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看准目标，持之以恒” 　　诸葛亮《勉侄书》中云：夫当志存高远，他在给其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亦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父亲曾多次抄录以自勉并在给我的信中提及，他自己身体力行，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楷模。做为医生，病患将自己健康甚至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人命关天， 责任不可谓不大。 中国古时即有“济世救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美国医学教育家奥斯勒对医学专业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一致的行业就是医学，无论在何处，医学所遵循的规矩相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这样的普世一致性正是医学的最大特色，它是法律所没有的，也是教会所没有的，即使有，其程度也有所差别”。 　　父亲自幼，特别是从进医学院起，即怀抱着极大的学习热忱，有成为一位好医生的强烈追求和愿望并付诸行动，“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自律，勤奋，坚持不懈，目标始终如一的探索和努力，他是一辈子的践行者。 　　在我的幼年记忆里，父亲就有做卡片的习惯，不论是读专业书，还是读文献；不管是查房的病例，抑或是会诊的病人，他都会做成卡片，分门别类，按年按病编号存入卡片柜内，并经常回顾翻阅复习。这当然是十分繁琐和费时的，但他却乐此不疲。古人云：“温故而知新”，“不动笔墨不读书”，父亲正是一辈子实践古训的典范，当然，这种知识的积累对他日后教学，撰写医学论文和专著的助益也是很大的。华罗庚教授曾在他人赞许其为数学天才时说：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学海无涯，在向科学高峰的攀登上，在成为一位好的医务工作者的道路上，没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心无旁骛的艰辛努力，是断然没有可能的。 　　五，六十年代，父亲订过很多种医学期刊，除了中文的《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还有《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以及几种英文和俄文的医学期刊，文革结束后，他作为《中华内科杂志》编委，《中华消化病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世界胃肠病学杂志〉等杂志的副主编或顾问，可获得免费赠刊，他除及时翻阅浏览，做摘要之外，每到年底，都将一年的期刊装订起来， 放进书柜，以备查阅，在五，六十年代，他是自己装订，有时会拉我帮忙，文革以后就送出去找装订社装订了。他还定时在周末去医院和学校的图书馆，查阅文献，了解本专业在其它国家的进展。 父亲常常对我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书和杂志都买到家里，要好好利用图书馆，不止满足于浏览，还要做摘要，好脑瓜不如烂笔头，作为医生，不能只会读书，要多读书，同时要多看病人，每位病人不可能同其他病人完全一样，所以，医疗工作是不单调的，但是，医生面对每一位病患的同时，也必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十来年前，我回国到重庆三医大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到西安探亲，看到父亲仍坚持每周一次出专家门诊，早晨一大早就出门了，中午壹，两点钟才回家，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了，我觉得他太辛苦， 就劝他以后别上门诊了，他很郑重地对我说：做医生怎能不看病人，不重视临床工作，不能解决病人的痛苦，就不配做医生。俄罗斯著名作家契柯夫是一位医生，他曾在医学院毕业前说“医生是我的职业，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但终其一生，他并没有怎麽从事医疗工作，主要进行文学创作。但他很看重自己的医学背景，他曾送给俄国文豪高尔基一支笔，特意署名：契柯夫医生。父亲把行医（包括临床工作，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更作为崇高的责任，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爱， 付出和奉献。 　　父亲记日记几乎一辈子（文革中断了几年），读医学院，参加川西边疆服务团，抗美援朝，赴前苏联进修，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到美国莱纳斯-鲍林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不论白天多忙多累，晚上，即使到了深更半夜，他也会伏在灯下，像小学生做功课一样写日记。有时参观了名胜古迹或博物馆，他还会查阅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他写的日记时时会夹杂一段段的英文，我读他的日记时，常常会不胜唏嘘感慨: 自己读到的不仅是文字，事件的记录，感受与思索，更读到自省，自奋，对己严苛终身，持之以恒地做事，做学问的态度和精神。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父亲就常领着我剪报，将报刊登载的好文章剪下来，分门别类，贴到过期的大画报，如《人民画报》上，有历史，诗词，散文，游记，人物等等，由于好的文章很多， 过不久就将一本画报贴满了，一年下来，总会有十多本剪报，我常常饶有兴致地翻阅，从中获得不少乐趣，也增加了很多课外知识。 父亲也有自己的剪报本，不大，类似小笔记本，除了从报刊上剪下来的他喜欢的诗词，文章，也抄有自己写的一些诗词。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 大概在五十年代后期，人民日报副刊版上一篇文章介绍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时我们一起剪报，看到这篇就细细读了一遍。二次大战中，戴高乐领导法国军队为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他是一个很有主见和具有钢铁意志的人，不幸的是， 他有一个轻微智障的女儿，他对这个女儿极为关爱，为了怕她受到刺激或歧视，他极少带她到公共场合， 甚至为此取消了自己的一些社交活动去陪女儿。当她青少年早逝时，戴高乐十分悲伤，在她的葬礼上，他感叹说：现在，她同所有的人都一样了。他还留下遗言：过世后，将自己埋在这个女儿的身旁。这位有着刚毅冷酷外表的将军， 其实有铁骨柔情的另一面 。 父亲读到这一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低迴许久，十分动情地对我说，这就是父爱 。