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毛泽东下达逮捕令(二) 　　 　　中央通知王洪文紧急去北京 　　 　　到了第三天，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马上乘火车去北京。我们分析：这次去一定跟有人跑了有关系，可能涉及到庐山会议，最好不要让王维国知道。同时，王洪文到北京去这件事要保密，尽量不告诉其他的市委常委，所以我们两人商量，此事只有我一人知道，也由我一人去送他。当时康平路大院的警卫由空四军派来的处长李松亭负责，警卫员也都穿空军制服，假如李松亭和警卫员们看到王洪文上北京去了，也会向王维国报告的。王洪文就叫秘书小廖把警卫员支开，然后叫从工厂调来的司机小常开一辆北京吉普，停在他家门口，我和王洪文两人悄悄地坐上车，到当时的北站。谁知道，我们刚刚进北站，还没登上火车，就碰到市委警卫处的空军干部，他的家属到上海探亲，他到火车站去送行的，这下子又暴露了王洪文外出的行踪。 　　王洪文对我说：“这样吧，你回去后索性开一个市委常委会议，名义是讨论别的工作，会上你宣布王洪文到上海小三线安徽去了，理由是中央布置一级战备，王洪文到小三线检查战备去了。” 　　送走王洪文，我到康平路开市委常委会，宣布王洪文的去向。王维国也是市委常委，那天他请假不来，说是病了。我估计他肯定从北京空军那里打听到什么消息了，他一个人究竟在干什么？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空军部队掌握在他手里，我怕有什么变故，就说：“我去看他一次。”我给王维国打电话，他说：“我身体不大好，正在家里休息。”我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他推辞说你很忙不要来了。我说：“我很快就过来。” 　　我这是第一次到王维国家里，他住在江湾军部大院对面的家属宿舍。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原来在同济大学工作，后来调到空四军后勤部当副部长。一听我要去，杜贵珍就在家门口迎接我，送我到二楼的寝室，王维国躺在床上，见了我，欠着身子，很热情地握手。王维国四方脸孔、中等身材，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天他的方脸盘上的倒八字的眉毛比平时皱得更紧，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然也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我问他：“维国同志，你的病情怎么样？” 　　他说：“肝脏不好，正在请中医治疗。吃了几帖中药，还不见好转。医生说我的肝脏里面有毒素，规定我吃中药时要忌口，什么荤腥都不能吃，每天只能喝一点白粥，解除肝里的毒性。”为了证实他的病，说到这里，杜贵珍就端来一碗白粥给他喝。 　　说了一阵病情后，就把话题转到形势方面。 　　我说：“九月十三日，中央下达禁飞令，现在中央军委部署全国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现在洪文同志接到中央一级战备命令后，到小三线检查去了。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听到些什么消息？” 　　王维国是河北人，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他说：“没有啊。我们的机场现在给陆军接管了，飞机也停飞了，我打电话问北京空军司令部，根本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很纳闷，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当然，我不能告诉他许世友给我们打电话的情况，我想摸他的底，他当然也想摸我的底，事后才知道他早已经把儿子派到北京去通风报信去了。我们谈了一阵子，我没有把底交给他，他也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我说：“你好好养病吧。”看起来，他现在还没有什么动作，我就告辞了。 　　 　　毛主席下令逮捕“三国四方” 　　 　　告别王维国，回到市委后，我等着王洪文在北京的消息。我一人在那里演了两天独脚戏，真是度日如年。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办公室里的红机子电话响了，是王洪文的声音，他说：“老徐，你赶快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来一下。” 　　我很奇怪：“啊？你怎么已经回上海了？” 　　他说：“快来，来了再说。”我也感到很吃惊，王洪文回上海，连康平路市委大院也不进，直奔上海警备区司令部，肯定有重要事情。 　　我赶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大院深处有一幢小楼，过去是陈毅的办公室，现已变成警备区司令部办公楼。我踏进二楼的司令办公室，看见王洪文神色兴奋，露出很得意的样子，跟我握手的时候，说：“我这次到北京去，许司令也一起去的，这里还有一位肖副司令。”马上向我介绍南京军区副司令肖永银。“我和肖副司令一起从南京赶回上海。”我们坐下后，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 　　我一看，这是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央红头文件，文件的上方印着：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1971.09.18；中发［1971］5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我赶紧认真地阅读文件：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读完文件，很震惊，但也很兴奋，连声说：“想不到啊！想不到啊！” 　　王洪文说：“这次到北京，主席下命令，要把‘三国四方’抓起来。许司令与我商量，请肖副司令到上海与我们一起执行这个任务。”“三国四方”是借用“抗美援越”时期常用的称呼。“三国”指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四方”是因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两方。一九七零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召开秘密会议，借用“三国四方”的说法， “三国”是指南京军区空军、上海空四军、浙江空五军。“四方”是指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腾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他们于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开过号称“三国四方”的秘密会议，会后根据林立果的旨意，写成了《“五七一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纪要》中写道： 　　“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导弹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王维国、陈励耘两个人的经历 　　 　　毛泽东为什么下令要把王维国、陈励耘抓起来？这里要单独介绍一下这两个人的情况。 　　王维国：一九一九年八月出生，河北元氏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元氏县独立营指导员，游击大队主任。一九四零年参加八路军，历任：一二九师政工队学员，一二九师十一旅教导大队指导员、营教导员，山西晋东独立营副政委、五十四团副政委、团长，太行军分区三十四团政委，中原野战军九纵七十三团团长、政委，豫西军区警卫一团、警卫二旅四团、河南军区警卫一团政委，河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解放后任空军师副政委、政委，空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四军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文革期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一九六零年晋升为大校、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委。 　　陈励耘：一九一九年九月生，四川成都人。十七岁在成都就读于天府中学，就在中共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三团排长、抗大总校文工团团长。苏中军区抗大九分校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工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团连指导员、营政委，新四军一师政治部秘书。苏浙军区一纵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后方留守政治处主任、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华东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华东军区教导三总队十四团政委，华东军政大学五总队政委，华东军区教导总队副政委。一九五一年任空军航空兵航空师副政委、政委。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空军上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晋升空军大校。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委。陈能說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一九六四年升任空五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回忆說，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王维国和陈励耘都是跟着毛泽东转战南北的年轻将领，一九六九年当上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时都只有五十岁，可是因为他们都被林彪和林立果看中了，受到过林彪的单独接见，又参加过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的“三国四方”会议，会议确定王维国是上海地区的头，陈励耘是浙江地区的头，把他们作为“骨干力量”写进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因此，毛泽东怀疑他们谋反，并且卷入“谋害”的阴谋，就下令立即把他们两人抓起来，并命令这个任务由许世友和王洪文执行。抓捕措施由许世友叫南京军区副司令肖永银随王洪文到上海后具体落实，确定抓捕方案。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11  浏览：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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