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我擅自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 　　 　　文革期间，我在上海分管报刊宣传工作，闯过一个“大祸”：擅自决定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凡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经常通过发表最新指示，来直接指导全国的群众运动。那个“最新指示”的发表，比之封建帝王颁布圣旨，规模和声势可要大得多了：“最新指示”的发布，往往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宣传工具，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向全国广播，然后由新华社向全国统发消息，第二天由各地报刊用大字全文登载，再由各单位组织全民学习。 　　“最新指示”的发表时间，往往选择在夜间七点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有的时候还事先发布预告，让基层单位组织群众收听、学习，有的地方还敲锣打鼓地组织庆祝游行。往往是播音员的声音还没有告一段落，喧闹的游行队伍就上街了。还有些单位的两派造反组织，为了表示自己这一派最忠于毛主席，在得悉晚上要发布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消息以后，早早派人上街，在重要路段的醒目墙壁或标语牌上，糊上空白的准备写大字标语的彩纸，书写的人提了墨汁桶守候在旁边。等到“最新指示”一广播，马上刷刷地用大字书写出来，还张贴出“坚决落实毛主席指示不过夜！”“XX厂（学校）革命造反派最忠于毛主席！”等大标语，下面署上自己这一派组织的名称。这也构成了当时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毛泽东在上海做出“最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在武汉小住，亲眼目睹了“武汉事件”中的两派冲突。当周恩来将他安全转移到上海以后，他又看到了“八四事件”中上海“工总司”踏平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组织的全过程。毛泽东对各地分裂为两大派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于是他想发布“最新指示”来推动大联合了。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找张春桥、杨成武、余立金谈过一次话，毛泽东特别担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他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他对两派工人大联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也是他目击了“武汉事件”和砸“上柴联司”事件后作出的思考。在接见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造反组织叫“反到底”，提出学校中两派大联合要以它为核心。毛泽东听了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两派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地实行大联合。” 　　九月下旬，毛泽东要回北京去过国庆节。上海方面的领导人希望毛泽东能够留在上海过国庆。毛泽东考虑：每年国庆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不便留在上海，决定打道回府。 　　毛泽东一走，他前一阶段住在上海的消息就不用保密了。张春桥召开了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把毛泽东接见并和他们几个人谈话的情况作了传达，重点传达了毛对两派工人大联合和两派学生大联合的指示，想要进一步推动上海的某些基层单位两派严重分裂的局面。 　　 　　我同意文汇报刊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九月二十四日晚间，新华总社发来了毛泽东在上海期间所作的重要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想：这条最新指示第二天肯定要上报纸的头条的，但为什么只发了关于两派工人大联合的指示，没有发关于两派学生大联合的指示？而当时正是北京、上海等地高等学校两派关系紧张的时刻。这时，已经是深夜了，文汇报夺权后的负责人朱锡琪打电话向我请示：可不可以在明天的报纸上同时刊登毛主席关于学生组织大联合的指示？他们的设想正合我意，我要文汇报排出两个指示的清样，由我审改并请示张春桥后再发表。时过半夜，我审定了文汇报送来的版面清样，然后打电话向张春桥请示。但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张春桥，原来他也到北京去了，姚文元又不在上海，文汇报更是急等着开印。我头脑发热，心想：反正这两条确实是毛主席在上海做出的指示，发表出来只会有利于促进大联合，我就决定由我拍板，在清样上签字付印了。 　　第二天，即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国的报纸都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两派工人大联合的那条指示，唯独上海的文汇报刊登了两条“最新指示”。在第一条指示下方，用特大字体印着： 　　毛主席又指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 　　这真是文革期间上海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的“独特创造”！ 　　 　　张春桥的批评和补救 　　 　　过了几天，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找我：“你怎么搞的？报纸刊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经过中央的郑重讨论，并且报给毛主席审定，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能够发表的。你怎么随便就把毛主席的话发布呢？”我说：“毛主席的指示，是要促进大联合嘛，我一时找不到你，就登报了，而且，‘无条件大联合’是毛主席的原话呀！”他说：“你胆子倒很大。无条件大联合，在谈话中这样说是可以的，但要形成文字，就应该更严谨：凡是联合总是有条件、有原则的。” 　　张春桥虽然批评了我，但是口气很婉转，而且并没有就这件事进一步处理我，反而保护了我。我想：因为这条指示就是他向我们传达的，他也有责任。假如当时有人要整我的话，擅自发表毛主席指示的罪名可就大了！张春桥考虑了一下说：“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过几天，重新请毛主席审定。”果然，到了十月九日，这条毛主席最新指示，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整理，经毛主席审定，修改成为： 　　“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原来指示中的“无条件大联合”被改成“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把这条“最新指示”写入北京日报社论，由新华总社再一次向全国发布，悄悄地纠正了文汇报的提法。 　　闯了这个祸，我终于懂得：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从开始讲话到发表，有一个不断修改、不断推敲、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自己乱作决定，在报纸上随便刊登听来的“最高指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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