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_中国古代文献～集部_348号馆文选__顾亭林诗文集

出版說明 　　 　　顧炎武，江蘇崑山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他出生在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十四歲時，與同邑友人歸莊參加當時東南一帶進步的知識分子組織－復社。他十幾歲時，就開始閱讀當時的邸報。二十七歲秋試被黜，他「退而讀書」，輯錄古代史書中關地理沿革的記載，並參考各地郡縣制書以及章奏文冊之類的材料，結合他那時代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開始寫作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這兩部書，前者著重於記述地理形勢和山川要塞，後者詳細地紀錄了各地疆域、形勝、水利、兵防、物產、賦稅等資料。他自己說：「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天下郡國利病書序，文集卷六）可見他的學術活動一開始，就與社會政治和愛國思想密切聯繫的。 　　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渡長江，顧炎武在蘇州參加了抗清戰爭。戰爭失敗後。他的友人大多犧牲，他自己也幾及於難。他的嗣母王氏是一位有民族節操的女子，崑山城破以後，她絕食自殺，留給兒子的遺訓是「誤為異國臣子」。顧炎武深切的體驗到民族壓迫的慘痛。這時他寫下了像秋山、千里等充溢著愛國的熱情壯烈的詩篇。 　　他的愛國活動受到當地漢奸地主、土豪劣紳的迫害。為了避免迫害，同時也為了更廣泛地結納各地的抗清志士，觀察中原一代的地理形勢，以謀求恢復明朝的根據地，進行深入、隱蔽的反清鬥爭，他遂於一六五六年隻身北上，來往於山東、河北、山西、陜西一帶。 　　顧炎武奔走南北，擴大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生活經驗，而他的學術研究也更與現實密切結合。全祖望在庭林先生神道表中曾說：「凡先生之遊，以兩馬兩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訪肆中發書而對勘之。」他的昌平山水記、營平二州史事以及日知錄等書，大多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成的。 　　他在北方結識了像王弘撰、傅山、李顒等愛國學者，並數次在謁昌平的明十三陵和南京的明孝陵。他的活動受到清朝統治的注意。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二月，他曾因山東姜元衡的告訐入獄，後因李因篤、朱彝尊等人的盡力營救，才得釋放。清朝統治者又逼迫他修明史，他毅然拒絕，曾和朋友表示，如果真的強他出仕，就準備「以身詢之」（與葉訒菴書，文集卷三）。他在詩中不止一次說到：「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猶著花。」「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他抗清意志，至老未衰。 　　顧炎武本名絳。清兵破南京，他志存恢復明室，更名炎武，字寧人；又因避仇人陷害，也用蔣山傭的名子。世人也尊稱他為亭林先生。 　　顧炎武是我國十七世紀的一位傑出的愛國活動家和具有進步主義的啟蒙學者。十七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的內部，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那時出現了一些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哲學家。顧炎武雖然沒有像與他同時的王夫之那樣有較深刻的唯物主義思想，但他的世界觀是緊緊順著唯物主義的方向的，而且在認識論上有很多唯物主義的好解釋。他反對宋明以來讀書人高談「性」「命」之學，著重攻擊了那種脫離實際的「用心於內」的主觀唯心論，這正是當時唯物主義思想家反對中世紀玄學門爭的一部分。他說：「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我弗敢知也。」（與友人論學書，文集卷三）他嚴正地指出這種「游談無根」的「理學」使得廣大知識份子遠離實際生活，漠視民間疾苦，漠視國家和人民遭受的嚴重災難，這正是唯物主義戰鬥精神的光輝和表現。 　　顧炎武的方法論也是他思想中的精粹部份。他的方法論主要特點，即是注重實際調查和確切的憑據，主張辨別源流和審核名實，做學問貴於有獨創之見，反對因襲和依磅傍，重存疑，不盲從，反對死鑽書本，而注意於「致用」和「當世之務」。