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张春桥断片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冉冉上升，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这篇文章题名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号的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上。 　　张春桥当时专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和讲话，是柯庆施的“笔杆子”。我们给张起了个外号，叫做“不管部部长”。柯庆施每到中央开会回来，就把毛泽东讲话的精神给张春桥等人传达。 　　一九五八年二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讲到了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平等待人，毛泽东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他提出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关系。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反对干部的官气，反对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的官僚作风。 　　张春桥获悉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就赶紧在《解放》杂志上写出了那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提倡以“供给制”为特点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说什么“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体现了毛泽东创立的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的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 　　此文一出，马上引起了正在热衷于“大跃进”的毛泽东的兴趣，毛指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撰写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从此，张春桥得到了毛泽东、柯庆施等人的进一步重用，《人民日报》转载文章以后的第六天，毛泽东就下令调一架专机，送陈伯达和张春桥前往河南郑州，到主张“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卫星公社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作准备。毛并提笔在关于卫星公社的报告上批道：“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 　　从张春桥身上，可以概括出当时中共“秀才”们的一种通病：悉心揣摩毛泽东以及上级领导的心思，然后形成文字——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讲得凶，我写得比你还凶！在这方面，像我这样从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起家的人，也概莫能外。 　　 　　张春挢生活俭朴 　　 　　张春桥在生活上自奉甚俭，他大概注意到用实际行动来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决裂。 　　文革以前，我有几次和上海的一些党员老作家，春节期间到几个市委书记家去拜年。别的几位书记家摆设比较有品位，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而张春桥家则陈设比较简单，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张春桥自己穿着一条藏青色的旧呢裤，屁股上还打着两块补钉，在客人面前谈笑风生，不以为意。 　　我曾经想过：这是不是他的矫情，或是故意装出来的？文革发动以后，我和他的接触增多了，有了更近距离密切观察他的机会。我发现他并不是禁欲主义者，有时候他也爱喝几口酒，茅台酒或是自己家酿的杨梅酒都可以。他抽烟倒是一直抽中华牌，不带过滤嘴的，他觉得这样才够劲。但他还是一贯地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他到北京以后，长期住在钓鱼台，但他住的那个楼和江青、王洪文住的楼大不一样，他的房间陈设十分朴素，连个席梦思床也没有。伙食也极简单，每顿两菜一汤，而且从来也没有请我吃过一餐饭。这一点姚文元和他差不多，姚文元穿的一件棉军装，穿了好几年，袖口都露出棉絮来了，但没有人关心，还是张春桥给后勤部门说了才给换了一件。 　　我曾把复出的老干部和新兴的工人贵族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的情况，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反映，张春桥也表示看不惯。他说，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和等级制度的影响，那些人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臭豆腐干”，“闻闻是臭的，吃吃是香的！” 　　一九七一年，我的岳母和我们住在一起，患了胃癌。我们把她送进医院治疗，住了好几个月。她是无业老人，医药费都是我们自理的，最后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了。当时的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负责人张敬标看到我家花了不少钱，就向张春桥打了一个报告，请他批准补助我医药费和丧葬费一千元钱。那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八十二元五角，一千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但张春桥没有批准，他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免得徐景贤被动。我知道后领会了张春桥的心思，觉得这是他对我的爱护和严格要求。 　　 　　毛泽东想恢复“供给制” 　　 　　到了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位欧洲国家首脑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泽东让周恩来转告：“要春桥写这类文章”，“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张春桥体会到：毛泽东仍然不满意现今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念念不忘一九五八年提出过的“供给制”时期的“平等”情结。张春桥决定重提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话题，因为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张春桥对我说，他只花了几天时间，一口气就顺利地写完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号的《红旗》杂志。文章说：“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强调如果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加限制，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张春桥的文章，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姚文元告诉我说，当时他写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写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完成以后，送给毛泽东审查。毛泽东像塾师给学生批作文那样，在文章题目上一连画了五个圈，表示满意。 　　文章发表以后，张春桥觉得还应该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实际行动：他布置上海市委的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在上海搞一次测算：算算在上海推行干部的“供给制”，全家人吃饭、穿衣等都不要钱，将增加多少财政支出；如果要把工人的八级工资制，都改为“供给制”，又需要增加多少开支。此事由马天水布置上海市革会的综合计划组和财政局、劳动局等测算了好多天，由市委写作组的经济组负责联系各方测算结果：最后结论是财政开支要增加好几倍，上海的财政根本无法负担。报告送给了张春桥，推行“供给制”一事就此作罢。 　　 　　“我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部《毛泽东传》” 　　 　　我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见到张春桥，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去北京钓鱼台他住的九号楼，向他汇报毛泽东遗体的处理情况。他向我感叹了一阵在北京工作的寂寞心情，然后说：“我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部《毛泽东传》。” 　　此后，他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九八年被关押了二十一年，然后从一九九八年一月保外就医实际仍软禁于江苏某市郊区，到二零零五年四月辞世这段时间有七年多，不知他的《毛泽东传》动笔了没有？假如有，他写出来的《毛泽东传》又将会是一本怎样的著作呢？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11  浏览：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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