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近距离接触姚文元（二） 　　 　　姚文元的写作道路 　　 　　姚文元走的是一条具有当时时代特色的写作道路。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当姚文元还是上海市卢湾区团委的一名普通干事时，他就向北京的《文艺报》投稿，批评在上海演得十分红火的以反特斗争为题材的滑稽戏《活菩萨》，绐它扣上低级庸俗的帽子。文章以《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为题，发表在一九五一年第五卷第二期《文艺报》上。当时的风气是：凡是被权威报刊批评过的文艺作品，就会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上海市的戏曲改进协会面对姚文元的指责，不得不在新闻日报上为《活菩萨》的上演一事撰文加以说明。姚文元第一次尝到了文艺批评具有崇高威信的甜头。 　　接着，他积极地投身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撰写了大量言辞严厉的批判文章，成为上海文坛上写批判文章的积极分子。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写了一篇关于姚雪垠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还打听姚文元是什么人。当毛泽东听说他是三十年代老作家姚蓬子的儿子以后，倒也并不在意，还表扬姚文元的文章说：“我看是不错的。”姚文元因此被提名作为上海市的代表，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上海代表团的成员还有陈望道、金仲华、傅雷、周信芳、舒新城、赵超构、徐铸成等人。当我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去北火车站欢送上海代表晋京时，姚文元杂在这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中，显得异常兴奋。 　　就在这次会议上，姚文元第一次当面见到了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回到上海以后，姚文元格外注意毛泽东的动向。反右派开始前，姚文元凭他的政治嗅觉，写出了短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的文汇报上，强调毛泽东关于捍卫社会主义的讲话的重要意义，揭露批评文汇报的版面编排。这篇短文立刻被毛泽东发现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人民日报亲自撰写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打响了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战役。 　　从此姚文元越来越自觉地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主动地去寻找和发现他认为违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观点的种种倾向，撰文加以抨击。他写的批判文章，往往是主观武断、无限上纲的，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给别人扣大帽子，压服而不是说服。因此，在艺术界和文学界，有人便骂姚文元为专门打人的“棍子”，后来江青却不但不讳言，反而赞扬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毛泽东正需要这样的“金棍子”，拿在手里得心应手，“横扫千军如卷席”。当姚文元被物色为批判《海瑞罢官》的攻坚手时，这根“棍子”才真正打到“要害”上。 　　不过，姚文元在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期间，由于他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政治地位较低，还不能直接面见毛泽东，也难得见到江青。“上面”的精神都是通过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转达的。每一次的修改文章都交给市委印刷厂排出大字本清样，以改清样的次数计算，前后大改十稿，小改就难以计数了。每改一稿，姚文元就急切地想听到“上面”的意见，有时他和我一起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处去，走进小礼堂二楼对着楼梯的二零一室张春桥办公室时，姚文元往往对坐在办公桌前的张春桥大叫一声：“春桥！怎么样？”张春桥也总是笑盈盈地接待他，但并不每次都有“上面”的新的精神。等到“上面”对某一次修改稿有新的指示下来，姚文元就兢兢业业地修改，力求改得符合领导的要求，然后再交给印刷厂，排成四号宋体字的大字本，通过张春桥直报江青并呈送毛泽东。 　　 　　上海市委书记处为姚文元的文章集体讨论定稿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对外是保密的，但整个文章的写作与定稿过程，上海市委却是始终参与并积极领导的。我参加过讨论这篇文章最后两稿的市委书记处会议，时间在一九六五年九月间，当时原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已经去世了，出席文章讨论会的人员有主持全面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到当年的十一月份被正式任命为第一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马天水、张春桥，候补书记王少庸、杨西光、梁国斌等，地点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208会议室。姚文元、我和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都参加讨论，参加者还有文汇报的总编辑陈虞孙。会议由陈丕显主持，开始时他还要姚文元念一遍批判文章全文。当时陈丕显正在戒烟，在他面前放了一盆酱油瓜子，他先给与会的人打招呼说：自己烟瘾上来时，要一面吃瓜子，一面参加讨论。会上都是由张春桥首先发言，对本次稿子的修改作出说明；比较活跃的是杨西光，他琢磨着文章里要不要对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据陈丕显后来说，姚文元的文章定稿后，还是由他充当“信使”，从上海秘密带往北京，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交给江青转送毛泽东审阅的。 　　我参加姚文元的文章讨论会以后的感觉是：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经整个上海市委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定稿的，由上海市委向毛主席集体负责。当时只看到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背后，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连张春桥也不知道毛泽东的最后目标是针对刘少奇的。文革中我当面问过张春桥，他说：“当时确实没有想到过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但是，整个上海市委书记处，包括主持工作的陈丕显在内，都会明确意识到毛泽东要通过这篇文章，采取“甩石头”的做法，用上海市委整北京市委。对此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发表以后，张春桥马上要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收集反应，结果听说吴晗看了文章，感到很委屈，特别对姚文元批判他宣传“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宣扬“阶级调和论”，表示不能接受。文章的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中，姚文元说吴晗写“退田”，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回土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写“平冤狱”，就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刮“翻案风”，配合地、富、反、坏、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吴晗更是不能接受。因为所谓“刮风”是一九六一年的事，而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一九六零年应马连良之约写的，年底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所以吴晗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吴晗又提出：上海的周信芳在一九五九年就先创作出了京剧《海瑞上疏》，作为上海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剧目公演。言下之意，就是你上海对自己先搞出的《海瑞上疏》不加批判，对北京后写出的《海瑞罢官》反倒抓住不放，对此吴晗心里感到愤愤不平。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11  浏览：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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