的书信中，论及明清之际的正统问题。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后，戴名世的文集《南山集》由他的门生刊行于世，其中收录了上述书信。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康熙帝公开责斥结党会饮参与者前十余日，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戴名世“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语多狂悖”。据《永宪录》载，此案是由“旧东宫（皇太子允礻乃）摘其语进之，申乔遂起此狱”。戴名世是允祀的老师何焯的好友，允礻乃此举并不仅仅是对戴名世本人，而赵申乔的参劾，也是以同僚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为背景。[注；参见何冠彪：《戴名世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1987年版，第30-31页、46-47页、257页]这时正值太子党人结党会饮案即将被公开披露前夕，允礻乃当早已闻知此情。他有意引发戴名世案，实为对反太子派实行报复，旨在转移康熙帝的视线，延缓对结党会饮案的公开揭露。这是在反太子派的强劲攻势下，太子党人经过认真策划后做出的回击。 　　《南山集》案未能阻止康熙帝清理太子党人的进程，却于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尽管康熙帝在处理此案过程中较为谨慎，尽量缩小打击面，但这一案件的发生，标志康熙帝亲政后，政治思想领域统治相对宽松时期的结束，对于雍正、乾隆年间大规模文字狱的兴起，开风气之先。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五十一年，鉴于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康熙帝对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政策，作出战略性调整。如进一步尊崇程朱理学，强化思想文化统治；扩大密折行使范围，以便皇帝更及时地了解各种情况，作出有关决策，并以此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缓解清廷与广大民众的矛盾；等等。清除太子党人及二废太子之举，实际上也是统治政策重大调整的组成部分。康熙朝皇权以此为起始，进入了更为集中、强化的新阶段，为其后康熙帝制定、实施秘密建储计划，打下重要基础。 　　 　　3.太子再废 反太子派受挫 　　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康熙帝公开指责皇太子允礻乃，清理太子党人，至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二废太子，历时一年。在此期间，皇太子允礻乃的支持者被清除殆尽，储权摇摇欲坠，他本人也十分孤立。这种情境与压力，使允礻乃整日处于疑惧不安之中，愈加仇视一切人，暴躁凶残至极。这是他自知储位难保，虽不甘心却又无奈的绝望心态的反映。 　　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康熙帝结束塞外之行，反京驻跸畅春园的当天，召集诸皇子宣布，皇太子允礻乃复立以后，狂疾未除，大失人心，断非可托付祖宗弘业之人，故予拘执看守。十月初一日正式颁旨，废黜皇太子允礻乃。 　　这一事件的目击者，意大利传教士以国贤(Matteo Ripa)的有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较为详尽的情况：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当我们到达畅春园时，惊恐地发现在那座有着宏伟宫殿的花园里，8至10名官员以及两位太监跑在地上，光着头，双手被捆在背后。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皇帝的儿子们站成一排，光着头，双手被捆在胸前。过了片刻，康熙帝从一顶四周并不封闭的轿子里走出，来到正在受罚的皇子们面前，立即发出如猛虎一般的怒吼。他对皇太子予以一顿痛责后，决定将皇太子及其家人们一起软禁在宫中。接着，在一份公开宣言中，宣布废黜这位不幸的皇子，理由是他有谋反的嫌疑。康熙帝向帝国证明，这个被废掉的皇太子已无统治国家的资格。在皇太子的其他罪状中，他被控告沉迷于一种残暴的犯法行为。……”[注：按，马国贤所言康熙帝指责允礻乃“有谋反的嫌疑”，当指托合齐、齐世武等人的不轨图谋，而不是针对允礻乃，因他已明确指出，允礻乃对自己并“无异心”] 　　令人不解的是，诸皇子为何被免冠、缚以双手？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与二废太子之间，还有某些更直接的牵连，或是与某些满族习俗[注：据1724年（雍正二年）8月20日巴明多神父写于北京的信中说，当（贝勒）苏努得知雍正帝下令将其全家逐出北京，发配边疆后，“为了让皇上息怒，决定亲自绑子上殿，这是满人的习俗。他把儿子们与侍卫们叫来，又叫人拿来镣铐。他一挥手，命人不由分说地把若望亲王铐上了，接着又铐上了保禄亲王。弗朗索瓦亲王（若望、保禄、弗朗索瓦均为苏怒之子，但均非亲王）不等侍卫来铐，他自己就伸出手来。铐上了儿子们，苏怒亲王准备进宫奏报皇上。”但他进宫后没有得到皇上的召见。俟“回到自己的王府，命人把儿子们解开，什么也没有对他们说。于是，全家准备被放逐出京。”见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117-118页]有关？因史料不足，难下结论。 　　康熙帝做出二废太子的决定后，很快以礼部咨文通告各省督抚，皇太子的册宝已撤取销毁，各省呈奏皇太子之笺文，一并停止。这一在一废太子所不曾有的举措，反映出康熙帝此次废黜之意十分坚决，已绝再次复立之念。 　　因毕竟是4年之内第二次废黜皇太子，人们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虽然也有大臣得此消息后，奏请康熙帝速作明断，“早定国本”，但总的来看，朝野上下并未由此引起大的反响。康熙帝正式宣布二废太子的决定时说：“前次废置，朕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这种故作镇静，很大程度上是为掩饰由于做出两立两废太子这一古代帝王所未行之事，因而愧对天下之人的沉重心情与莫大痛苦。 　　与一废太子时的仓促与初动相比，二废太子的决定是康熙帝经过深思熟虑，展开细致调查后，慎重做出。全过程历时一年，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分步骤进行，一切井然有序，显示出康熙帝的政治经验更加丰富，在处理父子之情与皇储矛盾中的冲突中，更为理智、沉稳。 　　反太子派在与太子的第二次较量中获得重大胜利，皇太子礻乃再次被废黜。但是，反太子派却没有能够达到其最终目的，即以皇八子允祀取代皇储之位。 　　