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_中国古代文献～集部_348号馆文选__日知录

卷十八（三）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传》：“绍圣中，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好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读宗庙，脾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盖已不可究。质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辑而存之，岁久必致沦失。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招绅之祸无一得免者。“天启中，篡辑《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则後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以胜之。且如《要典》一书，其言未必尽非，而其意别有所为，继此之为书者犹是也。此国论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崇帧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准绳乎？ 　　 　　○密疏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对，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後《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从之。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後，重为奋笔之文，追遗议于後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 　　 　　○贴黄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至。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辞。崇祯帝英年御宇，厉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数月之後，颇亦厌之，命内阁力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犊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後，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记注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後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後，大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惟奏辞见二事。其後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旧唐书。姚踌传》：“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後，谋议皆不预闻，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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