如他輯營平二州史事，說宋朝所以屢敗於金，就是因為不講究邊防形勢（見營平二州史書序，文集卷二）。而他所提出的「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答徐甥公肅書，文集卷六））這一點，現在對我們還是有所啟發的。 　　顧炎武非常稱道那充沛著民主主義思想的民夷待訪錄。黃宗羲在這部書中多方面地批評了封建制度，著重攻擊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弊害，把封建君主說成「天下之大害者」。顧炎武在郡縣論中也說：「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他的民主思想又表現在他對於當時一些經濟政策的抨擊上。他的錢糧論作於清初。清出陜西關中一帶的田賦，是向農民徵收銀錢的。顧炎武並非不主張用銀，但他認為應當照顧各地的具體情況。關中交通不便，本來就缺乏銀錢，銀少錢貴，農民必須以低賤的價格把糧食賣掉，換取銀子，再向官府繳納。這就勢必造成榖賤銀貴的現象，農民受到官商的雙重剝削。錢糧論中說：「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榖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他在這篇文章中，從歷朝經濟政策得失的考證，論列了明清兩代田賦制度的不合理狀況。 　　他反對科舉制度，他認為八股取士並不能選拔出真正有用的行政人才，相反的，當時卻產生了一大批生員。據顧炎武統計，那時全國生員的數目，不下五十萬人。他們屬於寄生的階層，平日勾結官府，武斷鄉曲，給人民帶來很大危害。他認為應當廢除生員制。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因為封建官僚的大部分，正是通過科舉考試而從生員中選拔出來的。但是儘管如此，他對於把八股科舉所造成的種種弊害的攻擊，卻是進步的。 　　當時的一些啟蒙學者，他們雖然憧憬未來，但對歷史的遠景懷著信念和幻想，但由於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上很幼弱，封建勢力仍很強大，在這些學者的理論中還不能擺脫舊時的傳統思想的束縛。如如顧炎武本人反對八股，重視「流品」，主張恢復古代的所謂「清議」，以辟召代替生員制，殊不知這實際上還是對鄉紳有利。作為啟蒙者的顧炎武，當然也和其他啟蒙者一樣，他們雖然同情農民，卻並不同情農民起義。這也是當時一般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局限和階級局限。 　　明清之際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是帶著批判的精神出現在歷史舞台的。他們用理論探討的方式，批判地總結了前代的政治、學術思想，攻擊了為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正宗思想和占統治地位的唯心主義。顧炎武有關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等的著作，即是依據實際的考證來倡導「當世之務」。清代乾嘉以後的學者，他們逃避政治，遠離社會現實，看不到顧炎武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經世致用」，而僅僅發展他考據的一面，推他為清代漢學的「開山祖師」，卻不是他學問成就的主要之點。 　　顧炎武的詩歌表現了他愛國思想和堅持民族氣節的崇高品格。他的京口即事、秋山、精衛等詩，熱烈歌頌了廣大人民反抗清朝統治的英勇鬥爭，充滿著樂觀的英雄氣慨。在明末清初的詩壇上，他與陳子龍、夏元淳、屈大均等都是著名的愛國作家。 　　在文學批評方面，他極力主張文學要有內容，他推崇白居易和元九書所說「文章要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以為是「知立言之旨者」（日之錄卷二十一「作詩之旨」條）。他認為文學是發展的，後人不應一味摹倣古人。他批評一位朋友的詩說：「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與人書十七，文集卷四）這些文學主張，都是有進步意義的。 　　顧炎武的詩文集，都是他死後由吴江潘丰編刻的。在清朝統治者的嚴厲壓迫下，潘氏編刻他的作品，顧忌很多，自不得不有所竄改和刪削。此書文集部分我們請華忱之先生作了整理，除就刻本標點校勘外，又增進了蔣山傭殘稿及佚文輯補。詩集部分，是編輯部同人整理的，添加了根據傳鈔原稿本及從別處輯得的一些佚詩，也請華忱之先生審訂了一遍。這可說是現存亭林詩文集中較為完備的一種，特印行以供讀者。 　　中華書局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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