由于反太子派在二废太子中作出贡献，作用显著，在皇太子允礻乃第二次被废黜之际，允祀竟在皇父前密奏问询：“我今如何行走？”表示为了避免众臣再次保奏，“情愿卧床不起”。康熙帝对此极为敏感，立即予以严斥：“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探朕躬乎？”并认为他“甚是狂妄，竟不自揣伊为何等人”，“以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试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极其强烈的权力欲望，往往使人利令智昏，对形势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采取十分愚蠢的行为。允礼伯上述表现，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这一自取其辱之举，进一步加重康熙对他本已相当恶劣的印象。不过，康熙帝还是将此事压置两年之久，直到毙鹰事件发生。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工资，康熙帝率领部分皇子出巡塞外，允祀因生母良妃卫氏去世两周年致祭，暂时未在随扈皇子之列。康熙帝一行离京后第六日，允祀派太监与亲随人员去给皇父请安，并称将于皇父出巡中途等候，扈从回京。令康熙帝怒不可遏的是，由太监带来的允祀所进呈的礼物，竟是两架奄奄殆毙之鹰。按，此处所言之鹰，是指被用来协捕猎物的海东青，为雕类中的一种。康熙帝曾写过一首名为《海东青》的诗，对这种猛禽大加赞赏：“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性秉金灵含火德，异材上映瑶光星。……”当时，南苑一处地方名为晾鹰台，是康熙帝检阅八旗，比武较箭之地。鹰是满族人出猎时必备之物，允祀以此呈献皇父，是借以博取欢心，而绝不会故意送上殆毙之鹰，自招重罪。事情发生后，允祀奏称冤抑，大约并非枉言。这件十分蹊跷之事，不能排除有人暗中陷害允祀的可能性，或许是二废太子事件中被贬抑者的伺机报复，亦未可料。 　　殆毙之鹰很容易被理解为喻比康熙帝垂老多病，行将离世。为此，康熙帝恼怒到极点，以致“心悸几危”。他除去怒骂允祀，公开允祀于二废太子时所奏“妄言”并予痛斥外，还说出“朕与允祀父子之恩绝矣”这种绝情之语。 　　意想不到的惨重打击，使等待与皇父一同返京的允祀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随即病倒。他不愿见人，仅带上数位随从人员，“于各处潜行，并设有哨兵，见人即行躲避”，对其属下也避而不见。这种“诡秘”行为，反映出允祀当时的灰暗心境，但却引起康熙帝的怀疑，特选派皇十四子允礻题前去探询，并令解送御前。[注：满文朱谕，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满文奏折，允祉等奏，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毙鹰事件使允祀在谋取储位的路途上跌入深渊，一蹶不振。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他被停止俸银、俸米；十一月，允祀的老师何焯受到惩处。[注：详见《清圣祖实录》卷262，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丙寅；卷266，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癸卯]早在是年三月，允祀于何焯丁忧南返期间写给出他的两封书信，也落到康熙帝的手中。康熙帝将此密封存贮，并在封套上用朱笔写道：“八阿哥与何焯书，好生收着，恐怕失落了。”显现出对允祀的加意防范。 　　康熙帝宣布二废太子时列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允礻乃“大失人心”。他曾在一废太子的告天祭文中写道：“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可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个人权威，不致出现喧宾夺主的后果，一废太子期间，在“屡失人心者”（允礻乃）与“屡结人心”者（允祀）之间，他选择了前者，而对后者进行打击与压制。允礻乃被复立为太子后，允祀为群臣所拥戴这一问题，仍使康熙帝备伤脑筋，“数载之间，极为郁闷”。二废太子中反太子派出力甚多，这更使他担心允祀将会进一步提高威信，成尾大不掉之势。 　　康熙帝对此亦不讳言。他在毙鹰事件发生后说：“此人（指允祀）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允祀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为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朕恐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祀者，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己耳。朕深为愤怒，特论理尔等，众阿哥俱当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子臣之理。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身置乾清宫，而尔等执刃争夺之事也。”这是康熙帝第二次谈到诸子在其身后将为争夺皇位兵戎相见，说明二废太子两年后，他虽然已在酝酿秘密建储计划，但对能否妥善解决储位问题，尚缺乏信心。同时，也表明他对于已高度集中、强化的皇令所具有的抑制诸子相争，维护政局稳定的强大功能，认识不足。事实上，在皇权高度集中、强化的总体背景下，当其殁后，诸子为谋取皇位而束甲相争的可能性并不大，雍正帝继位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康熙帝所言允祀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实则是指允祀大得人心，因而对其绝对权威所构成的威胁，已超过大失人心的允礻乃。 　　毙鹰事件发生后，反太子派的核心人物允祀，永远失去被立为储君的可能性。反太子派虽然在二废太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康熙帝的嘉奖，但继而又遭到这一重大挫败。不过，被康熙帝一度指为与允祀结党的阿灵阿、鄂伦岱等人，此后继续受到他的倚信，他对于与允祀关系密切的允礻唐、允礻我、允礻题等皇子的态度，也未因此而改变。看来，康熙帝在毙鹰事件发生之际所谈“乱臣贼子”、“行同狗彘之阿哥”等语，较大程度上是一时激怒之言，与其在五十一年（1712年）清理太子党人时，对托合齐等同样以乱臣贼子相指斥，还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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