当时， 他还背了一首鲁迅的诗：“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兴风狂啸者是老虎，小於菟则指小老虎，以此来抒发他的感触和联想，这件事成为我脑海中永久的记忆。 　　父亲的远见 　　在前几篇回忆中，我描述过六零，六一年，我刚上初中时，父亲安排我和毓森弟弟在周末到城里东厅门张瑞麟先生家与张先生的两个外甥王千里和王大可一起跟张先生学习《孟子》。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环境中，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既看到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远见，更体现了他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体认和坚持。此后，每当我跟朋友， 同学谈到自己在十来岁时学过<孟子>时，他(她)们都极为惊讶和感到不可思议。回想四九年以后国内一直将儒学作为落后甚至是反动的，在文革时期，将孔庙，孔林捣毁，从最高领导人到百姓民众都将孔夫子污蔑为孔老二， “名高实秕糠”；近期，习大大又多次正面肯定儒学的积极意义，确让自己感慨万千。 　　四九年后，国家政策的“一边倒”—-倒向苏联，在教育，科技和学术界也掀起仇美，反美的浪潮，如在遗传学，美国科学家摩尔根的基因学说是错误的，反动的；苏联的米丘林， 李森科的学说是科学的，正确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 这种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诞，反科学，黑白颠倒的理论和政策竟然在华夏大地肆虐了近二十年. 连带着英语也不能学，不能教了，因为说，用英语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们的语言也具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性质，故我们只能教，学俄语—无产阶级的语言。 五，六十年代全国所有的中学， 大学基本上都只教俄语，只有少数学校例外，连原来学英语，教英语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改学改教俄语了。 父亲很了解英语的重要性，应用的广泛性是俄语无法比的，特别是科学文献绝大部分是英文的，他非常希望我们从小把英文底子打好，为此，在我小学毕业时，他曾专门到市教育局了解哪所中学教授英语，令他十分失望的是，当时（1961年）西安没有一所中学教英语，结果我从初一到高三学了六年俄语，至今，除了同志，谢谢，再见等几个单词，所有以前学的我都还给老师了。 　　文革中的一九七三年，中央卫生部组织了一个肿瘤代表团参加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抗癌联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肿瘤预防大会，这是建国后第一个参加世界肿瘤大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医科院肿瘤所和肿瘤医院的李冰所长任团长，吴桓兴院长任副团长，团员有十来位，包括协和医院消化科主任，后来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比父亲低一班的大学同学，全球首创食道拉网检测早期食管癌的病理学家沈琼教授等，部队系统的有两位：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胸外科主任黄孝迈教授和父亲。当时，国家经济情况很差，除了置装（回国后西装上缴），整个行程，每位团员发七美元零用钱。回国后，团员有一点特权可以到友谊商店（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一点“洋货”， 父亲别的甚麽都没买，只买了一套英国出的英文教学课程的书和唱片《灵格凤》，这在当时市面上是看不到的，他希望我们利用这套教材，把英文早些学起来。七四年初，我从部队复员回到西安，在上班前的一段时间，去重庆探望父母，看到了父亲买的《灵格凤》教材，在他的鼓励下，开始了从ABC的英语学习。回想起来，感到惭愧和内疚的是当时对它的重要性仍认识不足，下得功夫不够，直至若干年后，才对父亲的良苦用心和远见有了更深的感受和体会。 　　美国化学家莱纳斯.鲍林是唯一两次单独获得诺贝尔奬的著名科学家，父亲与他于七九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相识，父亲曾于八一年受邀作为以莱纳斯.鲍林名字命名的鲍林研究所的客座教授进行学术合作和交流。他在回国时，曾给我刚三岁的女儿茜茜买了一架显微镜（儿童和少年学习用的），他说他希望培养孙女对科学和微观世界观察的兴趣，这比买衣物或玩具更有意义。在茜茜日后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还手把手教她如何调焦距，观察镜下的组织切片和微生物。2000年，茜茜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考入医学院，一个周末，我到医学院给她送东西，她陪我参观她们的病理实习室，看到她用显微镜观察病理切片的那一刻，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父亲坐在那个当年的小姑娘身旁，教她使用显微镜的那一幕。 　　学选叔叔五七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份子”，遂即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二十二年，直到七九年胡耀邦力主为当年五十五万“右派份子”平反，算是彻底摘掉了把他打入另册，成为阶级敌人的帽子。叔叔天赋很高，聪颖好学，四岁上小学，十六岁高中毕业考入当年的同济医学院，因学解剖时害怕尸体，退学后，又考入西南联大，清华毕业，后调入解放初成立的哈军工，结果， 一场“反右”使他的事业和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父亲对叔叔有极深的感情，对他能在事业上获得大的成就有极高的期许，叔叔此次人生的横逆和遭际是父亲一生中最为痛彻心肺的事。叔叔在清华学化学，六十年代，哈军工的各系分别搬到全国许多个城市，成立了若干个学院，叔叔原工作的炮兵系搬到南京成为华东工程学院。叔叔工作时业务好，当年的领导和同事在他平反后力主将他调回，结果他成为学院极少数回到原单位工作的“右派”。父亲从美国回来时，花了好几十美元，给叔叔买了厚厚的一本当年的《美国化学年鉴》。我记得，母亲看到父亲的箱子里这麽厚，这麽重的一本书，有点埋怨，主要是心痛父亲，父亲一脸严肃地说：学选刚回到学校，重新开始教学，科研，他的知识须要更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希望能给他创造些条件，使他尽快赶上，补上这二十多年造成的差距…….后来， 我听说叔叔很好地利用了这本书，对他的教学等工作助益很大，父亲的良苦用心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毓京2015-2 于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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